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49年，台湾同胞便陷入了思乡的愁绪中，与大陆隔海相望，只盼能再回到祖国的怀抱。
而台湾有一位老兵，以一己之力开辟出了台湾老兵的回家之路，被人称作“最真实的灵魂摆渡人”。如今已快年近90，还在坚持着送台湾老兵回家。
是什么让他如此坚持呢？
思想心切，渴望回家
1963年，身为台湾法官的高秉涵，接到了这样一个案子。在看完案宗后，高秉涵不禁落下了眼泪。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一名驻守在金门的台湾士兵，因为思乡心切，冒险跳入了海中，想要游到厦门看望自己多边未见的母亲。
只可惜水流湍急，这名士兵游了一晚上，最终还是被海水冲了回来。
自台湾与大陆分隔以来，台湾政府就严令禁止台湾人民私自回大陆，依照当时的律法，这名士兵是要被判处死刑。
在开庭审理时，这名士兵表示，自己实在是太想回家了，当年他与母亲分别时，母亲还生着病，他跑出去为母亲买药的功夫，就被国民党抓去充军。
谁知没过多久，国民党就战败逃到了台湾，自此与大陆分离，他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厦门人，并不喜欢在台湾的生活，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自己能在有生之年还能回去看望一下母亲。
高秉涵甚至这其中的辛酸与无奈，可是法不容情，即使他再同情这名士兵的遭遇，也无法为他改变死刑的结局。
在这名士兵行刑的那一天，高秉涵特意去慰问了他，士兵还将自己曾给母亲买的药交给了高秉涵，希望日后台湾与大陆连通后，能够将药交给母亲。
随着一声枪响，士兵结束了自己的生命，高秉涵看着早已破烂不堪的药包，陷入了巨大的悲痛中，便承诺自己一定会将他的骨灰盒药包一同送回他的故乡。此案成为了高秉涵经手过的最为遗憾的案子。
回到家后，高秉涵小心翼翼士兵的骨灰和药包安置好，然后来到了士兵跳下去的那片海边，对着一望无际的大海高声喊着：“娘啊，我好想你啊！”
原来不止是这位士兵与母亲分别了多年，高秉涵也多年未见在山东的母亲。他是怎样与母亲分开的呢？
逃往台湾，隔海相望
1935年，高秉涵在山东菏泽出生，家境还算优越，父母都是在学校任教的知识分子，受到父母的影响，高秉涵自小就学习优秀。
高秉涵的外祖父宋绍唐是资深的国民党元老，曾是清末最后一批公费留学生，后来跟对孙中山加入同盟会参加反清革命，父亲深受外祖父的影响，坚定的拥护三民主义，经常参加爱国运动。
1947年，高秉涵的父亲在战乱中不幸牺牲，而当时的高秉涵只有12岁，还在上初中。
母亲担心父亲的身份会对高秉涵产生影响，为了保全他的平安，便将他送往了国民党在南京设立的“流亡学校”中。
在与母亲分别时，高秉涵还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大口的啃着手中的石榴，直到列车缓缓启动，高秉涵想回头看一眼母亲的时候，车辆已经拐过弯。
随着共产党在战场上逐渐占据优势，国民党军开始节节败退，高秉涵就读的学校也因此解散，与母亲联系不上的他跟随着国民党的队伍四处逃亡。
在逃亡的过程中，高秉涵有一次突发急性肾炎，可当时逃亡的途中根本没有医疗团队，高秉涵硬是强忍着疼痛继续前进，差点就丧失了性命。
