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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十年前去尼泊尔，当时有小伙伴说：啊，我好向往尼泊尔啊，雪山佛国！
我也经常会在网上看到各种黑印度某些社会现象的文章，然后总能在底下发现诸如此类的留言：印度不是佛教国家吗？印度人不是信佛的吗？佛陀不就是印度人吗？……所以怎么印度人还这么不懂事儿呢？
反正吧，我发现误以为印度和尼泊尔是佛教国家的大有人在。对尼泊尔的误解还好理解，因为尼泊尔老爱用大佛塔的照片做旅游宣传，而且那边也确实有不少藏传佛教元素。其实直到2006年，尼泊尔都是“印度教王国”，且是世界上唯一的最后的印度教王国，80%以上的人都是印度教徒。
把印度当做佛教国家，我觉得可能是《西游记》看多了，把当年的天竺当成了现在的印度。这种误解我以前也有过，总觉得既然印度曾经是佛教国家，唐僧西天取经的目的地，现在如论如何总该有残存的佛教吧？无法想象曾经在印度如此昌盛的佛教，怎么可能就此消失得无影无踪呢？
然而现实就是这么残酷，伊斯兰教兴起之后，阿拉伯文明所及之处的佛教发生了大规模灭绝，过去丝绸之路上的诸多佛国都成为了伊斯兰国家。随着十到十二世纪穆斯林大规模入侵，印度次大陆的佛教也一度绝迹。
但印度佛教的灭绝并不是一个单一的事件，也并非出于单一的原因，而是一个持续了好几个世纪的长期事件。这些问题如果展开论述的话，几本书都写不完。所以在这篇文字里面，我会以印度的历史为线索，从以下几个平时较少涉及的角度讲一下印度佛教：
佛教在印度次大陆的诞生、发展、灭绝；
印度教和佛教的相互影响和竞争；
佛教在印度的重生。
【佛教的起源】
关于佛教的诞生，我要讲的不是那个大家听了无数遍的悉达多·乔达摩（Siddhārtha Gautama）王子在菩提树下悟道成佛的本生故事（Jataka），那个故事只是佛教的缘起，却不是佛教的起源。
很多佛教信徒都不愿承认的一个事实是：佛教并非凭空产生的，而是在婆罗门教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公元八世纪之前的印度教称为“婆罗门教”更为恰当，但为了便于理解，我下文有些地方还是直接用“印度教”进行统称）。只不过这种发展，一半是继承，一半是批判。
随着对两种宗教了解越多，我越意识到印度教和佛教，根本就是一树开双花，天生一对孪生兄弟。但大多数中国人对印度教的了解非常局限，且不说那些以为印度是佛教国家的人，就算来是个来过印度的中国人，如果问及他们印度教，多半不外乎几个刻板印象：1.印度教有种姓；2.印度教有好多乱七八糟的神；3.印度教徒修来世；4.印度教崇拜牛，不吃牛肉。
实际上印度教的复杂程度远超于此，有着极为庞大繁杂的哲学体系，而记录这些哲学思想的经典被称为“奥义书”，梵语Upanisad，意思是“坐在附近”，引申为“秘密传授”，理论上只能父传子、师传徒。奥义书并不是一本具体的书，而是吠陀（Veda，即为知识的意思）知识体系中的一个类别，现存的奥义书多达两百多种，成书于不同时期，这些书可以看做吠陀文化在哲学领域的思想成果。
早期的佛教哲学思想，很大程度是建立在对奥义书的继承和反思批判之上的。
“佛陀（Buddha）”这个词，早在释迦牟尼驻世之前，就已经出现在了印度教的《伐由往事书》（Vayu Purana），梵天的儿子Daksha曾尊称湿婆为Buddha——觉悟者。诸如业力（Karma）、轮回（Samsara）、谛（Satya）、法（Dharma）、无常（Anitya）、般若（Prajna）、烦恼（Kleshas）、寂灭（Nirodha）、厌离（Samvega）、行蕴（Samskara）、慈悲（Maitri）、布施（Dana）、手印（Mudra）、法轮（Dharma Chakra）、卍字符（Sauwastika）、真言（Mantra）这些佛教中重要的概念或元素，在印度教的解释和作用都跟佛教极为类似。而佛教中诸如瑜伽、冥想（Dhyana）、禅定（Samadhi，三摩地）、解脱（Moksha）等概念也是来自印度教，只是后来在诠释方法上出现了分歧。
以上是佛教跟印度教共享的一些概念，接下去讲讲佛教对印度教一些观点的批判。
否定了创世论。佛教理论中并没有像其他宗教那样的创始学说，佛教中假设的宇宙无始无终，并没有一个具有道德观的造物主或至高神创造了世界，或者有一天会毁灭世界。
否定了神性。虽然佛教是无神论的，但在早期文献中，基于当时的时代背景，佛陀更接近于怀疑论者而非绝对的无神论者。印度教中的天神（Deva提婆族），在佛教中被描述为寿命比较长、但依然会堕入轮回的天界种族。
否定了祭祀。由于否定了神性，佛教中也就不存在可供崇拜、祭祀的偶像，早期佛教并无造像。现在佛教中的偶像崇拜出于后世对佛教的歪曲。
否定了种姓在宗教权利上的不平等。印度教强调高种姓的优越性，认为低种姓是没有宗教权利的。佛陀并没有否定或者谴责种姓制度本身，他认为这种不平等客观存在，是过去业力的作用所导致。但佛陀认为，万物众生都有机会接受“法”的教化，得到解脱。一个人是否值得受到尊重或者“洁净”，是其行为而非种姓决定的。
否定了梵我（Atman）。印度教认为所有的生物有一个永恒不灭的“梵我”（Atman），在轮回中以不同的形式转世。佛教认可轮回，但佛教中的“我”是一个虚无的概念，强调去我执，也就是无我（Anatta）。永恒灵魂这种概念在 “诸行无常”的佛教体系中是站不住脚的，但对于“灵魂”是否存在则有争议。在佛教中有“断见”和“常见”之分，断见的立场接近唯物主义，认为身死心灭；常见则偏唯心主义，认为身心相异，灵魂只是暂居色身，也并非永恒不变。
即使从今天的眼光来看，佛教思想依然非常超前，佛陀说出了三个宇宙人生的基本事实：
诸行无常——一切都会改变，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诸法无我——由于一切都会改变，所以客观事物不存在永恒的本质；
诸漏皆苦——由于一切都会改变，所以主观感受不存在永恒的快乐。
