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节选自《中国经济增长的关键：科技创新与新基建》，作者屈宏斌、宋陕珊。
在全球创新的崛起中，我国因发展速度快且规模巨大而不容忽视。从发展的意义来看，作为一个中等偏上收入经济体（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1万美元），中国仍处于学习阶段，许多企业在各自行业也仍处于“追赶阶段”。
但不可否认的是，我国企业一直在推动着创新，未来无论是制造业向价值链上游攀升，还是诞生经济新增长动力，我国都将依靠企业创新继续发展。
从经济意义上讲，在一个本质上仍然是“追赶型”的中等收入国家身上，能够见到这样日新月异的发展状态，着实值得举世瞩目。
在发展的过程中，中国的创新发展是迅速的，创新的活力是非凡的，但创新对经济的重要性却被大大低估。
在这篇文章当中，笔者将探讨推动我国创新的主要因素。
01
规模经济
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展现出了超大规模经济的竞争优势，城市化进程让规模经济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
城市经济中，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兴起与农村过剩劳动力之间的差距，推动了我国几十年的城市化进程，带动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助力大城市崛起。
如今，我国有3个城市的人口超过 2000 万（与罗马尼亚人口相当），10 个城市的人口在 1000 万（与瑞典人口相当）到 2000 万之间，74 个城市的人口在 500 万到 1000 万之间，173 个城市的人口在 100 万到 500 万之间（见下图）。
城市化迅速发展，有助于推动规模经济的实现
数据来源：CEIC
大城市有数以百万计的城市消费者，这意味着公司一旦创新成功，就可迅速获得丰厚的回报。不仅如此，我国还拥有全球最多的互联网用户基础，根据互联网世界统计（IWS）的数据，截至2020年第一季度，中国、印度、美国互联网用户数量分别排名全球前三（见下图）。
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的数据，截至2020年12月，中国互联网用户数达到 9.89 亿，其中手机网民规模达到 9.86 亿（超过 99%）。
我国互联网用户数量达全球最高
数据来源：IWS
最能体现这种竞争优势的要数 BAT，也就是百度、阿里巴巴、腾讯这 3 家互联网巨头的崛起。
十几年前，这 3 家互联网公司还只是面向小众市场的小型公司。根据麦肯锡 2017 年 8 月发布的报告《中国数字经济：全球领先力量》，阿里巴巴旗下的购物平台淘宝网用了8年时间才获得1亿用户，支付平台支付宝用了 5 年时间，而直播平台只用了 6 个月；腾讯的即时通信软件 QQ 用了 12 年时间才获得 1 亿用户，而多功能社交媒体平台微信只用了 18 个月，支付平台财付通只用了不到 1 年，微信红包则仅仅花了几天时间。
随着越来越多的公司利用中国市场这一独特的竞争优势，走向商业化道路的步伐日益加快，大量互联网公司也随之受益。
02
融资生态系统与供应商网络
我国的创新取得进展的另一个原因是其特有的生态系统。与规模经济一样，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与我国市场规模庞大有关，但它推动创新的方式有所不同。这一生态系统主要包含两个方面：融资和供应商。
根据投中研究院（china venture.com.cn）数据，2018 年 VC／PE（风险投资和私募股权）投资规模达到 2465 亿美元，2019 年略下降至 1832 亿美元。
规模不断增长的风险投资行业是中国多元化金融体系的一大特色。传统的银行体系主要是为国有企业融资，而更具活力和生产率更高的私营部门则以其他各种方式获得融资。一些企业从信托公司等高利润贷款人那里借款，但越来越多的人则从上一代成功的私营企业手中获得股权融资。
在未来的几年里，金融创新和风险资本的杠杆作用仍将存在，且融资将越来越多地扩展到其他行业。时至今日，从电子商务到硬件，再到卫生部门，风险资本的身影已随处可见。
根据投中研究院数据，2020 年，“新基建”、医疗、IT 信息化、互联网、新能源汽车等成为最热投资赛道。以医疗健康领域为例，2020 年 1～11 月中国 VC／PE 投资该领域规模达到 241.2 亿美元，较 2019 年全年增长 60%；同期，新能源车领域获投超 81 亿美元，其中，小鹏汽车、威马汽车、理想、蔚来等企业最受青睐。
生态系统效应的另一个方面——供应商系统，也至关重要。根据 2018 年全国经济普查数据，我国制造行业拥有 327 万家公司，从业人员总数超 1 亿，雇用了 900 万工人；仅通信设备行业从业人员就超 1000 万人。电气设备、通信、计算机和运输设备的零部件供应商数量之多，有助于形成一个完整且具有竞争力的供应商网络。
事实上，美国和日本虽本身都是大型制造业经济体，但与中国制造业网络的庞大规模相比，则相形见绌。
中国制造业企业数量远远高于美国和日本的总和。尽管中国的工资增长速度更快（现在或已超过其他几个新兴市场国家），但仍然比大多数成熟的制造业经济体低廉。