一路上，高秉涵历经艰辛，曾经乘坐的卡车坠落过谷底，也在崎岖不平的山路上摔倒过无数次，在解放军的追捕中，高秉涵的小腿不慎被滚烫的稀粥烫伤。
当时是在晚上，为了逃命高秉涵根本顾不上伤口，直到第二天，高秉涵醒来才发现，被烫伤的部分已经血肉模糊，甚至露出了骨头，伤口还不断招来苍蝇的侵蚀。
只因当时天气炎热，没有药品。高秉涵只能撕下衣服上的一块布进行简单的包扎，然后一瘸一拐的继续跟随部队逃亡。
在经过两千多公里艰难的跋涉后，高秉涵终于挤上了开往台湾的最后一班船，看着船只离大陆越来越远，高秉涵的心中很是难过。
来到台北后，高秉涵经好心人介绍，在台北的火车站当小贩，后来攒够了钱才去医院看腿。当时医生在看到高秉涵的伤口时都震惊不已，整个小腿已经水肿不已，伤口处已经大面积发脓。
医生表示再晚来一步，高秉涵的腿就保不住了，由此可以想象，13岁的高秉涵究竟经历了怎样的辛苦。
后来，高秉涵在同乡刘泽民夫妇的资助下，得以再次进入了学校学习，在学习期间，他半工半读为自己挣取生活费，6年后如愿考上了台湾国防管理学院，并选择了法律系的专业。
毕业后，高秉涵考取了法官，之后在台湾成家立业，娶妻生子。在担任法官的日子里，高秉涵刚正不阿，始终秉公执法。
后来在当了十年的法官后，高秉涵辞去了法官的职务，建立了一间自己的工作室，成为了台湾颇有威望的律师。
自从来到台湾之后，高秉涵没有一天是不思念母亲的，自从接手过那名士兵的案子后，高秉涵的思乡之情就开始一发不可收拾。
在台湾的日子，高秉涵把对母亲的思念，深深的埋藏在了心里，妻子有时候不经意的提起，就能让高秉涵的心情低沉一天，乡愁，也成为了高秉涵心中的一把沉重的枷锁。
他常常恨自己为何在与母亲分别之际还要吃石榴，为何不再看一眼母亲，为何不带一张家人的照片，也好睹物思人。无数个后悔的瞬间，在高秉涵的脑海中一一闪过，他甚至因为后悔，此后再也没有吃过石榴。
高秉涵对母亲和故乡的思念，甚至已经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
睹物思乡，暗自团聚
1981年，曾经与高秉涵在同一所学校读书的卞永兰学姐，在移民到阿根廷后，回到大陆探了一次亲，后来在返回的途中，特意绕到台湾，给台湾思乡的同胞们带来了许多家乡的特产，其中还有菏泽的泥土。
之所以带泥土过来，也是受到了同乡的请求。卞永兰将菏泽的同乡聚集在了一起，给他们讲述了自己回到家乡的所见所闻，在得知家乡现如今建设的十分好时，在场的人激动地拥抱在了一起。
之后，卞永兰将带来的特产平均分了下去，高秉涵分得了一个烧饼，三个耿饼，红枣和山楂各五粒，还有一调羹家乡的泥土。因为高秉涵给众人分配有功，他也额外多得到了一勺泥土。
其中，高秉涵最重视的，便是家乡的泥土，他满含热泪的捧着漂洋过海才来到他眼前的泥土，哽咽着说道：“泥土何其多，唯独故乡贵”。
其实泥土遍地都是，正是因为众人的对故乡的思念之情，才显得这捧泥土尤为珍贵。
高秉涵回到家后，将分来的泥土分成了两份，一份珍藏在了自己在银行的保险柜中。另一半则分成了七份，掺在茶水中喝了。
高秉涵将泡好的水送入口中，含了半天才舍得咽下，他觉得茶水十分清甜，有家乡的味道。可泥土泡的水，哪里来的清甜的味道呢，那是高秉涵的心里甜了。
而学姐分给他的四个饼，他一直放到发霉了都没舍得吃，也不舍得扔。
