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世界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生变化。
一方面，全球化逆流涌动，疫情阴影挥之不去，全球商业环境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大变革；
另一方面，数字经济，新制造，新能源，金融和物流供应链与新消费浪潮等新的商业机遇蓬勃涌现。
面对大变局，经典的管理理论能否经受时间考验”？以西方为主的经典管理理论在中国是否还能适用？随着全球商业的重心向中国偏移，中国的商业管理的未来会走向何方？
不妄自尊大，也不妄自菲薄。在长江，我们既要保持平和、谦逊的“空杯”心态，向全球学习；也在一步步形成一系列源自本土、对中国乃至全球管理实践具有深刻影响的原创思想，在管理及理念上推动东西方双向交流。
长江商学院企业家学者项目首二班校友何刚博士是《财经》杂志主编、《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联合创始人兼主编，这样的背景赋予了他从商业实践和商业理论的角度长期观察中国商业的独特视角。就上述问题，何刚博士也在近日分享了他的观察和思考，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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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 哈佛商业评论Lab
何 刚
《财经》杂志主编
《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联合创始人兼主编
长江商学院企业家学者项目首二班校友
Q：回顾《哈佛商业评论》进入中国的20年，身处这片土地上的企业对哈评的感情经历了什么样的变化？
何刚：过去20年，中国对《哈佛商业评论》的理解是从新鲜好奇、逐渐喜欢，进而给予它一些好的、积极的反馈。最初，大家是基于对哈佛商学院的尊重，认为《哈佛商业评论》很高级，所以是好奇它究竟在讲什么，管理有那么多可讲的吗？
那个时代对于中国商界来讲，市场机会很多。只要你足够大胆，只要你足够敢去闯，你通常能够赚到钱，所以那个时代大家对于机会的把握大于对于管理的重视。
第二阶段，很快大家就发现这里边很多的管理思想和实践确实有意思，有一定的帮助。尤其它讲到了很多在中国开展业务的知名跨国公司，比如：IBM，通用电器、西门子、星巴克等等。他们在中国的业务拓展，带动了这些商业管理的实践在中国的传播。
第三个阶段是随着中国市场、企业的逐渐的扩大，我们发现竞争当中其实是需要战略、营销、创新、组织、团队等方方面面……而这些方面恰恰就是《哈佛商业评论》关注的核心领域。这个时候，很多的企业大佬们开始首先喜欢《哈佛商业评论》的文章，在企业内部去传播和讲解这些文章，加上我们中文版本身的媒体传播，所以，在进入到第三阶段的时候，很多人就频繁去实践和应用它们了。
现在开始，我认为是第四阶段：中国本土的商业实践，反过来通过《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和哈佛商学院的教授们的努力，我们开始向世界去介绍和传播中国独特的商业实践和对市场管理的理解。
这个工作应该说刚刚开始。在未来，我相信我们会有更多的使命，就是把中国的商业实践和全球的商业管理能够进行有效的结合。而且我相信，随着中国市场的竞争度的加大，管理的重要性对于企业来讲就越来越大，那么相应的，《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的价值在未来、在中国就会变得更加的重大。
Q：中国是否已经形成了具有本国特色的一些管理模式和理论？能否举例说明？
何刚：总体上来讲，我认为目前的中国还是在验证这些被全球验证过的商业管理的理论和模型。
