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758年，偌大的唐帝国依旧为安史之乱所困，战线遍布治下的多个区域。所有人的注意力都被集中于北方各州，以至于将除此之外的其他地方都选择性忘记。因而，当岭南爆发出大食、波斯兵众洗劫广州事件，明知吃亏的朝廷也仅仅能表达出漠不关心。
多年来，关于此次劫掠事件的肇事者，一直让学究们争论不休。因为有种种迹象表明，所谓的大食、波斯兵众可能并非来自远方，而恰恰起始于脚跟前的宝岛海南。
唐朝的南方统御逻辑
唐朝的帝国核心 始终位于长安等北方重镇
公元7世纪初，大唐王朝由源自关陇军事集团的李氏初创，并以极短时间就将前朝的普六茹家族江山给盘踞下来。由于统治集团的地域局限，以及当时经济的区域偏重，定都长安的新君往往对江南事物不太上心。不仅没有部署重兵压境，反而在很大程度上比前人更为松弛。特别是在地形复杂的岭南山区，几乎对原先的酋帅土司领都予以直接认定。
此后，唐朝又将大部分军事资源都堆砌于淮河以北，先后同突厥、高句丽和部分西域国家发生严重冲突。通过3-4代人的不懈努力，总算将王旗查遍大漠草原、东北亚山林与塔里木盆地。直至安史之乱爆发前夕，还有在遥远的河中、克什米尔等中亚腹地征战。
唐朝中前期的军事力量 主要集中于黄河以北
相比之下，王朝对南方各州的诉求就比较宽泛。只要南朝旧部扎堆的荆州不出现叛乱，扬州到太湖平原的漕运保持畅通，就不需要花大力气折腾出快速结果。至于地形更为复杂、习俗差异更为巨大的岭南，则仅仅满足于用少数据点进行委任统治。例如有大量番邦商贾居住的广州，就位于土著人口较少的新开辟三角州上。最大的职能就是管辖帝国的南境贸易，维持着从西江、湘江通向长江的官家主航道。对于土人居多且交通十分不便的粤北、粤西、桂东和琼州海峡两侧，依旧由中央钦定认可的酋帅去代持。其中又以冯-冼两家的姻亲联盟最为庞大。
事实上，早在关陇集团形成以前，冯家还是忙于中原争霸的北燕国贵胄。整个家族世代生活语胡化混杂的河北沿线，多为熟悉联盟外交手腕的弓马娴熟之士。但在惨遭鲜卑人的北魏灭国后，开始向四处转移求生。其中的一支就选择远遁岭南，利用在北方乱世中练就的军事技能称雄，并与当地的大族冼氏联姻。此后，两家人轮番上位担任集团领袖，先后熬过了陈霸先的末代南朝与隋文帝的天下大业。一直到唐朝初年，还在桂东、粤西和海南岛有极大势力。
主张依附隋唐的冼夫人 就是冯氏南下后的联姻对象
然而，冯-冼家族集团的根深叶茂，还是挡不住吏制帝国的不断侵蚀。特备是在高宗皇帝死后，长安中央开始以各种手段加强地方控制。比如在不直接撕破脸皮的情况下，寄出类似当年汉武帝削弱同姓诸侯的“推恩令”，让大量贵族子弟到小片封地内担任酋帅。等到多方出现利益冲突，又能以调解人、仲裁方或制裁者形象介入，正式用流官取代土豪贵胄。因而到唐玄宗在位的中后期，设在广州的首府异军突起，成为货币经济最发达、对外贸易最繁荣且国际影响力很高的区域龙头。
与此同时，冯-冼家族集团的某个分支，继续在对岸的海南岛上维持着一亩三分地。由于唐朝官方对方南方经营不太感冒，且过半资源用于疏通大陆上的几条山地要道，所以暂且没可能在岛上采取疾风暴雨式改革。源自雷州半岛的酋帅们也因祸得福，开始运用起绝佳的地理位置，成为南海国际商路上的主要海盗势力。
