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詹得雄（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沃德研究院学术顾问）
中国有一位部长在美演说时说：“我们中国民间有一句话：‘多个朋友多条路，多个冤家多堵墙’。可是你们美国总要找个敌人。”下面大笑，也有人喊：“不！”
美国《时代》周刊网站5月23日文章说：拜登亚洲之行“一直在重申，他的外交政策以团结‘与我们有着共同价值观的伙伴’为中心，以共同反对‘与我们没有共同价值观’的政府”。拜登明明是为打压中国强劲的发展势头而来，却打着价值观的旗号，似乎这样就站到了道德制高点上，闪耀神圣的光环。
美国一直以价值观自傲，自称身居“山巅光耀之城”，惯用“怜悯”的眼光俯视“迷途的羔羊”，有义务来尽“白人的责任”。可是，近些年来却又十分焦虑，惊呼自己的价值观受到内外严峻挑战，惶恐不安。
什么叫价值观？我古书读得少，印象中，中国虽有“一诺千金”之说，但不用“价值观”这个词。它是从西方引进的，我理解近代说的价值观，就是判断是非的标准、做人做事的准则。
我国古代当然也有价值观念，比如孔子推崇的“仁即爱人”；比如“礼义廉耻，国之四维”；比如“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比如“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等等，都是价值观的表述。
那么，美国的价值观又是什么呢？要弄清这一点，先要明白有“字面上的价值观”和“行动中的价值观”之分。从字面上看，美国的《独立宣言》和它的宪法都冠冕堂皇，开宗明义就说人人生来平等。但听其言，观其行，从行动上看美国的价值观，则问题多多，甚至血迹斑斑，不妨从头说起，同茶友们（指“饮茶粤海”栏目的读者，编者注）聊聊。
“五月花号”的象征意义
美国建国才200多年，但写美国历史，总要从1620年从英国普利茅斯港出发的“五月花号”说起，它横渡大西洋驶抵今天被称为马萨诸塞湾的地方，建立了新的普利茅斯。这一船共有100多人，都是清教徒。大家可能听说过新教徒，但要解释清楚什么叫清教徒，要颇费点口舌。
3000多年前，现在的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地区（古称迦南）的犹太人，先后被亚述人、巴比伦人和亚历山大大帝征服，颠沛流离，生活十分困苦。他们日夜盼望会有“弥赛亚（救世主、先知）”出现，拯救他们跳出苦海、进入天国。
犹太人有自己的弥赛亚，形成犹太教，他们认为只有犹太人才是上帝的选民。到了2000多年前，有一个也是犹太人的耶稣（弥赛亚在希腊和英语中的表达）出现了，他认为只要追随他，不论什么人，都可进入天国，这就形成了基督教。
所以，原始基督教最早是穷人愿望的宗教体现，讲究平等和互助。后来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变成了统治阶级的工具。教会里的神父自称代表上帝，越来越腐败，最明显的一个例子是出售赎罪券。不论你犯了多大的罪，只要出钱买了券，便洗清白了，照样可以上天国。
众怒难犯。1517年10月31日，德国神父马丁·路德在教堂贴出了反对罗马教廷和教皇的《九十五条论纲》，引起了宗教改革。从此，赞同马丁的称为新教，而守旧的称为天主教。罗马帝国公元395年被推翻后，希腊以东的东罗马帝国的基督教自称东正教。
新教的理论是“因信称义”，即我信上帝，不用你教廷来管。他们大多数是穷人，相信只要自己艰苦劳作、不沾恶习、互相接济，就可以得到上帝的赞许。而清教徒是比一般新教徒还要刻苦严格的信徒，他们梦想由自己来建立人间乐园，所以人们说“五月花号”的清教徒“载来了美国文明”。
“五月花号”航行途中，大家签了一份文件，史称“五月花号公约（或协议）”。这些在本国被认为是异教徒而受到迫害的人们发誓“为了弘扬上帝的光荣”，“签立盟誓，将我们自己归入一个民治政体”。