所以就别可了劲儿折腾了，世界和人生存在本无意义，非要寻找意义那是缘木求鱼，想要彻底解脱就得接受这个残酷的事实。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对人生意义抱有希望注定失望，不对人生意义抱希望才是真正有希望的人生。
这也就是为啥爱因斯坦这样的伟大科学家对佛教也持正面态度，因为佛教不像其他宗教那样，非要赋予宇宙和人生伟大的意义，而是坦然接受自己的无知和渺小。
我查了一下，爱因斯坦从来没说过这句话，但他对佛教是持肯定态度的
如此超前和振聋发聩的真相和境界，佛陀驻世的时候现身说法跟别人讲，大家或许还能理解；等他入灭之后，不肖子孙们的立场就会渐渐不坚定了，因为人的本性实在很难接受生老病死乃至宇宙世界都是没有意义的，果然佛陀一入灭，原始佛教就被加入各种各样私货。
原教旨主义的上座部佛教早在公元一世纪便提出“大乘非佛说”的批评，其实是有一定依据的。佛陀当年顿悟之后压根儿不想教化众生管世间那些闲事，因为这一切根本没意义啊！按照本生故事记载是大家伙儿求着他：你不能自己解脱了留下我们受苦受难啊！得把解脱的法门传给我们啊！佛祖被纠缠得没办法，只好讲经传法。有人修佛法修得“满心喜悦”，甚至把“涅槃”也理解为可以享受永恒快乐的“极乐世界”，于是他非要让别人也感受这种喜悦，来实现他自己的“人生意义”，结果后来这种积极入世帮别人解脱的“普度众生”就成了一种新的“人生意义”以及“执着心”。
我觉得吧，假如佛经里告诉你“一定要怎么样”、“一定不能怎么样”等威逼利诱的话术，或者涉及“永恒”的概念，你就需要谨慎一点了。
【佛教的兴起】
佛教的兴起跟基督教的兴起可谓异曲同工：1.提倡众生平等，打破了族群内部传播的限制；2.得到了帝国统治阶级的支持。
佛教思想诞生的公元前五世纪，当时的经济发展使得印度次大陆的商人阶级变得越来越重要。商人在婆罗门社会里的地位十分低下，因此佛教首先就被商人阶级所吸引并接受，在商人社区中盛行，并且通过商业联系和贸易线路在孔雀王朝（Maurya Empire）的境内传播了开来。
那时候的佛教真的是非常的空灵和随缘，既没有文字记录的经文，也没有可以崇拜的偶像和能够遵循的仪式，单纯作为一种思想在传播。为了保证这种没有文字载体固定的思想不被传歪掉，当时采用的方法就是僧团集结诵经，大家相互校对。
虽然人类的本质是复读机，却是出错率很高的复读机。
据记载第一次大集结是在佛陀刚刚入灭后不久（有学者怀疑第一次大集结从未发生过，缺乏可信史料佐证），迦叶尊者在王舍城集合了五百罗汉，由阿难尊者和优波离尊者分别将经藏和律藏诵出。所以佛经开头四个字都是“如是我闻”——我听到的是这样的。
过了一百年，第二次大集结的时候，曾经亲闻过佛陀教诲的人都已不在人世，五百罗汉也降级成了七百比丘，对佛教的一些规定产生了分歧（“十事”非法），大家谁都不服谁，结果就导致了佛教上座部（Sthaviravada，原教旨主义，被歧视性地称为“小乘佛教”）和大众部（Mahasamghika，改革派）的“根本分裂”。
第二次大集结之后，佛教从此进入部派佛教时期，由于大家碰到一块儿就吵架，所以也不主动集结校对，自个儿管自个儿玩，百花齐放地分裂个没完没了，在三百年间分成了南传十八部、北传二十部。但是由于缺乏可信史料，这段历史也是一笔糊涂账。
部派佛教的分裂
这时候佛教史上最关键的一个人出现了——阿育王（Ashoka）。阿育王又不是什么高僧大德佛菩萨，为啥说他是关键呢？客观地讲，假如没有阿育王的话，佛教大概率会有三个结果：1.消失在历史长河中；2.被印度教吸收为自己的一个流派；3.最好也就是混成如今耆那教（Jain）那样的印度小宗教。阿育王是佛教的Mr. Right，正确的人出现在了正确的时间，让佛教成为了国际性的宗教。
历史上关于阿育王的记载其实也不怎么靠谱，基本都来自他自己的铭文和佛教文字，而这些记载常常自相矛盾。据说阿育王一开始是个邪恶的暴君，开疆拓土四处征伐，残暴不仁滥杀无辜，后来突然就放下屠刀皈依佛教了，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痛定思痛地动用举国之力推广发展佛教，大力出奇迹。
这种描述非常具有戏剧色彩，所以大概率是佛教作家的夸大和捏造，以此来彰显佛法教化的力量。不过可以确定的是，阿育王对佛教传播起到了再造乾坤的巨大作用。
公元前500年，佛陀时期的印度列国
公元前250年，阿育王时期的大一统印度
佛陀入灭大约235年前后，在阿育王的皇家召集下，进行了第三次大集结——华氏城集结（Pataliputra，如今的印度城市Patna，有些派别对于这次集结不予承认）。这次集结除了校对佛经之外，最重要成果是派遣了精通佛法的僧人去各国传教，包括斯里兰卡、缅甸、泰国、克什米尔甚至希腊。关于这一点，是有阿育王岩石诏书（Rock Edicts）佐证的。这些刻在岩石上的铭文，保存了两千多年，其中有一块岩石诏书提到了地中海地区一些君主的名字，如埃及的托勒密二世（Ptolemy）、北非的亚历山大二世（Alexander，并非亚历山大大帝）、塞琉西王国的安条克二世（Antiochus）。诏书中宣称，从印度南部到希腊地中海的广大区域，佛法都取得了胜利（道德征服）。
阿育王岩石诏书和石柱的发现地
岩石诏书实物照片
华氏城集结之后，高僧们前往各地传法的路径
岩石诏书宣称已被佛法征服的区域
这些岩石诏书在现在看来或许有些意淫，但佛教在当时确实抵达过地中海地区，甚至可能影响了当时地中海地区的思想和宗教。在亚历山大港，发现了托勒密时期的佛教徒墓碑，上面装饰着法轮。佛教从此开始了国际传播，而出现更早的印度教却由于传播局限于社区族群内部，因此始终没能成为一个国际性宗教，次大陆之外的印度教基本是通过移民传播的，影响非常有限。
与此同时，阿育王还派人四处搜集佛陀的舍利和遗物，修建佛塔来供奉。佛塔在古文献里的叫做“窣堵坡”，音译自Stupa，“窣”念sū。其实佛塔最早本身就是一种墓葬形式，阿育王时代的佛塔并不像现在的塔，而是一个堆起来的封土，长得像坟墩，事实上也是坟墩。这种佛塔特别朴实，就是一堆圆顶封土外面砌上砖。现在这种样子的佛塔在印度次大陆已经很少了，只在鹿野苑、桑奇（Sanchi）等个别佛教圣地能见到，不过你要是去斯里兰卡倒是能见到很多。阿育王修完佛塔还要修带铭文的石柱，其中最著名的鹿野苑石柱，如今成了印度的国徽标志。
桑奇大佛塔前原来阿育王石柱的位置