唐朝时期的岭南与海南岛行政区划分
海南岛上的波斯社区
公元6世纪 萨珊时代的波斯人开始大举进军海洋
在中世纪前期的东方水域，最有势力的国际贸易经营者非波斯人莫属。一方面是由于古典希腊罗马世界的经济衰退，而后来的穆斯林阿拉伯人尚未做好崛起准备。另一方面就国王库思老一世的海上扩张政策，让本来就拥有地利之便的波斯得以填补空缺。尤其是在发兵控制亚丁湾后，几乎能在印度、锡兰和岭南等水域内肆意进出。
在这段容易为后人淡忘的历史中，萨珊波斯充分发挥出贯通东西属性。首先是利用设在亚丁湾的驻军据点，尽可能多的拦截西方竞争者，规避造船不如对方的客观劣势。随后再从展现展国家政策所赋予的财大气粗，将少量漏网之鱼挤压出次大陆市场。当然也不忘运用自己所学到的古希腊、阿拉伯船舶工艺，对原本称雄东方的南印度商人形成技术碾压。直至贸易点延伸到唐朝的交州与广州，再选择由赣江流域的南昌进抵扬州、洛阳和长安。相比于经常为白匈奴、粟特或突厥人所阻断的陆上丝绸之路，这无疑是一条看似曲折却更为保险的超车捷径。
中世纪手抄本上的 波斯-阿拉伯商船
公元651年，萨珊帝国为突然蹿起的穆斯林阿拉伯人所灭。但还是有大批商贾滞留于东方各地，甚至反过来招揽本土难民与自己一同组织流亡社区。这些人的后裔，便是直到今天都散布于印度、美国、欧洲和香港等地的帕西人。而在国破家亡的7世纪中期，他们始终在为自己先祖开创的基业奋斗，阻止穆斯林竞争者逐步东进。双方的冲突也就从波斯湾、阿拉伯海扩散至远东，连向来不乐于关注外部事物的唐朝史书都有零星记载。
此外，深入东方的波斯商船也容易为恶劣海况所困。于是，总有落难者被洋流传送至海南岛，并且因各种原因而永久滞留下来。原本就是地方一霸的蛮族酋帅，也很快意识到自己能从中获益颇丰，转而组织船队展开海盗业务。后来因东渡日本而闻名于世的鉴真和尚，就曾被太平洋上的劲风吹至海南水域，并侥幸在上岸后获地方首领冯若芳保护。当时，这片酋帅辖区就在岛屿西南部的振州，正对着常有商船路过的中南半岛沿岸。故而能以各种手法巧取豪夺，甚至发展到用迷信手段为地方上祈求西方商船降临。
唐朝的振州 就位于今日的海南岛西南部
根据鉴真和尚的事后回忆，这位源自大陆冯-冼家族集团的大海盗，每年都会亲自出马劫掠2-3艘波斯商船。因而手中积累着大量金银财宝，以及许多原本要运往广州的高净值商品。例如原产自西亚阿拉伯地区的乳头香，就被他拿来充当灯烛点燃。考虑到彼时的西亚，已经为波斯人拥护的阿巴斯王朝所统治，许多原本先的祆教徒纷纷为利益而选择改宗伊斯兰。所以，这些遭冯氏船队劫掠的商贾当中，必定混有阿拉伯人与波斯穆斯林。
值得一提的是，冯若芳还将历年来抓捕、搜罗的受害者都集中管辖，安排到距领地不远的独立社区中生活。根据当代学者考证，这片位于天涯海角的流放地，正是今日的旅游胜地--三亚。而且在鉴真流落海南时就规模颇大，南北两端相距3天路程、东西两头也要走5天时间，内部又分属为多个村落。但他们在身份上都属于酋帅本人的私产，需要靠技能为奴隶主贡献全部。
南北朝时期的波斯胡商形象
趁乱反攻大陆
唐朝时期的广州城模型