在外人看来，高秉涵思乡已经到了疯魔般的境地，可谁又能懂得，高秉涵心中的难过呢，这些东西，是他唯一的慰藉。
台湾在妻子和身边朋友的鼓励下，高秉涵时隔31年，终于鼓起勇气，给远在大陆的母亲写了一封家书，他并不知道这封家书是否能够传到母亲的手中，也不知道母亲是否还在。
经过了几个月的等待，高秉涵都始终没有收到回信，直到一年后的某一天，邮件员上门给高秉涵带来了一封信。
此信正是高秉涵的家人寄过来的，后来据了解，因为不知道详细的地址，这封信辗转了多地，历时了三个月才送到了高秉涵家人的手中。
后来回信也受到了各种影响，如今才送到高秉涵的手中，高秉涵激动地拿着这封信，却迟迟不敢打开。
近在咫尺的信，里面写着自己每天都在盼望得知的信息，可真的拿到了手中，高秉涵却有些高兴不起来。
他期待着信中家人的问候，也怕信中传来的是不好的消息，最后在妻子和孩子们的鼓励下，高秉涵庄重的拆开了信封，读取了上面的信息。
这封信是高秉涵的三姐寄来的，在信中，三姐亲切的称呼高秉涵的小名——春生，在看到“春生”二字时，高秉涵的眼里就止不住的往下流，三姐在信中表达了一家人对高秉涵的无尽的思念，尤其是母亲对高秉涵的思念。
“自从你离开家乡，家里就再也没有了欢声笑语，母亲每次在吃饭时，都会摆上你的碗筷，母亲前不久已经离世了，在临终前还在挂念着你，嘴里嘟囔着让你回来看看他。”
高秉涵得知母亲已经离世时，情绪一下子失控，跪倒在了地上，哀嚎道：“娘，是儿子不孝啊。”
乡愁在高秉涵的心中，已经化作了一方坟墓，他在外头，母亲在里头。自从得知母亲离世后，高秉涵就想马不停蹄的赶到家中。
根据三姐在信上留下的联系方式，高秉涵与家人联系上，冒险在香港见面。1984年，高秉涵终于在香港见到了自己的姐弟等人。
在短暂的相聚时光里，高秉涵不敢浪费一分一秒，甚至睡觉都要与家人睡在一起，在提到母亲时，高秉涵与兄弟几人痛哭不已。
高秉涵表示，自己此生最遗憾的事情，就是没能在母亲面前尽孝，哪怕是端杯茶水，他也没有做到。
之后，高秉涵只能与亲人分别，回到了台湾。看着好不容易团聚的亲人却只能分隔两地，高秉涵的心中很是难过。此后，高秉涵与家人，得以再次相见了吗？
开放探亲，再踏故土
其实在台湾的老兵中，与他同样饱受着相思之苦的人还有很多。
台湾老兵柳卓寿，也是与自己的亲人分隔两地，他的父亲去世，家中的妻子一直未改嫁，和孩子在家中等着他回来。
而柳卓寿因为长期无法与妻子相见，就在台湾成了家，后来与三十多年的未曾相见妻子见面时，二人都有说不出的遗憾。
据统计，当年国民政府逃离台湾时，带了大约120万万残兵和难民。1950年后，台湾实行义务兵役制，这些抗战老兵也慢慢的被年轻的新兵取代，大批的士兵被迫退伍。
早在高秉涵联系到亲人之前，1981年，叶剑英委员长代表大陆明确提出了与台湾往来的“三通”开放政策，即通邮、通商、通航。而台湾方面还将叶剑英委员长的主张概括为了“三通四流”。
四流的其中一项就有包括探亲这一项，只可惜因为因为种种原因，这项政策并没有完全付诸实践，这也是为何高秉涵不能直接从台湾与亲人相见的原因。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路不可望兮，只有痛哭。”83岁高龄的书法家于右任先生曾写下了这首怆然泪下的《望大陆》，将不能回家的遗憾，抒发的情真意切。