不同地方出土的石柱造型都各不相同
如今被用作印度国徽的鹿野苑石柱
通过对阿育王时期佛塔考古发掘出的佛骨舍利
佛陀生前的活动范围，大部分在北印度的比哈尔邦境内，大名鼎鼎的菩提伽耶、那烂陀、灵鹫山都在这儿。说起这个比哈尔邦，如今在印度可谓是万人嫌，甚至有印度人公开对中国喊话：哎，别争了，藏南给你们吧，只求你们把比哈尔一起带走！印度人对比哈尔的地域歧视我都很难找出一个适当的例子来形容。然而比哈尔（Bihar）这个地方正是得名于Vihara——梵语中的佛教精舍，当年阿育王在这里修建了大量的佛教精舍，多到连整个地区的名字都改了。直到印度佛教灭绝之前，比哈尔都是世界佛教中心。
【从无相到着相】
可惜孔雀王朝不到两百年的功夫便土崩瓦解，佛教失去了政治庇护，经历了第一次法难。
孔雀王朝的继任者之一巽伽王朝（Shunga Empire）的第一任君主曾迫害佛教、复兴婆罗门教。根据《未来往世书》（BhavishyaPurana）中记载，当时统治者杀光了所有的四百万佛教徒（印度文献中碰到具体数字都可以忽略），并恢复了动物祭祀（Yajnas），结果迫使佛教向外寻求庇护，使得克什米尔、犍陀罗（Gandhara）、大夏等中亚地区的佛教得以昌盛。
之所以要提到这些中亚国家，是因为他们后来又反过来影响了印度佛教。
巽伽王朝的势力范围
尽管巽伽王朝一开始灭佛，所幸后来的统治者很快又信回佛教了，并且还对佛塔进行了扩建整修，佛教在这次法难中受到的打击不算特别严重。巽伽王朝的国祚不长，孔雀王朝分崩离析之后，印度各方势力角逐，王朝频繁更替。
在公元一世纪左右，来自中亚的贵霜帝国（Kushan Empire）崛起，统治了包括印度西北在内的广大地区，早年定都白沙瓦（Peshawar），后来定都秣菟罗（Mathura，即现在的马图拉）。
贵霜王朝在地理上非常特殊，非常罕见地把开伯尔垭口内外区域同时纳入版图
刚才讲到的佛教徒用于避难的犍陀罗、克什米尔这些地方，当时都处于贵霜帝国的统治下。这个犍陀罗在佛教艺术历史上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堪称亚洲古代王国中的宋徽宗，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创造了亚洲文化圈难以超越的艺术成就。因为这个小王国所在的地区，乃是亚欧大陆连接中国、印度、波斯、希腊的十字路口，各种文化在此交流碰撞，艺术风格兼容并蓄自成一派。受希腊古典雕塑的影响，犍陀罗风格的造像简直美出天际，影响了后来中国隋唐的造像艺术；而经过犍陀罗设计师的神来之笔，佛塔终于也不再长得像个坟墩了，具有超越那个时代的艺术美感。
犍陀罗风格的造像
犍陀罗风格的佛塔
由于当年的犍陀罗如今被伊斯兰教占领着，很多犍陀罗艺术都遭了秧，被塔利班炸掉的巴米扬大佛就属于后犍陀罗时期的造像。而在今年7月19号还有个新闻，几个工人巴基斯坦马尔丹（Mardan）市郊挖水沟时候挖出了一尊公元四世纪犍陀罗时期的佛像，包工头问当地清真寺的阿訇该咋办，阿訇说这种真人大小的佛像会令人失去信仰。然后，他们就把这尊佛像给砸了……网上可以搜到砸佛像的视频。
贵霜王朝的犍陀罗也正是佛教造像的起源。佛陀在世的时候明确表示过反对造像，甚至据说写在戒律里面（我个人觉得不可信，以佛陀的超脱反对是有可能的，写入戒律的说法就很不靠谱了）。所以在佛陀入灭之后的六百年间，都不曾有造像。成书于公元二世纪的《阿育王传》中，甚至有记载阿育王因为耆那教弟子造像而屠杀耆那教徒的事情。因此在孔雀王朝、巽伽王朝，直到贵霜王朝中期，都不存在佛陀造像，所谓大昭寺“佛陀在世时候亲自开光的十二岁等身像”之类的话术，以及佛经上关于优填王思念佛陀的佛像起源故事更是后人的信口开河，非但加深不了我的信心，只会让我更加怀疑佛教里究竟混了多少私货，诚然可畏。
你如果跑到始建于公元前一世纪的桑奇大佛塔（Sanchi Stupa），就会看到那些关于佛教故事的场景浮雕里，没有任何佛陀的具体形象，而是用菩提树、法轮、佛塔、法座、讲经石等象征元素替代，跟现在伊斯兰教禁止描绘塑造穆罕默德形象是一样的。
桑奇大佛塔浮雕中佛陀出城的场景，马车上是空的，只有一把伞，没有人的形象
同一场景的犍陀罗风格就把佛陀的形象塑造了出来
桑奇大佛塔关于佛陀传法的浮雕，用法座和树象征佛陀
佛陀传法的犍陀罗版本
桑奇大佛塔还会用法轮象征佛陀。总之如果你去桑奇，可以看到各种关于佛陀的浮雕，就是没有佛陀的形象。
早期佛教石窟中用来象征佛陀的佛塔
从时间上来看，佛教造像艺术的出现正好跟大乘佛教兴起时间一致，于是有人认为造像与大乘思想的传播有关，但这个观点在早期大乘经典中似乎并没有确切依据。个人认为更有可能是因为当时的贵霜帝国同时控制了从中亚到西北印度的地区，使得犍陀罗和秣菟罗这两大古代造像中心得以充分交流。当时的印度人、希腊人、安息人、塞种（Saka）人都生活在贵霜帝国境内，其疆域更是连接了中国和罗马这两个大帝国。这样一个横跨不同文化的大帝国所必然具备的开放性，对当时的佛教文化进行了重塑。
公元1世纪时期，橙色是当时佛教的传播范围，一度抵达了地中海沿岸的黎凡特地区
贵霜王朝时期还发生了一件很重要的事，那就是僧团的第四次集结（有些部派不承认阿育王的华氏城集结，则将此次集结称为第三次）。这个时候南传的上座部佛教和北传的大众部佛教已经彻底分道扬镳，南传佛教一世纪末在斯里兰卡集结，北传佛教二世纪前期在克什米尔集结，两拨人都将佛经录入成了文字，从此进入了佛经时代。
【佛教的印度教化】
贵霜帝国时期的佛教呈现扩张态势，在整个中亚和南亚广为传播，当时世界大部分地区都处于蒙昧阶段，在传播的过程中几乎没有竞争对手。三世纪之后，贵霜帝国分裂衰落，北印度的笈多王朝（Gupta Empire）兴起。
印度历史上，除了英属印度之外，将没有任何一个王朝能称得上“大一统”。莫卧儿王朝非常接近大一统，但南印度一些地方依然没能纳入版图。除此之外，只有孔雀王朝和笈多王朝统一过整个北印度（包括恒河与印度河流域）。由于莫卧儿王朝是伊斯兰教，孔雀王朝是佛教——所以笈多王朝是历史上唯一一个统一了北印度的印度教王朝。
北部是笈多王朝，南部是伐伽陀加王朝
