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潘彩霞
朱彦夫是幸运的，在70年前的长津湖战役中，他成为“250”高地争夺战中唯一的幸存者；
朱彦夫是不幸的，昏迷93天后醒来时，他已无手无脚，重度残疾。
那年，他只有18岁。
绝望过，颓废过，挣扎过，最终，他站起来了。
01
1933年，朱彦夫出生于山东省沂源县张家泉村，童年时，父亲被日本人杀害，他跟着母亲四处要饭。14岁，他参加了华东野战军，南征北战中，因为作战勇敢，16岁火线入党。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所在部队受命入朝。1950年12月初，他们抵达长津湖地区。穿着薄棉衣，啃着冻土豆，在零下几十度的严寒中，志愿军在尺余深的积雪中艰难行进。经过几天昼夜不停的急行军后，他们到达250高地，任务是：阻击美军陆战一师。
美军物资充足，装备精良，而此时的志愿军部队，全连已经断粮两天了。
为了迎接战斗，连里下达了命令：“打开棉被吃棉花！”
战士们顿时面面相觑，作为班长，朱彦夫率先拔出刺刀挑了一块棉花送进口中。可是，棉花粘在嗓子里，喉头痛痒，难以下咽。趁他不注意，战友杜玉民俯身抓起一把雪，不由分说塞进他嘴里。
就着这把雪，朱彦夫把棉花硬吞了下去，随后，他不忘打趣：“棉花就白糖，越嚼越香。”
杜玉民也嚼了一块棉花，同样，他也被噎住了，脖子一梗一梗地，一边使劲往下咽，一边含混地说：“这东西比牛肉干还扛消化，弄上点，三天甭吃饭了！”
战友们被他逗乐了，都纷纷嚼起了棉花。杜玉民也是山东人，平日里诙谐幽默，按名字的谐音，大家都喊他“杜鲁门”。
彻骨的严寒中，战友们拥抱着相互取暖。谁也没有料到，那顿棉花餐，成了他们最后的晚餐。
当天夜里，美军借着浓雾偷袭，志愿军早有准备，作为班长，朱彦夫更是带领战友守住了主阵地。
可是很快，他们迎来生死考验。第二天上午，敌机又开始轰炸，前沿阵地不断丢失。趁着炮火停歇的间隙，朱彦夫找到了奄奄一息的指导员。
生命最后时刻，指导员郑重托付：“你若活下来，要把战士们的壮举照实记录成文，传给后人，这比牺牲更有价值。”
尽管生死难料，尽管自己一天学都没有上过，但在那个特殊时刻，朱彦夫只有答应。
美军新一轮的攻击开始了，炮弹劈头盖脸地飞进阵地，战友们相继牺牲。黄昏时，只剩下了朱彦夫一个人。冲着美军，他猛烈开火，直至打完全部弹夹。就在这时，一枚手榴弹落在身边，他的身体飞起来又落下去，当一块肉乎乎的东西滑到嘴边时，饥饿难耐的他本能地吞了下去，那是他的左眼球。
“死也不能做俘虏”，趁着最后的意识，朱彦夫翻身滚下山沟。
再醒来时，是93天后，他已身在长春第三军医大学附属医院的病床上。经历了47次手术，人，活过来了，只是，他成了一个“肉轱辘”：无手无脚，断腿残臂，左眼失明，体内还有7块弹片无法取出。
朱彦夫万念俱灰。他偷偷攒安眠药，后来被照顾他的护士发现了；他想用半截双臂爬上桌子跳窗，睡梦中的病友被惊醒，一把扯住了他的衣领。
护士流着泪说：“你一口一个姐姐叫我，你执意这样，你对不起我这个姐姐啊！”
医院的马政委火冒三丈：“为抢救你，你知道输了多少血吗？你还算个党员吗？你可是举起拳头宣过誓的人！”
朱彦夫举起残臂，那上面，没有拳头。马政委一把抱住他，两个人泪流满面。
哭完了，朱彦夫开始学着自立，上百次的练习，能自己吃饭了；上千遍的训练，会安装假肢了，两个月后，他站起来了。
02
“虽然成了‘肉轱辘’，可我依然是个战士！不能为国效力了，但绝不能再给国家增加负担。”1955年，朱彦夫决定：放弃特护待遇，回家。尽管，家乡是有名的“讨饭村”。
用残臂夹笔，他在日记本上写下八个字：“与其腐烂，不如燃烧”。