比如说像迈克尔·波特提出的战略三重理论，就是规模化的战略，差异化的战略和聚焦战略。
你会发现，中国很多的企业都在实践和去验证这些战略。
比如说，在中国有一个非常独特的领域——茶饮料。
举例来说，“蜜雪冰城”就是成本最低，应用规模化战略。它价格很低，但是它开的店非常多，2万多家店。
另外一个“奈雪的茶”，它采取差异化战略，相对来讲溢价更高。
长沙有一个品牌叫“茶颜悦色”，开的店更少。它完全是一个聚焦于小众市场的，聚焦战略的实践者。
所以你别看迈克尔·波特是在70年代创造了战略管理的三大原则，过了四五十年，到今天，这三个战略还是可以直接的在中国的商业世界里套用，甚至用来去做观察。这就叫做全球商业的一致性和永恒性。
中国有没有一些独特的，新的理解？
我认为在一些特定的，中国独有的行业里边，我们做出了一些新的打法。
比如说，中国的电子商务跟美国相比，我们的无论是广度、深度，对中国市场的重要性跟美国相比都不一样，对我们而言，电子商务比在美国市场更加重要，在这些领域里面我们的做法是不一样的。
再比如中国的短视频，我们的TikTok。抖音不仅在中国很厉害，在美国它直接让Facebook都感到了紧张。
它的客户拓展的方式，平台运营的模式，数字化的战略和颠覆的方式，其实都是美国的商业管理里边没有完全去总结和触及的，因为它没有这样直接的经验。所以在实践层面，我们有很多新的思路。
第三，中国有一些传统的管理哲学和理念，比如说“无为而治”，这种老子思想。另外一个是“齐家治国平天下”，体现了个人管理、自我管理和整个组织管理来自于国家的共振，这都是中国非常深厚的历史传统和文化。在这方面来讲，美国是无法和我们相比的。
在把传统文化和当代的商业相结合上，中国可能会比美国做得更好，因为我们有更多的历史文化资源可以去挖掘。
所以最近我也注意到，我有一些朋友写了：《跟道德经学领导力》。《跟西游记学团队打造》，《从三国演义看合纵连横的市场竞争》，这都是美国历史中完全不可想象的，在这方面我们有很多中国的实践。
但需要注意的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一定要注意到学术和论证上的严谨度，不要将它变成一种简单的、本土的，所谓的智慧模式的总结。
因为西方没有《西游记》，你把《西游记》这套简单的逻辑搬到英国，搬到美国，它可能就不适用，这样就让我们的管理思想传播具有了很大的局限性。
因此，如何制造在全球不同的文化和市场背景下都能够适用的商业管理思想，中国还需要努力，我们的企业家和教授们都还要加油。未来是属于中国的管理实践和管理思想的一个大发展的黄金时代。
Q：您是否有推崇的经典管理理论？这些理论对您产生了何种影响？
何刚：对于我，应该说有很多。
我举两个例子，第一个就是迈克尔·波特的“竞争战略”，它对我个人的启发和对于整个中国商界的启发都是非常巨大的。
它是对于市场竞争最基本的描述，包括成本能不能最优实现规模化，价值能不能更高实现差异化。在细分市场里面，能否形成完全独特的新模式和产品。
对于中国来讲，这三种战略有广泛的适应性，每个行业、每个领域的企业家和组织管理者都值得去思考这些问题。
第二个对我个人影响特别大的是彼得·德鲁克的自我管理理论。
“自我管理”这篇文章也是《哈佛商业评论》历史上被重印和传播率最高的一篇文章。（编者注：德鲁克自我管理之前我们也曾转载，）
这是德鲁克在晚年的时候写的一篇文章，它从企业竞争的角度，回归个人的发展，倡导我们每个人都一定要去平衡好你个人的兴趣、能力和组织对你的需要这三方面因素，找到你在组织的价值，找到你在市场的价值。
我认为它是对中国传统教育的一种很好的提醒和补充。它告诉我们，并不是每个人都要成为全能型三好学生才有价值，你的独特性也很重要。
所谓“一招鲜吃遍天”，对于我们的企业经营上来讲也是一样：爆款产品、独特能力和我的核心优势可能是生存的关键的能力。
比如说你开一家餐馆，这家餐馆有没有招牌菜，决定了这家餐馆其它的菜和饭能不能卖得出去。
如果你是特别平庸的，那么大概率你只能去做成本最优的盒饭生意了。你要做一个网红餐厅的可能性，就是不存在的，这跟前面说的企业战略也有相通之处。这两个理论对我的影响很大。