随着时间的流逝，台湾老兵的年纪越来越大，思乡的情绪也逐渐高涨起来。1987年，台湾老兵们自发走上街头向台湾当局请愿，要求开放回大陆探亲的通道。
老兵们举着横幅，横幅上写着的，多为《乡愁》与《望大陆》中的诗句，甚至只有“想家”两个字，无需多么华丽的辞藻，就将老兵们心中的向往表达的淋漓尽致。
其中一位老兵面对记者的采访表示：“我已经离家40年了，如今时日无多，我不想葬在外地，我想回家。”后期请愿的队伍逐渐庞大起来，就是台湾当地的民众，也申请为这些老兵们请愿，回家的愿望，无论到哪里，都是人们心中的心之所向。
人民的意愿最终被得到了台湾政府的重视，同年10月，台湾通过了探亲法案，蒋经国于11月正式宣布“基于人道主义立场，现开放老兵探亲。”
老兵们得知消息后，喜极而泣，纷纷奔走相告，甚至连忙回家收拾东西准备回大陆，一分一秒也不愿意耽搁。
1991年5月，高秉涵从台湾，踏上了回家的路，他的家人早在家中等候他多时，高秉涵自从踏上大陆的那一刻，眼眶中就含着泪水。
时隔四十多年，高秉涵回乡的愿望终得以实现。可向他一样的老兵，有些却没能像他这般幸运。
护送骨灰，落叶归根
这些抗战老兵大多年事已高，腿脚也不利索，无法亲自回去，而家人也大多离世，无法前来大陆。
同乡的老兵只能将希望寄托在了相对年轻的高秉涵身上，希望在自己去世后，高秉涵能够将骨灰带回老家，落叶归根。
这么多年的思乡之苦，让高秉涵对这些老兵们的请求感到义不容辞，1995年，高秉涵成立了菏泽旅台同乡会，并担任会长，负责对同乡的老兵进行关照。
身为律师的高秉涵对待同乡很是亲切，几乎有求必应，他的办公室，也成为了菏泽老乡叙旧，活动的场所。
自开放探亲之路起，高秉涵就义务将老兵们的骨灰送往家乡，了却他们回家的遗愿，高秉涵也成为了真实的“灵魂摆渡人。”
对高秉涵来说，护送老兵的骨灰回家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每个骨灰盒都有10多斤的重量，而且不能当成一般的随身物品处理，高秉涵总是亲自抱着骨灰盒，生怕磕着碰着了。
当时与他同样护送老兵的骨灰盒回家的，还有刘德文，他是台湾本地人，身为里长的他，经常照顾这些台湾老兵，与老兵们的关系十分好。
后来受到老兵们的嘱托，他也成为了帮助台湾老兵落叶归根的“灵魂摆渡人。”
在高秉涵与刘德文的共同努力下，他们已经将数百名老兵的骨灰送到了家乡，得以安葬。
2012年，高秉涵被评为了感动中国人物，颁奖词是这样评价高秉涵的：
“少小离家，如今你回来了，双手颤抖，你捧着的不是老兵的遗骨，一坛又一坛，都是慢慢的乡愁。”这也是高秉涵这些年始终坚持护送老兵骨灰的原因。
现如今已经87岁的高秉涵老人仍在帮助已故的老兵落叶归根，越来越多的后辈也加入了这项爱心活动中。近两年因为受到疫情的影响，这项活动常常受到阻碍，高秉涵也只能通过手机视频的方式，与家乡的亲人联系。
不过高秉涵表示，只要疫情得到缓和，他与他的组织，依然会将这项爱心行动，进行到底。
结语
台湾老兵高秉涵少小离家，时隔四十多年，才得以重返家乡，这些年对家乡深深的思念，也让他成为了义务护送台湾老兵骨灰回家的“灵魂摆渡人。”
其实在高秉涵的身上，不止寄托着台湾老兵的回乡的遗愿，还承载着两岸人民渴望统一的意愿。祖国统一，是无数大陆群众与台湾同胞的共同心愿，相信这一天，终将会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