我们现在总觉得印度阿三那么穷咋还老是那么牛逼哄哄的干嘛，古印度文明跟现在的印度人又没关系你牛逼个啥。但如果说印度人要有啥骄傲的资本，那莫过于笈多王朝了，这种骄傲就跟我们对大唐盛世的骄傲是一样的。中国人普遍不太了解笈多王朝（印度历史就是一本烂账，确实也很难了解），这个王朝真心称得上是印度历史的高光时刻，笈多王朝在当时是无可争议的蓝星最强帝国——同时期的罗马已经分裂衰败，而中国也正处于南北朝五胡十六国的分裂时期。我后来看过一个气象考古学的资料，说三国至南北朝这段时期是因为赶上地球小冰期，因此北半球农作物减产导致饥荒和社会动荡，看来南亚显然不怎么受这个小冰期的影响。
三国和明末都属于北半球小冰期
印度最顶级最牛逼的一些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是笈多王朝时期留下的，比如《爱经》、《沙恭达罗》（梵语文学的巅峰之作）、《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都在这个时期以文本形式确定了下来，再比如阿旃陀石窟（Ajanta Caves，修建于公元前一世纪至七世纪）和艾洛拉石窟（ElloraCaves，修建于三世纪至十四世纪）这两个印度最顶级的世界文化遗产（属于笈多王朝同时期的伐伽陀加王朝，对印度人来说反正都是印度），除此之外天文、数学、医学、冶金等方面也都有巨大成就，数字“零”的概念就是这个时期发明的。
公元五世纪的秣菟罗风格造像
阿旃陀石窟壁画中的观自在菩萨
佛教的印度教化是笈多王朝时期非常值得关注的一个现象。
我又要说一些佛教徒不爱听的话了：有大量证据表明，在印度历史上的许多时期，印度本土的佛教都被视为印度教的一个派别。特别是在当时印度统治者的眼中，佛教和印度教就是一树两花。信奉佛教的国王会崇拜印度教神祇和圣人，而信奉印度教的国王也一样会赞助修建佛教寺庙——说白了就是封建迷信时代的“养备胎”，万一一个不灵，还有另外一个。
听起来很不可思议对吗？要知道，在过去本身就不存在 “印度教”这个概念。印度教是一种建立在吠陀知识体系上的世界观和哲学观，并没有唯一确定的教义，因此印度教里面本身就有很多自相矛盾的说法。然而出于多神教的包容性，印度教和佛教之间虽然有竞争，以及竞争导致的迫害，但从总的来说没有像闪米特一神教之间那样势如水火不可调和。一神教之间属于意识形态的对立，承认对方就是否定自己，不是你死就是我活；印度教跟佛教更像是同行竞争，会有互相诋毁、给对方穿小鞋搞破坏，但也可以互相学习借鉴甚至合作——更重要的是，即便分属不同公司，也可以有同一个集团老板。
不同的宗教在潜移默化中的相互影响非常普遍，比如中国道教的佛教化，西藏苯教的佛教化。在笈多王朝时期，当时的大乘佛教则变得越来越形式化——或者说“印度教化”，比如偶像崇拜、朝圣、自我奉献（Bhakti）、唱诵经文。这些东西我们如今看着好像挺司空见惯理所当然的，其实都属于佛教发展过程中被印度教影响混进去的私货，结果就导致了当时佛教在形式上看起来更像是印度教的一个流派。
印度的佛教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变化，原因是综合的，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笈多王朝将印度教作为了国教，对佛教造成了生存压力，需要自我“演化”来进行生存适应。
佛教作为一种统治阶级宗教工具有其先天不足，古往今来哪儿有单纯依靠哲学思想治国的？不排除有些虔诚的国王或皇帝如阿育王头脑发热对佛教极为崇信，但早期佛教对于巩固统治并没有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对政治活动更是不大热情，因此没有建立起与统治阶级长期的合作关系。
印度教之所以会被笈多王朝采纳为国教并得到复兴，重要原因在于解决了统治合法性的问题。婆罗门通过修订族谱和起源神话，将王室血统进行神化，使得王室依赖于婆罗门的授权；与此同时婆罗门垄断了教育权，不遗余力地通过宗教愚民教育维护神权和统治阶级利益。作为世袭的祭司阶级，婆罗门搞起各种各样广受愚夫愚妇好评的伪科学自然也是得心应手，比如占星、占卜、施咒。
佛教作为无神论宗教一开始自然看不上这些臭不要脸的溜须拍马和伪科学，然而当时不容乐观的政治现实和社会现实却逼迫着佛教进行妥协。因为不拍马屁的话，帝王很生气，后果很严重——轻则竞争对手做大做强，挤压自己的生存空间；重则与王室结仇，招致灭佛之类的法难。
本着“吃一起长一智”的生存本能，从《大般涅槃经》开始，就谈到了保护佛教教义的重要性，允许在必要的情况下杀人；后来又开始把帝王视作菩萨的化身，赋予其统治合法性，不过同时要求帝王的行为要符合佛法（这种做法有点像儒家的仁政和德治）；再比如引入巫术、咒语、法事（火祭）等神通法术；甚至还把种姓带到了佛教体系中，如今在尼泊尔幸存的尼瓦尔佛教（Newar Buddhism）就保留种姓制度……这些宗教实践上的妥协，使得次大陆的佛教越来越背离早期的坚持，在形式上消解了佛教的独特性，这就迈出了使得后来的印度教能够很容易吸收佛教的第一步——外在形式上与印度教的同化。
南亚佛教灭绝中幸存下来的尼瓦尔佛教，印度教仪式的特征非常显著
老实说，佛教尤其是大乘佛教本身就是一种不怎么接地气的宗教，核心的哲学思想非常烧脑。佛教和印度教虽然系出同源，很多概念相似，但两者的侧重点明显不同——佛教强调“智慧”（Jnana），印度教强调“虔信”（Bhaki）。
这是因为佛教是无神论宗教，不存在末日大审判之说，解脱之道靠的是提升你自己的智慧从而证悟。佛陀从来没说过要你们求他拜他供养他，你再怎么信佛，佛陀也不会保佑你；而你要是做坏事，佛陀也不会惩罚你（但业力会）。印度教是有神论宗教，走是“信XX，得永生” 的路子，跟神是做生意的互惠互利关系——我供养你，你保佑我。你做好事做坏事都有神看着，有没有好好信神拜神很重要。
大家想啊，修智慧这多难啊，每个人根器不同，我这篇文章已经把道理讲得够浅显了吧？估计能坚持读到这里的人都不多。就算是让我去读佛经，很多内容我也读不懂，都是烧脑的高级哲学理论啊！“虔信”相比之下可就容易多了，烧香布施念经拜佛谁不会？
