抗战时期，叶公超刚赶到上海不久，就被日本人拘捕。在狱中，日本人7次用刑，逼他说出毛公鼎的去处。差点丧命的叶公超，嘱托家人，设法仿造了一个假鼎，交出去了事，才保了一命。
毛公鼎自出土后，它的收藏历史同这件国宝一样，非同寻常。
1843年，毛公鼎在陕西岐山一个村民家的地里挖出来，没多久，就有古董商闻名而来。几经易手后，1852年，收藏家陈介祺花了3年的俸禄1000两买了下来。
按照清律，凡秦汉以上文物，均应由宫中收储，臣民不得私藏。毛公鼎是西周晚期的青铜器，作器者为毛公。
清末时期，这条律法已经不再受人重视，但陈介祺还是不敢掉以轻心，一直秘密收藏，不给外人看。就这样，毛公鼎在陈家放了50年，包括陈介祺死后20年。
毛公鼎其实外形普通，精美程度跟很多其他青铜器也不可媲美，它之所以珍贵，就在于鼎内的铭文。毛公鼎内有497个字，是青铜器铭文中最长的，铭文的内容分为7段，讲述了周宣王即位后请叔父毛公打理政务的事。
陈介祺收藏后，对鼎内的铭文，亲自拓片，请专家做释文，更确定了毛公鼎的身份和价值。
陈介祺去世后，他的收藏由三个儿子继承，其中，毛公鼎分给了老二。两江总督端方倚仗权势，带人到陈家，强行以1万两买鼎，对老二说：限三日内交鼎。
几年后，端方去世。端方的女儿出嫁时，想要拿毛公鼎做陪嫁，但男方不敢接受。端家就将毛公鼎抵押给了银行，押得了3万两。当时，有个外国人想出5万美金买鼎，端家嫌钱少，不肯卖。
及至1930年，毛公鼎又迎来一位收藏家。
当时，银行清理，急于处理毛公鼎，收回押债。毛公鼎已经抵押快20年，连本带利，已经约10万了。作为国宝，本应由故宫博物院收购，但院里没有经费。美国人、日本人都对毛公鼎虎视眈眈。
民间很多人都在呼吁保护国宝，时任广东财政部长、交通总长的大收藏家叶恭绰也是其中一人。
叶恭绰不想国宝流落海外，劝说国内有实力的人买下。但不想，流言蜚语传开，说叶恭绰就是想在中间捞好处。
一气之下，叶恭绰变卖了手上很多文物，自己把毛公鼎买了下来。毛公鼎来到叶家，先是放在他天津家里，后又移到上海的懿园中。
抗战中，叶恭绰前往香港避难，但日本人找上门，胁迫他当伪交通总长。他称病拒绝，每天不出门，生活在日本人的监视下。在香港不安宁，上海的后院又起火了。
叶恭绰留在上海的姨太太，因财产问题闹起了纠纷，将毛公鼎的藏处捅给了日本人。这下，闹得日本人隔三差五就跑到懿园搜查。
听说消息后，远在千里之外的叶恭绰万分焦急，马上拍了一份电报到昆明，给他的侄子叶公超。他叫侄子赶紧去上海，去保护毛公鼎，避免落入敌人之手。
叶公超当时是西南联大的教授，他立马启程到了上海，安顿好了毛公鼎。刚重新藏好毛公鼎，日本人又上门了，拘捕了他。
进了日本人的牢里，哪有好受的。日本人先后七次对叶公超用刑，逼问他毛公鼎的去向。叶公超不肯说，被折磨得命都丢了半条。
怕这样下去会扛不住，叶公超让家人赶快想办法，仿造一个鼎交出去。叶恭绰在香港也没闲着，多方托人设法营救。
假鼎交出去，日本人没有识破，叶公超的性命好歹算是保住了。出来后，叶公超赶紧将毛公鼎转移到了香港，交到叶恭绰手上。
抗战胜利前，叶恭绰带着毛公鼎回到上海。此时，庞大的叶家全仰仗他一人养活，而他早在抗战前，就已经退出政界了，经济实力大不如从前。10余年下来，全家人坐吃山空，还有好几个子侄在外留学。
力不能支，叶恭绰只好靠卖文物度日。卖着卖着，毛公鼎也保不住了。眼看抗日胜利大势已定，上海商人陈永仁愿意买鼎，并承诺抗战胜利后捐献给国家。
1946年，陈永仁如约将毛公鼎献给了当时的南京政府。两年后，毛公鼎和众多故宫文物珍宝，一起抵达台湾，存放在台北故宫博物院。
毛公鼎内的497个铭文，不仅是一段颇有价值的历史材料，也有很高的书法艺术价值。晚清著名书法家李瑞清曾说“学书不学毛公鼎，犹儒生不读《尚书》也”。在百年的辗转中，毛公鼎留在了我们国土之上，带我们窥见一个时代的文化瑰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