不顾院长劝阻，朱彦夫执意回到家乡。为了不让母亲担心，他独自住在一间小破屋里，自己苦练生活技能。因为条件艰苦，不久，伤口复发了。他熬着、忍着，直到一场大雨后，时任沂源县民政局局长的武宪德跨进他的家门。
在武宪德安排下，朱彦夫被送进医院，这个重度残缺的身体，引得路人纷纷侧目。这其中，就有一位叫陈希永的姑娘。她是日照人，当时在医院照顾生孩子的姑姑，巧的是，她的姑父，正是武宪德。
从姑父那儿，陈希永知道了朱彦夫的故事，她一边听，一边泪水涟涟。从此，心底有了莫名的牵挂。
朱彦夫出院回家了，有一天，陈希永跟着姑父去看望他。身材修长，眉清目秀，青春正好，看到这个突然造访的姑娘，朱彦夫的脑海里，立刻出现了护士姐姐的身影。
原以为，她只是出于对英雄的崇拜而来，没想到，她生出了照顾他的想法。父母反对无效，穷山沟也没有吓退她，只要有空，她就经常来看望他。随着了解增多，两人也谈得越来越投机，1955年，他们结婚了。
那年，朱彦夫22岁，陈希永21岁。多年后，儿女们曾问陈希永：“你选择父亲，是出于崇拜，还是出于同情？”她说：“都不是，我看了他一眼，就放不下了。”
妻子善良贤惠，朱彦夫做梦都没有想到，幸福会如此眷顾自己。自家的生活有了希望，可是家乡的贫苦深深刺痛了朱彦夫，张家泉村四面荒山，地薄土稀，农民们吃不饱饭，有的还要靠外出讨饭为生。
“我十六岁入党，是党培养、教育了我，虽然我没手没脚，但有心有脑，哪能袖手旁观？”脱贫先脱盲，朱彦夫说干就干。
靠着自学的文化，他开图书馆，办夜校，为村民扫盲。两只断臂夹着粉笔，没写几个字就大汗淋漓；两里远的路程，他撑着拐杖、拖着17斤重的铁腿风雨无阻。在泥水里摔过，在雪地里滚过，换来的成绩是，有一百多人学会了写信、看书、算账，包括后来村里的会计，都是夜校毕业的学员。
只有24岁的朱彦夫，让乡亲们彻底信服了，他被推选为村支部书记。
然而，谈何容易，别人弯个腰就能做到的事，对他来说，都需要伤筋动骨。更何况，是要带领这个“讨饭村”脱贫致富。
走出家门，朱彦夫用仅剩的右眼巡视着，规划着。他首先把目光盯在几道大沟上，可当他提出“沟上填土造地，沟下建起涵洞”的宏伟设想时，大伙儿都面露难色。
“不干，沟还会一年年荒下去；整起来，就是咱村的粮囤子。讲困难，我这个残废都不怕，你们还怕啥？”朱彦夫的话，掷地有声。
当年冬天，全村人热火朝天地开工了。冬天过去了，春天过去了，祖祖辈辈荒着的沟，变成了一块块“小平原”。
“三沟两岭”相继改造完成后，朱彦夫又瞄上了荒山。有人劝他在家指挥就行，他说：“光蹲在家里，指手画脚能干好？我不当这种窝囊书记！”他要亲自踏遍每一座山头。可是，上山不易，下坡更难，假肢掉下来，他干脆挂在脖子上，并发明了四种走法：站着走，跪着走，爬着走，滚着走。
摸爬滚打中，新的蓝图已经在心中绘就：“山顶松树带帽，山下林果缠腰”。
这次，再没有人提出质疑，梯田、苹果园、花椒园……几年后，梦想一个个变成现实，而朱彦夫身上的伤，从来就没有断过。有人说他是钢人，是特殊材料的人，他说：“我就是个有血有肉的追梦人。”
血肉之躯，自然能感知疼痛，每当这时，朱彦夫就大声唱歌。在日记里，他写道：“呻吟和唱歌同样是声音，却天壤之别，一个是忧伤，一个是乐观，唱比叹好，笑比哭好，这是验证革命意志的试金石。”
自己是一名战士，他从未忘记。
荒山变成了良田、果园，水井有了，浇地的大口井有了，地活了，村子活了。
1971年，朱彦夫又开始为架电奔波。他远走上海、南京等地到处联系材料，假肢一装就是十几个小时，断腿处经常鲜血淋漓。为了省住宿钱，他卸下假肢当枕头，就睡在马路边。
整整七年，四万里行程，1978年，张家泉成为全县第一个通电的村子。
25年来，朱彦夫在沂蒙山挥毫泼墨，美丽画卷徐徐展开，用重残之躯，他托起了整个村庄。