大乘佛教内在有其逻辑自洽的哲学思想，但是对外对大众宣传的那一套完全是两码事儿，叫“普度众生”。可“普度众生”不就是“信XX，得永生”换了个马甲吗？提供方便法门，能够批量证悟，多快好省……这种玩法当然更容易吸引信众。现在中国那些去寺庙的香客，哪里有修智慧的，全都是去贿赂佛菩萨的“虔信”派；真正有智慧的根本不会去寺庙拜佛，因为求神拜佛这件事本身是反佛教的。
而且和尚总得吃饭吧？吃饭总得化缘吧？化缘总得有群众基础吧？但原始佛教偏偏又是研究哲学的，你觉得如果有个人跑到你家跟你大谈苏格拉底、笛卡尔之类你听不懂的东西，你会布施给他吗？这就是之所以佛教得要“印度教化”的原因——不自甘堕落，就没有群众基础啊！凡是流行的，一定是低俗的，这个道理亘古不变。
所以佛教在大众化的过程中，不断地背离原始佛教、向印度教靠拢是必然趋势。
早期的印度大乘佛教虽然在形式上向印度教靠拢，却也没耽误修智慧。第四次大集结有了书面经典之后，为大乘佛教的推广和普及奠定了社会文化基础。公元二世纪左右龙树（Nagarjuna）创立了“中观学派”（Madhyamaka，即法性宗），四世纪的无著（Asanga）、世亲（Vasubandhu）继而创立了“唯识学派”（Vijnanavada，即法相宗），成为了大乘佛教的两大理论支柱。
但很多人可能不知道的是，这几个在大乘佛教史上名号如雷贯耳的高僧大德，都是印度教婆罗门家庭出身，从小接受的是完整的婆罗门经典教育，学习的是吠陀经典，后来才加入了佛教僧团。不管有意还是无意，他们这些学说的宇宙观、认识论都站在印度教的相似立场上，比如说主张“万法唯心”，就把佛教跟奥义书的唯心论哲学重新统一了起来。
所以大乘佛教建立起来的这种新的唯心论体系（中观论和唯识论），在哲学思想上其实是背离原始佛教的。并且谁都没有想到的更深远的影响是，这些哲学理论后来居然被用来武装印度教的原本已经落后的理论体系，实现了印度教与佛教在哲学思想上的同化，直接或间接导致了佛教在印度的黯然离场。
笈多王朝当时的繁荣为思想发展提供了保障，物质文明带动了精神文明，历史上最重要的一些佛教学术中心，如那烂陀大学就是在那个时期建立的。法显、玄奘、义净都曾来到印度留学（玄奘和义净来时，笈多王朝已灭亡），但他们那时候求取的所谓“真经”倒不如说是伪经，乃是龙树之后发展起来的大乘佛教唯心论哲学思想。
某些佛教徒看到这里一定会跳起来——神马！你敢说大乘是伪经！你这是诽谤三宝！你不得好死！你死后下十八层地狱！
大乘佛教的经典宣称自己起源于佛陀时代，而且还早于部派佛教各部由佛陀本人完整传出。《妙法莲华经》有记载佛陀讲大乘法会，《文殊师利问经》里面还说上座部和大众部都是大乘佛教中分支出来的。但问题是，这些经书最早也是佛陀入灭六百年后才写成的啊！没有任何考古证据能证明佛陀在世的时候就已经有大乘佛教了，而且对各种史料的分析研究表明大乘和小乘的分化与大众部与上座部的分裂也完全是两件事，“小乘”这种说法本身就是大乘佛教思想产生后的一种蔑称。
佛教里面有“正法五百年，像法一千年，末法一万年”的说法，但依我看，正法最多也就一百年，才过了一百年部派佛教就分裂了；而当第一尊佛像被制作出来的时候，已然进入末法时期。佛经被第一次写成文字的时候，距离佛陀驻世已经过了整整六百年，在古代那就是三十代人，恐怕早已面目全非，你倒是试试一句话传三个人看看。假如你要非跟我说长篇经文世世代代口口相传，传了六百年三十代人还是一字不差；并且宁愿相信不知哪朝哪代的哪个人假借佛陀名义编造的经书，也不相信考古证据，那我只能表示：你的信仰很坚定，我很佩服！
这个世界上，只怕从未有过“真经”，佛陀当年到底是怎么想怎么说的，有的只是猜测，而无确证。即便是原教旨主义的上座部佛教，也早已变异得面目全非。玄奘大概是个原著党，奈何这世上从无佛陀“原著”。当时对历史的考据也是一团浆糊，比如说玄奘以为第四次集结发生在佛陀入灭后四百年，事实上是六百年。
但是，就算玄奘取回来的是“伪经”，在当时也是非常宝贵的哲学观点，研读传播一下有利无弊，总比传播一神教那些经书要好。
【成也僧团，败也僧团】
盛极而衰乃是万物定律，笈多王朝是印度佛教发展最为昌盛的时期，也是衰败的开始。
印度佛教的衰败至少有两个主要原因：
与印度教的相互同化导致印度教对佛教的吸收 （笈多王朝至帕拉王朝时期）
印度次大陆不间断的社会动荡 （匈奴入侵、穆斯林入侵）
第一点上一段讲过了，但只讲了形式上的同化，按照时间顺序后面会讲哲学思想上的同化。
笈多王朝搞了两百多年，最后因为匈奴后裔嚈哒人（Hephthalites，过去的历史学家一直以为这些嚈哒人就是拉其普特人的祖先，但最新的DNA分子考古学证据显示并不是）的入侵而瓦解，被打回土邦小国的原形。
笈多王朝于六世纪覆灭之后，七世纪出了个戒日王朝（Harsha Empire），全盛时期控制了整个恒河流域，一共统治了42年，这42年里面就一个国王——大名鼎鼎的戒日王。印度自古不修史，但历史上关于戒日王朝的史料却非常丰富，因为玄奘来印度的时候刚好赶上这个短命的戒日王朝，后来大唐时节王玄策访问印度的时候又正好赶上戒日王驾崩、奸臣阿罗那顺（Arunashwa）篡位，于是有了王玄策被囚、逃脱、借兵、反杀、“一人灭一国”的传奇故事。
绿色为戒日帝国范围
无巧不成书——要不是那么巧，就没这段史书了。
根据玄奘的记载，戒日王是个非常虔诚的佛教徒，禁止臣民杀生吃肉，在各地兴建寺庙佛塔，还组织佛教的“无遮大会”……但可以肯定的是戒日王早年是个崇拜湿婆的印度教徒，这一宗教身份刻在他当年用的印章上，直到他遇见了玄奘。
虽然我前面说玄奘取回来的是“伪经”，但这不是他的问题，除非造出时间机器回到佛陀的年代，否则谁也取不到“真经”。我个人是玄奘的脑残粉，玄奘实乃不世出的超级猛人加伟人，以一己之力改变了整个佛教史。别的不说，跟《大唐西域记》相比，《徐霞客游记》简直弱爆，以当年的条件走那段取经路真心是九死一生，不仅爬雪山过草地穿沙漠走到了印度，还徒步考察了整个南亚次大陆，你要说他文弱书生那是扯淡，绝对吊打我们在座所有人。然而这些跟他的学术成就比起来又显得不值一提了，玄奘在大乘佛教学说上的造诣几乎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在曲女城的佛教学术辩论大会（无遮大会）上所向披靡，对当时的佛教思想界进行了教义的统一，增强了广大世人对佛法的信心，从这一点上来讲，意义极为深远。