他们为了自己的信仰，毅然与由教皇、国王、贵族主宰的旧文明断绝关系，顶风蹈浪，踏上蛮荒，下决心由自己来建立理想的新政体。在他们之前，葡萄牙、西班牙、荷兰、法国等地的移民都是由本国政府主导建立殖民政府。可以看出，“五月花号”的开创之举，就为美国价值观埋下了三个伏笔：宗教信仰、个人奋斗和崇尚自由。
个人主义变成了美国主义的同义语
理想很美好，现实对这些移民来说却很无情。这批移民登陆3年后，共有180人、32所住房，还有一些牛羊家禽；23年后，即1643年，出现了酗酒、乱性和打架斗殴等为清教徒不齿的现象；再往后，移民越来越多，越来越往西扩，屠杀印第安人、淘金、建立新庄园成了汹涌的潮流。在独立前，北美有13个州，因英国征税，爆发独立战争，他们把自己当初的理想写进了《独立宣言》，建立了美国。这段历史大家比较熟悉，不用多说。
值得说一说的是，他们在做这一切时心里怎么想的？美国著名历史学家H·S·康马杰在1950年出版的《美国精神》一书中，对此有入木三分的描写。他写道：“美国人总是顽强地去战胜困难，部分原因是，他们确信坚忍不拔加上勤奋、机智和运气总会有好结果。……任何有利于增加财富的事理所当然地被认为是好事，因此，美国人对于投机、广告宣传、砍伐森林和开发自然资源等是宽容的，哪怕是最恶劣的工业表现也能耐心处置。”
佩服作者用词讲究，“最恶劣的工业表现”当然指的是工人恶劣的生活状况和环境污染等，都被“耐心处置”掉了。作者接着写道：“当他问到一个人的价值时，他是指物质价值，而且除开这个通常的标准外，他不管什么别的标准。”就这样，在拼命追求财富的过程中，美国人自然而然地、理所当然地借上帝之名为自己铸成了价值观，无论做什么都没有负罪感。
此后，差不多一百年，印第安人几乎灭绝，新大陆天翻地覆，物质空前繁荣，汽车、电话、收音机、摩天大楼等魔幻般地出现，自由女神张开双臂欢迎移民，而背后掩盖的血泪，都被“耐心处置”掉了。
作者总结说：“（美国）由于地理条件优越，历史的培育和哲学的论证，他们把依靠自己提高为哲学信条，而个人主义最终竟变成了美国主义的同义语。”
资本把个人主义推向野蛮
《独立宣言》宣布“人人生而平等”，人人有“追求幸福的权利”，这在美国的西进运动中体现得淋漓尽致。有一幅油画描绘当时向西的人流：坐马车的、推小车的、步行的，大家匆匆向西走，衣衫褴褛，唯恐落后。他们除一身力气和坚强意志外，一无所有，但他们从每一个赤脚小孩的身上，看到了将来的百万富翁甚至总统。一个个农场在劈荆斩棘之后冒出来了，似乎人人都能成功，虽然事实并非如此。
建国之初，在建设一个什么样的美国问题上，美国第三任总统杰斐逊与担任财政部长的汉密尔顿发生过激烈的争论。前者主张美国由许多小农场主和小业主组成一个相对平等的社会，人人都有足够的财富来维持生计，这有点清教徒田园牧歌式的味道，而后者则主张美国要走向工业化。汉密尔顿的法宝是发行国债、建立一个由私人董事会领导的全国性银行和对国外产品征税，大力鼓励工商业。较量的结果汉密尔顿赢了，他开创了美国工业化和金融化的先河。美国迅速繁荣起来了，却不料也会迅速萧条。
1887年，中西部平原大旱，堪萨斯州15个县75%的农场土地落入抵押贷款公司之手，公司老板绝大多数是东部的银行家。那些曾望着“公正的自由之星”而“奔向西部”的拓荒者，现在含泪回头向东走，马车上涂写着“上帝给我们希望，堪萨斯使我们绝望”。他们诅咒那些黑良心的“城里人”，而城里的工厂正需要只给口饭吃就干活的劳动力。
康马杰写道：“到1900年，全美国三分之一的农民沦为佃农。杰斐逊说美国人是‘上帝的选民’，但看来他们都要变成贫雇农了。”像1929年那样的美国大萧条，其实以前已发生多次。其中，1893年是最恐慌的一年，几百家银行关门，几千家工厂和矿山倒闭，一万五千多家商业公司失败，几百万工人流浪街头在寒风中排队等候救济。政府财政极度困难，转而向摩根家族借钱，被人诅咒的华尔街这时却成了国家的“救星”。