其它一些理论，比如“蓝海战略”，我觉得也很好，“颠覆式创新”的思路也很好，“基业长青”的价值观也很好，新的目标管理和绩效管理的改变对我也很有帮助。
但在此我们必须意识到，以美国为主导的现代企业管理和管理思想，存在欧美文化的惯性。
比如说它的平等性、分权的方式、协作的方式。
在中国的商业管理领域里面，这些管理思想经常会受到挑战。
无论是中国的企业管理者还是团队成员，我们如何建立一个能够具有协作精神的、各负其责的组织系统，这对中国来讲还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Q：在过去40年，对中国带来影响最大，被实践和印证最多的理论是什么？
何刚：我觉得有两个，一个是从企业的战略层面：中国非常迅速地验证了多元化战略可能在新兴市场是非常有效的。
它比专注性更值得你去尝试。因为你真的不知道哪个领域、哪个方向会开花结果。
因此，如果你只尝试一个方向，那么在这个市场成功的概率会降低。但如果你多次的尝试几个业务的组合，在市场早期其实是特别有价值的。
在中国，很多企业都曾经历过多元化。当然，随着市场的发展多元化，就会逼迫你不断的进入到所谓“专注化”，你就成为一个单一业务公司，可能是最值得生存的。
从中国政府的角度来讲，也主张专精特新，逐渐从多元化走向相对的专业化，你的相对优势可能会更加的突出。
第二个被大量实践应用的是绩效管理。中国人最强调的就是：我们既是理想主义者，非常有情怀，我们也非常的现实主义，我们讲结果。很多时候，我们为了结果可以不计过程。
结果怎么来衡量？
就是绩效。从政府官员的角度，他们是有绩效的。
比如说，过去谁的GDP升得快，谁就可以升官；
哪个地方招商引资速度最好，哪个地方的城市建设、经济发展就会很好；
今天我们强调环评指标，民生指标；
所以指标化这个东西，中国人很喜欢，在企业里面大量应用绩效管理、目标管理、任务管理，绩效分拆。
这个东西对中国企业的精细化、准确度，包括对于员工的驱动，都有很好的帮助。
当然，在新的数字化和以人为核心的时代，随着企业的变化，简单目标数字化的绩效管理就不那么适用了。
在这个新的时代，中国的商业世界发生了很多变化。因此，我们需要更多的关于创新的，关于价值观的，关于协作的，关于组织优化的，关于数字化的管理理论和新的实践。
从这个角度上来讲。中国企业的商业实践和管理的提升还只是刚刚开始。
Q：对全球和中国经济未来趋势有何看法？在目前多变的环境下，什么是好的管理? 好的管理对企业到底意味着什么？
何刚：展望未来世界，无论是中国还是全球，经济增长还是压倒一切的第一目标。
但是如何实现经济的增长，就有很多不同的方法。对中国来讲，我们既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发展中国家，也正在进入到一个中高收入阶段。
所以，我们既有传统的发展中国家成本价值相对较低的劣势。同时我们也在寻求价值的增量。
如何实现更好的增长？
我们要特别关注的是，第一，如何长期保持规模优势。
也就是通过人力资本、技术、流程工艺、供应链或其它等等方面的提升，改进整个过程，实现成本优势。
第二，中国确实需要容纳更多价值创新。
在未来，我们要专注于 “价值创新”的推动和管理，专注于如何鼓励更多的创新型人才和创新型企业，让中国能够引领某些领域和行业的创新，这也是非常之重要的。
如果说前面成本和规模的效率管理建立了中国的依托和基本，那么“价值创新”就是中国能不能迎接更广阔的未来的一个关键考验。
如果你问我什么是好的管理，我认为，第一就是商业效率的管理，这里面提升的空间还很大。第二是商业创新的推动，在这个领域里面，中国有更大的潜力。
既能够有高效率，同时也能够有重要的创新，这是我对中国未来商业管理和经济增长最大的两个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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