玄奘一顿操作猛如虎，以戒日王为代表的统治阶级看得目瞪口呆，自动自觉皈依了佛教；在场的婆罗门学者也看得目瞪口呆，开始对自己的吠檀多哲学理论体系进行反思。
婆罗门学者一看佛教在哲学基础理论上居然这么猛，明显压过自己一头，这显然会威胁到自己忽悠人民群众的能力，要采取自救措施。八世纪的时候婆罗门教也出了一个猛人叫商羯罗（Adi Sankara），是印度历史上最重要的宗教改革家，成功地把当时明显落于下风的婆罗门教从理论危机和制度危机中拯救了出来，并一举逆袭。
商羯罗这哥们儿的所谓“改革”其实就是抄作业，首先是抄唯识宗的作业，搞了个“摩耶论”（Maya）出来，用幻境来解释世界，观点跟唯识宗非常相似，甚至连理论上的缺陷都一样。我们都知道小时候如果抄作业、考试作弊被抓现行，那么最大的可能就是跟原版错得一模一样。以致于后来很多原教旨主义的印度教学者认为他背叛了印度教，把他称为“假面佛教徒”（Crypto-Buddhist）。这就是我前面所说的，为什么龙树之后大乘佛教的理论最后被用来武装起了印度教——由于龙树、无著、世亲等人接受的基础教育来自婆罗门教，因此唯识论的唯心主义学说转化成印度教学说完全没有违和感。
第二是抄了僧团制度的作业，创办了四所修院，把婆罗门学者聚集起来，开始像佛教一样重视学术研讨和交流。在一些佛教失势的地方还抢占人家的寺院，驱逐佛教徒（我之前写斯利那加、伯德里纳特的文章中曾经提到过）。这种学术研讨的传统后来演变成了智慧瑜伽（Jnana Yoga），把探索哲学真理视为通往印度教终极解脱的三大途径之一。
另外印度教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把佛陀这个人也吸收到自己的宗教中来（这事儿没有证据显示是商羯罗干的）。在十四世纪之前，印度教寺庙里甚至会供奉佛像。佛陀作为毗湿奴的第九个化身被吸收到了印度教中，与此同时印度神话中的奎师那（Krishna）也被佛教吸纳为佛陀的十大弟子之一的舍利子的前世（Sariputra，《心经》里提到的舍利子，这是个人名，跟佛骨舍利没关系），出现在了佛教本生故事中。到底谁先偷谁的人，已不可考。
印度教寺庙里的佛陀被视为毗湿奴的化身
反正两个宗教之间本身就是此消彼长的零和博弈，长期以来互抄理论互挖墙脚。商羯罗一番操作下来，巩固了印度教的地位，使得印度教在除了东印度以外的其他地区，都占据了优势。
另外印度的封建制度萌芽于笈多王朝，确立于戒日王朝。从戒日王朝开始，国家将土地大量封赏给了大臣、官员、知识分子、宗教团体，受封者同时获得土地的税收、行政、司法权。前面讲过在印度统治者眼里，佛教跟印度教只是同一宗教的不同派别，在赏赐的时候大体公平。然而印度教是非常积极入世的，佛教却侧重于非物质的追求，甚至觉得物质财富会造成贪执，因此对土地的经营很不积极。长此以往，双方在对土地收入的控制上，难免会此消彼长，这也为印度佛教最后的覆灭埋下了隐患。
佛教在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上的抉择困境显而易见——在教义上要求“舍弃”、“去贪执”，可是在组织形式上又严重依赖建立在物质基础上的僧团制度。
刚才讲到过商羯罗抄“僧团制度”的作业，这边正好解释一下。佛教有个特点就是组织水平很高，由于原始佛教属于哲学思想，这一性质决定了佛教的传承依靠的是学术研讨，具体的组织形式叫做僧团制度（Samgha）。那么多的和尚聚在一起又不干活，偶尔还要搞些译经、辩经、传教等大型活动，靠啥来养活呢？一来靠化缘，化缘的生存需求使得佛教“印度教化”前面就讲过了；二来靠国家财政补贴，这个前面也提到过一些。
平心而论，在伊斯兰教入主印度之前，印度虽然分分合合改朝换代N次，统治阶级出于“养备胎”的需求，总的来说对佛教还是不错的，这些国家财政的支持，是佛教得以发展传播的主要原因。换言之，对于佛教而言，僧团能否得到足够的财政支持、国家是否安定繁荣很重要。印度佛教大发展的时候，都是赶上王朝大一统；一碰到战乱、国家分裂，僧团制度的维持就会受到很大影响。
我去过南印度藏传佛教实行僧团制度的大型佛学院，几千僧人都在这里吃喝拉撒唱念做打，这些僧人不但不用交学杂费住宿费，每个月还有生活津贴拿。这么多的钱哪儿来呢？他们办公室里挂着的美国国旗解释了一切（可参见《》）。
因此僧团制度有两个缺陷：
内部依赖团队活动来执行戒律、教育等活动，那么多的学派，几乎没人能掌握所有的知识；
外部依赖政府和信徒的物质供给，一旦供给中断，这种组织可能就会无以为继。
在十至十二世纪的伊斯兰教入侵印度的过程中，佛教严重依赖僧团制度的这一缺陷暴露无遗。由于穆斯林极度厌恶偶像崇拜和异教徒，当时杀佛教和印度教的僧侣杀红了眼。印度教的传统文化知识分散在以婆罗门家庭为单位的广大社区里，除非搞“三光政策”，否则要赶尽杀绝根本不可能；佛教以僧团为组织，很容易就被一锅端，而且佛教僧人因为剃了光头，一杀一个准。就算一些僧人逃了出来，遍地焦土，一没钱二没地三没人四没经书，想要重建僧团制度几乎不可能，这就好像没法儿靠几个光棍教授重建一所大学。这些僧人或是恢复了世俗身份，破了戒娶妻生子；或是四处流浪修行孤独终老，佛教的传承因而终结。
——成也僧团，败也僧团。
在穆斯林横扫南亚的两三百年里，次大陆上所有的佛教中心都被捣毁或遗弃，除了喜马拉雅某些地区和东部靠近缅甸的一些地方，整个印度次大陆的佛教宣告功能性灭绝。
伊斯兰教侵略者屠杀僧侣
佛教四大圣地之首，位于菩提伽耶的金刚座（塔背后就是佛陀证悟的那棵菩提树），始建于阿育王时期，整个建筑结构定型于笈多王朝时期。这张是19世纪时候的照片，当时的印度几无佛教，一片破败。
曾经重要的佛教学术中心超戒寺废墟
【恐龙从未灭绝过】
人们以为恐龙在6500万年前都灭绝了，然而可以确定的是，至少有一部分恐龙活了下来，它们演化成了鸟类，变成了我们餐桌上的鸡。
印度次大陆的佛教虽然也在穆斯林的铁蹄下灭绝了，但它就像恐龙一样，在另一片土壤上演化成了别的形态，我们现在称之为藏传佛教。
话说公元八世纪戒日王死后奸臣夺权，王玄策将其挫败，却管杀不管埋，于是戒日帝国陷入分裂，西藏的吐蕃帝国坐收渔利。之后印度进入了一段“三国”时期——东部的帕拉王朝（Pala Empire），西部的瞿折罗-普腊蒂哈腊王朝（Gurjara-Pratihara Dynasty），南部的罗湿陀罗拘陀王朝（RashtrakutaDynasty）。后面两个王朝名字很长，记不住也不用记，跟印度佛教没关系。