当然，要是冯若芳只满足于岛上称霸，那么其影响力将很难走出海南。但爆发于公元755年的安史之乱，却让这位首领觉察到自己有机会去染指更多财富。只不过当时的通讯技术有很大欠缺，无法让决策者根据消息做快速反应，区区酋帅也没可能定期领取中央文件。以至于拖拖拉拉到三年后才行动，给人留下一种相互缺乏关联的时空错觉。
公元758年，这支以波斯和阿拉伯奴隶为主体的海盗舰队，突然出现在广州城下。虽然唐朝中央已在多次胜利后夺回长安、洛阳两京，却仍然要为对付安禄山的儿子安庆绪而截留部队与财税。以至于岭南的地方官大都手中无兵，只能在混乱发生后携属下家眷出逃。海盗们由此更为肆无忌惮，直接将存放于市舶司仓库中的货物一扫而空。甚至把部分停在港口的船只拖走，并不忘在临行前纵火焚烧房屋。
中世纪的穆斯林海盗形象
后世看客若拘泥于官办史料的主干剧情，往往会对这次发生于岭南的劫掠感到摸不着头脑。因而有早期学者将肇事方归结为留居本地的胡商，认定是他们因商业问题而与地方大员产生出不可调和的矛盾。但只要对唐朝时期的情况稍加了解，就能明白此言论有多么魔幻而可笑。因为广州的繁荣壮大本身，就仰仗于招揽列国胡商来发展贸易经济。早年的波斯遗民与阿拉伯竞争者势如水火，也仅仅是在港口外的水面爆发血拼，根本没想过让世仇波及至岸上。如今关系已趋于吻合，更没有动力为商业纠纷而砸掉市场本身。接到报告的长安宫廷，也没有因这桩恶性事件而颁布绝罚令，足以从侧面说明问题。
再者，有学者判断肇事方为支援唐朝平叛的阿拉伯雇佣军。但却忽略了该群体是由中亚商路进入内地，多为几代镇守河中的军事移民，所以对隔绝于千里之外的海路没有任何清晰认识。而且这批总数约为3000人的客军，如何从数万拥唐联军的眼皮子低下从容脱离？又如何能不受阻拦的迅速南下广州？并且在沿途的各关卡不留下点滴冲突记录？！
多年来 洗劫广州的恶名由阿拉伯雇佣军背锅
最后，这次劫掠事件发生于当年9月，并不符合南海地区的季风规律。通常而言，西亚胡商要乘船返回故土，都必须依赖向南吹拂的大风助力。因而出航时间往往在每年的11-12月间到来年的1-2月之间，只有在少数特例中才会提早到10月。倘若突袭广州的海盗真要返回波斯湾流域，恐怕根本不应该在秋季便冒失启程。反倒是去近在咫尺的海南岛，只需借助人力通过狭窄的琼州海峡即可。
因此，这场公元758年的劫掠广州风波，就是大海盗冯若芳集团组织的一次“反攻大陆”行动。主要的打击对象为那些同官营市舶司做买卖的西亚胡商，执行者则同样是被迫滞留海南三亚的胡商后裔。但海盗终究不是怀揣有多大野心的政治集团，所以能为短暂的财富激增而感到满足。无论话事人自己有怎样的家族渊源，都不太可能让冲突的性质更上一层。
亚太地区的季风走向变迁图
有意思的是，这轮风波还让广州城的贸易经济陷于凋敝。有小部分胡商选择东进躲避，分别扎根于像泉州、福州、温州和宁波这类当时的二流港口。更多人则反其道而行，选择直接到越南北部的交州上岸。随后再由桂东和湘江之间的内陆商道前行，从而避开了对广州-南昌线路的严重依赖。远在北方的唐德宗也对此感到满意，丝毫不愿意为岭南节度使的痛心疾首而浪费时间。因此，原先的市舶司的重镇直至几十年后才逐渐复兴。
至于逞一时之快的冯氏海盗，只好因自己的本能性失误而同步衰竭。尽管后代还能在岛上据有重要地位，却注定在往后的历史中渐渐默默无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