我国劳动力成本仍然具有竞争优势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美国统计年鉴，
日本财政部
我国能有巨大而持久的劳动力优势，得益于城市化进程不断地从农村地区吸收剩余劳动力。这些“农民工”构成了一支庞大、灵活、流动性强的劳动力队伍，他们对工作具有一定的黏性，易于培训，甚至可以与自动化制造进行灵活配合。
03
教育和基础设施
人力资本和基础设施资本也是重要的助力。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我国的教育水平稳步提高，这一部分要归功于国家提高中学入学率的政策。
Barro-Lee 数据库显示，中国的高等教育入学率于 2006 — 2015 年已经翻了一番。根据全国人口普查数据，2020 年我国 15 岁及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 9.91 年，比 2010 年提高0.83年，其中 16～59 岁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了 10.75 年，比 2010 年提高了 1.08 年。
劳动年龄人口中，高中及以上受教育程度的人口占比为 43.79%，比 2010 年提高了 12.8 个百分点；大专及以上受教育程度人口占比达到 23.61%，比 2010 年提高了 11.27 个百分点。竞争激烈的教育体系和对教育的大量投资，推动了我国教育质量显著提高。
政府和民营企业不断增加的研发支出，证明了劳动力素质提高的重要性不容小觑。根据WIPO的数据，我国在研发支出方面排名前三的企业，总研发支出达到 43 亿美元，这使我国在企业驱动型研发支出国中位列第 6。研发巨头，例如电信企业华为，进行了大手笔的招揽人才和研究创新工作。2019 年，华为斥资 1317 亿元投入研发，其也是专利创造数量的佼佼者。
除了软技能，提高连通性也有助于创新，因其可使公司更接近客户和供应商，并降低一部分成本（如运输、物流等）。每一个指标都衡量一个特定的基础设施能力。以铁路密度的衡量为例，2015 年我国每 1000 平方千米的土地有 0.70 千米的铁路，而美国有 2.5 千米，若以美国为 1，则中国的相对值为 0.28。
在过去 20 年里，我国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在航空旅行和能源方面，已经超过了“新兴亚洲”的平均水平，但仍然任重道远。
物质性基础设施建设已经走过了漫长的道路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
虽然有人认为，我国消费者和企业已经跃升到移动数字时代，但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设仍然是必要的，这可以帮助普通企业提高效率，并刺激更广泛的创新。
04
政策扶持
最后一个因素来自政策扶持。有些观点认为，创新需要政府采取“不干预”的方式，但学术界对创新的讨论愈发强调国家政策支持的必要性。
相关文献的研究结果显示，美国政府对许多行业的早期投资都推动了创新，而且政府支持力度在过去几十年中大幅增加；此外，政策扶持对新兴市场创新发展的影响很大。
尽管发展后进国家曾经用来实现高收入地位的许多关键政策，现在已经不被世界贸易组织所允许，但是政府现在仍然具有一定积极政策的空间，特别是在支持培训、研发和能力建设方面。
当然，政府可以发挥积极作用，并不意味着国家的力量可以代替民营企业。事实上，由于民营企业对不断变化的市场动态具备高度敏感性，能快速识别新机遇，它们仍然是创新驱动型增长的最重要推动者。
但是，二者并不冲突。政府通过产业政策的因势利导，可以帮助企业发展，这在当今这个竞争激烈、发展速度史无前例的经济全球化环境下尤为重要。
近年来，许多学术研究认为，全球化使发展中国家更难摆脱中等收入陷阱，这就意味着明智的、具备高度战略意义的政策设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
过去十几年里，我国政府通过大力投资教育、改善人力资本和物质性基础设施，不遗余力地支持创新发展。这些投资通过追赶式增长，提高了生产率。
近几年，政策重点则放在了通过减少对人才自由的约束以鼓励创新。“十四五”规划中，科技自立自强成为政策重点，也提出了促进科技发展的具体措施，其重点关注的领域包括人工智能、量子计算、半导体、神经科学、生物技术、医学、地球和太空探索、网络通信（5G及以上）和现代能源。
现有产业的数字化应用也是一个重点，到 2025 年，数字经济的贡献将达到GDP的 10%。在数字化领域，重点发展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IoT）、工业互联网／智能制造、区块链、人工智能和虚拟现实。
中国的快速发展来自于其所拥有的巨大潜力，非一日而成的生态系统普及和基础设施建设，更离不开政策方面的全力扶持。
在未来，如何读懂中国经济增长的关键？双循环背景之下，中国经济的机遇又在何处？ 宏观经济不仅关乎国家命运，也深刻影响着我们每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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