印度的“三国”时代
八到十二世纪的帕拉王朝是印度佛教最后的辉煌，也是最后的庇护所。商羯罗改革了婆罗门教之后，印度教得到了复兴，严重挤压了佛教的生存空间，各地的佛教徒纷纷涌向东部的帕拉王朝。Pala一词意为保护者，大部分的国王都是大乘佛教和金刚乘佛教的虔诚信徒。金刚乘即密教（Tantra），是公元五世纪出现在印度教的一种神秘主义运动，后来被吸收为了佛教的密宗。
佛教里面自称密教是大日如来传给金刚萨埵的秘密法门，由龙树菩萨开南天铁塔取得的秘密经典，以此来解释密教的来源。然而龙树的年代不晚于二世纪，那会儿密教压根儿都还没出现，所以这个说法完全站不住脚。学界相信密教来源于吠陀经和奥义书，在《阿闼婆吠陀》（Atharva Veda，汉译“禳灾明论”）里面就有咒术治病、长寿法、增益法、和合法、降服法、王事法等，巧的是密宗《苏悉地经》和《大日经》中的增益、降服、息灾三法不但跟《阿闼婆吠陀》里的咒术名称相同，内容也无差异。
哎，写到这儿我都不想再对印度教和佛教这两位同学之间的互抄作业问题进行评论了。
话说帕拉王朝时期，统治阶级对佛教的支持力度极大，不但复兴了那烂陀学院，还兴建了超戒寺（Vikramasila，也叫超岩寺）、飞行寺（Uddandapura）、金刚座寺（Vajrasana），据说每一座的规模都与那烂陀相当，与那烂陀一起并称印度佛教四大寺，是世界历史上的第一批顶级学府。这些寺庙培养出大批佛教人才，佛教发展得红红火火，跟阿育王时期有的一拼，并且还成功实现了文化输出。
由于西边儿已经被伊斯兰教给占了，帕拉王朝往外进行文化输出的主要有两个方向——西藏和印尼。这里我们只讲西藏，先丢一串名字给大家看看，了解藏传佛教的同学应该会很熟悉：
莲花生（Padmasambhava）——藏传佛教宁玛派创始人；
寂护（Santaraksita）——藏传佛教僧团制度创始人；
阿底峡（Atisha）——藏传佛教噶当派创始人；
萨惹哈（Saraha）——密宗无上瑜伽部创始人；
帝洛巴（Tilopada）——密宗噶举派创始人，后来转世成玛尔巴正式创立藏传佛教噶举派。
这些人的共同点在于，他们都是帕拉王朝时期的佛教学院毕业的，最后成了藏传佛教开宗立派的祖师爷（最后两位甚至都没去过西藏）。藏传佛教里面有八十四位大成就者（Maha-Siddha），无一例外都是印度僧人，在藏传佛教的传说中这些大成就者具有各种各样的神通法力。
阿底峡大师与28位大成就者
阿底峡大师是藏传佛教后弘期贡献最大的僧人，他在印度的时候就是知名大学者，帮助朗达玛灭佛之后的西藏重建了僧团、重申了戒律，重新阐明了佛教的根本教义，一直传承至今。后来帕拉王朝遭逢穆斯林入侵的时候，更有许多印度僧人逃往西藏，进一步推动了藏传佛教的传译。
因此，藏传佛教可以说是完整继承了帕拉王朝时期的佛教，通过一窥藏传佛教，剥离掉后来在藏地吸收的苯教元素，我们能够想象得出印度佛教最后的模样。
就拿藏传佛教的造像艺术来说吧，我们常见的那些西藏佛教造像，并不叫“西藏风格”造像，而叫做“帕拉风格”造像，继承自帕拉王朝时期孟加拉雕塑家的创新。当年帕拉王朝的绝大多数佛像，都已被穆斯林所毁坏，因此想要研究帕拉风格的造像艺术，西藏倒是提供了不少范本。
帕拉王朝时期的印度教造像，很多特征都在后来的藏传佛教造像上得到了传承
为啥那些专家一看某个造像就能判断出大致年代？因为很多造像特征是某个年代之后才产生的，甚至是某个年代的专属。一个特征或许是巧合，但很多个特征的组合就非常具有说服力了。比方说拉达克有一尊官方宣称是公元前一世纪修建的强巴佛（这明显违背了佛教造像历史的常识），我一个对造像颇有研究的朋友一看就说是帕拉风格，她说那尊佛像的站姿、裙裤、腹部卷肉、花串、膝部鼓起、璎珞带、臂环这些元素都指向了这是一尊八到十一世纪左右的帕拉时期造像。
官方号称公元前一世纪的强巴佛造像，起码多说了一千年
再说藏传佛教的僧团制度，你如果去过拉萨的三大寺，或许会听说过这些寺庙当年的规模，鼎盛时期有七八千乃至上万的僧人。如今南印度的藏传佛教四大寺，也依然保留了阿底峡当年帮他们重建的僧团制度，整个寺院就是一座大型学术中心，有非常严密的组织结构，医院、超市、邮局等一应俱全，俨然是一个中等规模的社区。每个人僧人都必须学习固定的课程，考取学术头衔。
这么多的僧人从哪儿来呢？
很多人应该听过清末名将僧格林沁，这其实是一个藏文名字Sengge Rinchen，说明出身藏传佛教家庭。他堂堂一代亲王，总共六个儿子，三个送去做了喇嘛。在过去的藏传佛教社会，出家绝非出身贫寒的无奈选择，而是一种家族荣耀，当时每家都至少要送一个孩子去寺庙出家。而目前藏传佛教僧团制度面临凋敝危机，因为今时今日恐怕已经没什么父母愿意送子女出家了。
西藏在拷贝印度佛教的时候，甚至把种姓制度也一起拷贝了过来。我前面就提到，印度佛教在发展过程中，把种姓这种明显“反佛教”的制度带入了佛教体系，除了尼泊尔的尼瓦尔佛教，旧西藏也是明证。
我们的历史书里说旧西藏过去是农奴社会，其实这一说法是有争议的。农奴制在西藏部分地区确实存在，但在包括卫藏在内的西藏中部地区，用“种姓制度”来描述1950年之前的传统西藏社会阶级更为贴切。
西藏过去的种姓分上中下三个阶层，这些阶级为世袭，上层和下层的阶级固定，中层的不同阶级之间具有一定流动性。
上层
最高级：一般只有达赖喇嘛，或者干脆空置；
贵族（Sger-Pa）：总数在150个到200个左右的贵族家庭，其中Yabshi是达赖喇嘛的后代，Depon是古代皇室后代，Midak则是其他一般贵族；
高级政府官员和僧官，通常是现任官员的家人或者贵族家的次子。所谓“僧官”只要在找个寺庙住一两晚就行了，不用出家。
中层
纳税地主（Tre-ba）：掌握了较多土地的庄园主，主要义务是纳税，以家族为单位，该义务属于整个家庭。
普通人（Mi-ser）：普通藏传佛教信徒，可以为庄园主工作成为佃农（Mi-bo），也可以自由地去任何地方，还可以从事贸易或手工业。
农户（Du-jung）：类似于小地主，但对土地的所有权并不确定，死后子女未必能继承土地。纳税义务较轻，徭役义务较重，义务仅属于个人。
下层
贱民（Ragyabpa）：那些从事“不洁净”工作的人，比如渔民、屠夫、刽子手、天葬师、铁匠、金匠、妓女等。金匠是地位最高的贱民，刽子手则是最低的；