03
1982年，一场大病之后，朱彦夫辞去村支书职务。养花种树之余，他经常受邀去作报告，讲的最多的，仍然是长津湖战役。
无数个夜里，他梦到战友“杜鲁门”，梦到连长、指导员，耳边又响起指导员的临终托付。
他决定了：写书！
妻子劝他，该休息休息了；医生警告他，再折腾下去，有生命危险。可是，他决定的事，谁也改变不了。
纸笔买来了，连坐了几天，朱彦夫一共也没有写出几行字。没有章法，不懂技巧，靠仅有的一点自学的文化，才开头就卡了壳。
正沮丧时，时任国防部部长的迟浩田将军来到沂蒙老区，他特地来看望朱彦夫。得知朱彦夫在写书时，他建议道：“把你在战场上的所见所闻写出来，把你一生向困难挑战的经历写出来，这本身就是一部教育人的好教材。”
受到鼓励，朱彦夫当场表态：“权当再打一个二五零高地，有生之年不拿下这本书，我就枉为曾经的志愿军战士！”
那是1987年，他54岁。
从此，朱彦夫“走火入魔”了。先从学习开始，理论书籍、小说名著，一遍遍通读，反复研究写作方法，琢磨人物刻画。
刚开始时，他用残臂翻书，用的劲小了，翻不过去；劲大了，书页被撕坏了。后来改用舌头翻，嘴唇翻，不是书被口水浸湿，就是嘴唇被磨得火辣辣地疼。
两年后，故事大纲终于心中有数，朱彦夫兴奋地对妻子宣布：“从今天起，我正式开始用笔杆子了！”
把被子放到断腿上，再把纸夹放到被子上，他弓背低头，用嘴含着笔开始写作。艰辛可想而知，往往“拱”好半天，才能“拱”出一个字，而且，时间稍长，口水便顺着笔杆流下，好不容易写出的字又被浸湿模糊了。
写作进展极慢，每天至多只能写出十几个字。后来，朱彦夫又把钢笔绑在右胳膊的断臂上，嘴、臂交替并用，这样，每天能写出上百个字。再后来熟练了，一天能写五百个字。
就这样，一个姿势累了，他就再发明创新，还美其名曰：“衔笔跪书”“断臂抱书”“绑笔腕书”。
回忆是残酷的，写作的过程中，朱彦夫仿佛又回到了长津湖的战场。有一天夜里，他在睡梦中大喊大叫着，从床上滚了下来。
从那天开始，妻子每个夜里都要搂住他的断臂，只要他一喊，她立刻将他抱住。
苦熬七年后，朱彦夫奇迹般地写下近二百万字。这期间，他练出了“无指翻书”的硬功，翻烂了四本字典，“啃”下了一百多本中外名著。至于用了多少笔，碰翻多少墨水，谁也记不清了，而稿纸的数量，妻子是知道的，足足有半吨重。
1996年，经过多次修改，33万字的长篇自传体小说《极限人生》正式出版，迟浩田亲笔题词：“铁骨扬正气，热血书春秋。”
拿到新书的那一天，朱彦夫把自己关在屋里，在书的扉页上，他恭恭敬敬地写下战友们的名字。书点燃了，他跪倒在地流泪自语：“指导员，你交待的任务，我终于完成了……”
这一年，他已经63岁了。
皑皑白雪掩忠魂，那些不畏死亡的灵魂，讲也讲不完。一次报告会上，朱彦夫突发脑中风。病情稍有好转，他又投入创作。1999年，24万字的《男儿无悔》面世。
两部自传体小说的出版引起极大反响，朱彦夫被称为“中国的保尔•柯察金”。
奋斗着，幸福着。小院里，朱彦夫和妻子亲手种植的梧桐树枝繁叶茂时，他的大家庭也不断开枝散叶，欣欣向荣。
这一生，他最感激的就是妻子，“她一手掌管了我整个生涯的全部，我的生命走到现在，完全是她的成绩，她的功劳。”
2010年，妻子因肺癌去世，他不顾世俗，坚持为她披麻戴孝。
唯有更好的活着，才不负妻子的付出。尽管半身瘫痪，尽管心脏装了五个支架，但朱彦夫一直都很乐观，他坚持锻炼身体，坚持阅读、写作。
如今，89岁的朱彦夫依然按战士的标准要求自己。家门不远处，就是一座军营，每天清晨，军号声一响，他就准时起床。坐在轮椅上，他戏称自己是“编外哨兵”。
曾经是战士，这是他一生的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