仆人（Nangzan）：为贵族家庭服务，占总人口5%左右；
奴隶：主要来源是穷人家养不起的孩子，这一阶级在十三世达赖时期就已废除。
因此，毋庸置疑的就是，已然面目全非的印度佛教在西藏借苯教之尸还魂，又发明出转世、政教合一等新玩法，于是才有了我们如今看起来如此神秘丰富的藏传佛教文化。但不可否认的是，藏传佛教也是现存最为完整地记录了两千多年来形成和发展的佛教教义、哲学、科学的传承，直接从梵文原著继承而来，包括了所有的显、密论典。
却不知当年那烂陀寺院那九百多万卷经书，现今留存几何。
这是如今三大派佛教的分布，金刚乘一路基本是对当年印度佛教的继承。最西边那个小点点是俄罗斯的卡尔梅克共和国，去年过去看了看，下次有机会写
【新佛教NAVAYANA】
根据2011年的人口普查，如今的印度大约有840万佛教徒，占总人口的0.7%。而印度独立后1951年的第一次人口普查，当时佛教徒只有18万人，增长了将近五十倍，怎么可能？！
目前印度佛教徒分布，比例最高为拉达克、锡金地区，中部那一大块绿的，则是达利特佛教
很多人或许从来没有听说过，除了大乘（Mahayana）、小乘（Hinayana）、金刚乘（Vajrayana）之外，在1956年的印度，有一种全新的教派被创立——新乘（Navayana，nava新的，yana载具）。目前印度这一教派占到佛教徒总数的87%，即730万人，其中90%的人都在马哈施特拉邦，通常被称为达利特佛教（Dalit Buddhism，Dalit是贱民的意思）。
这一教派的创始人是阿姆倍伽尔博士（Bhimrao Ramji Ambedkar），他1891年生于印度的一个贱民家庭，由于父亲及祖辈都曾效力于英国军队，因此有机会进入政府学校上学，在学校期间饱受歧视。但阿姆倍伽尔是个超级学霸，通过自己的努力取得了孟买大学经济学和政治学的学位，又先后在印度、英国、美国的大学获得四个博士学位。
他的博学为他赢得了非常高的社会地位，成为了印度独立后的第一位法律和司法部长，还设计制定了印度的宪法，如今印度那格浦尔（Nagarpur）的国际机场就是以他命名的。然而即便如此，他的一生始终生活在贱民身份的阴影下，因此毕生都在为贱民阶层追求平等权利而努力。他认为贱民获得平等的唯一出路是从心理上抛弃印度教和种姓制度的束缚，至于如何实现这一点，他的设想是通过改宗其他宗教。
他曾考虑锡克教，但他发现如果贱民集体皈依锡克教，很可能会成为锡克教徒中的“贱民”阶层，就跟印度贱民改宗伊斯兰教的结果一样（这个问题我在《》一文有详细论述）。
他比较了基督教、伊斯兰教、印度教、佛教，耶稣自称“神的儿子”，穆罕默德自称“神的使者”，克利须那自称“神的化身”，而只有佛陀是“人的儿子”，并满足于做一个普通人，从未宣扬世界有任何超自然的起源，也从未创造任何奇迹证明自己具有超自然的力量。
他花了一生时间研究佛教，意识到佛教才是唯一能与科学相容的宗教。但他也意识到如今的上座部佛教和大乘佛教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发展，混入了太多不属于佛教核心思想的私货，于是他拒绝并批判了佛教中的许多概念与实践，如因果、轮回、苦修、冥想、涅槃、苦集灭道四圣谛，将佛陀的教义重新诠释为阶级斗争和社会平等。
一切似乎又回到了两千五百年前的原点……
新佛教中的佛陀塑像，手捧着阿姆倍伽尔的照片，前面供奉着阿姆倍伽尔的著作《The Buddha and His Dhamma》（佛陀和他的佛法）
……可如今早已不再是佛陀的时代。
我不得不说，阿姆倍伽尔终究是个天真的印度人，有其思维方式和那个时代的局限性，他的局限性使他认定“人必须要有宗教信仰”，既然所有的现存宗教都让他很失望，那他就自己创造一个。他废除了那么多佛教的教法，却保留了“偶像崇拜”这么显而易见的谬误。他的局限性或许令他无法想象，人就算没有任何宗教信仰，就算不拜任何偶像，也有办法活得很好很平等。
后来的事实亦证明这种新佛教对于改变贱民社会地位的尝试并不成功。Navayana创立之后，数百万马哈施特拉邦的印度教贱民改宗这一新佛教，从而形成了一个新的“佛教贱民”阶级。如今很多印度人一看到印度脸的佛教徒，立刻就会联想到他们是贱民社区出身“达利特佛教徒”（Dalit Buddhist），还是跟过去一样看不起他们。
问题明明出在整个印度社会，贱民阶层获得平等的唯一出路，恐怕只有在印度发起一场颠覆整个社会旧秩序体系的狂风暴雨式的流血革命，而不是给自己换一个名字，改一个偶像来拜。
佛教从来不是用来改变社会的，而是用来改变自己内心的。
为纪念阿姆倍伽尔博士修建的Deeksha Bhoomi窣堵坡，意为剃度之地
【结语】
至此，“被重新发明的印度文化”系列暂告一段落。
虽然写了那么多“毁谤”三宝的话，我自己其实也算是一名佛教信徒，我相信佛陀所定义的世界真相——无常才是世界上唯一的“常”。
一切的文化、文明都在不断修正演变，能够被继承发展，必然经历过一次又一次的“重新发明”。
佛陀自己早已洞察了这个道理，所以他很早就预见到了佛法会被篡改。从某种意义上讲，坚信佛法从未被篡改过，才是“不信佛”。
有一部分佛经明明是后世所著，然而为了强调其权威性，就编出某某菩萨夜升忉利天、夜升兜率天的故事，说佛陀在梦里面给他传法，这十分自欺欺人。其实佛经是否佛陀的原著并不那么重要，因为“佛经”只是一个名字而已。像我这样的死理性派，对于任何没有可靠证据的说法都会持保留态度，但假如必须面临这样一个抉择：我从这个世界上消失，或者《金刚经》消失，那我宁愿我消失——我虽然不能百分百坚定地认为这是佛陀的原著（因为没有直接的证据）；可我仍然愿意用我的生命捍卫这本经书，不因为它是佛经，而是因为它里面的道理实在太顶级了。
我也曾也对唯识论和中观论的唯心主义哲学思想十分着迷，可我并不会纠结于这是否佛陀本人的观点，只要它有意思，对我有所启发就够了。佛陀本人想必不会立下规定：只有我本人的思想才能称为佛教思想。就连“佛教”这个名称恐怕也是佛陀入灭很久之后才有的吧。
所谓佛教者，即非佛教，是名佛教。
最后附张图，帮大家理一下印度历史的大致发展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