到这个时候，怀抱“美国梦”的人恍然大悟：有极少数成功的个人主义者，也有绝大多数失败的个人主义者。资本正把金融寡头变成野蛮人，他们不生产一颗螺丝钉，但控制着大量的工矿企业，而这一切竟都是符合法律的。
美国人要想想当初才会有未来
作为一个以“人人生来平等”为立国原则的国家，美国成功了吗？从物质上看，美国很强大、很富有。然而从精神上看，人人平等就像是用竹竿挂在奔跑的马头前面的一根胡萝卜。
不平则鸣。在目睹了19世纪后期社会的乱象后，有宗教背景的华盛顿·格莱顿严词批判了弱肉强食的丛林原则：“人们所谓的‘自然规律’其实就是贪婪的倾轧规律……这并不是自然规律，因为它不自然；这是敌视自然的罪行；四海一家的规律才是唯一的自然规律。自然规律是同情、友谊、互助和服务的规律。”
还有比他说得更“出格”的。1886年来到纽约的美国教士沃尔特·劳申布什写道：“全世界普遍认为，基督教的思想是支持共产主义的，因为共产主义与基督教的精神以及与基督教早期社会生活中的典型先例更为协调一致。”
这些话在美国简直是惊世骇俗，让不少沉迷在个人奋斗的无情竞争中的人眼前一亮。类似思想在经济学中也有所体现，那就是催生了凯恩斯（1883—1936）经济学。凯恩斯认为自由市场中不存在一个能把私人利益转化为社会利益的看不见的手，只有依靠看得见的手，即政治对经济的一定干预，才能摆脱萧条、充分就业。
他的理论被富兰克林·罗斯福（1882—1945）运用到政策中去，这就是“罗斯福新政”。他在1932年当选总统时，面对1929年大萧条后的困境，设法提供失业救济，设立专门机构改革经济和银行体系，缓和劳资关系，使经济逐步恢复。他破天荒地当了四任总统，在1945年因病去世。他执政的10多年被认为是改革资本主义颇有成效的时期。但历史学家认为，真正使美国再次繁荣起来的主要原因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由于有优越的地理条件，美国很长时间坐山观虎斗，到二战后期抓住时机后发制人。战后欧日都萧条了，它稳稳地坐上了霸主地位。
二战后美国认为20世纪是“美国世纪”。他们是怎么走过来的呢？一句话，就是千方百计要保住霸权。冷战时期美苏争霸，苏联瓦解后，它的最高战略是再也不允许任何国家挑战它的霸权。当霸主很“辛苦”，为什么要当呢？很简单，只有有了霸权，才有美元霸权，才能实现利益最大化。为此，它不停地打仗、不停地更新武器、不停地举着价值观旗帜去干涉别人，自以为得计，却不料这种战略在严重耗损它的实力。2001年的“9·11”事件以及随后的反恐战争、2008年的金融危机，都是在给美国报丧。
说起来，上世纪80年代里根执政是一个转折点，凯恩斯理论被推翻，实行新自由主义，即鼓励私人想怎么发财就怎么发财，实行所谓“小政府、大社会”，同时压低工人福利、打击工会、大搞金融资本主义，贫富差距迅速扩大，而原来的中产阶层20年收入没有增加，许多白领工人又落入贫困境地。现在的美国被公认为“撕裂的国家”。
什么叫金融资本主义？不妨举个例子。有一个叫伯纳德·麦道夫的人，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到2008年12月被捕为止，顶着纳斯达克非执行总裁、美国证监会候选人等光彩照人的头衔，创建了美国最大的对冲基金投资咨询公司，以什么“切分履约转换”的投资策略，20多年里许诺给投资者20%的年回报。650亿美元像洪水一样追他而去，结果2008年金融危机一来，鬼把戏被拆穿，许多亿万富翁一夜成了穷光蛋。有一个小额投资人对她89岁的母亲说：“你现在不能死，因为我没有钱安葬你。”
华尔街是新自由主义精心操弄的试验田，长出来的却是这么一个家伙。他同“五月花号”上的清教徒还有什么共同点吗？
马克斯·韦伯在他著名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指出：“在北美殖民地，投机家企图利用契约奴仆的劳动建立种植园以过上封建贵族生活的愿望，与清教徒们明确的中产阶级世界观形成鲜明的对照。”今天，唯利是图的投机家的价值观，还好意思当成旗帜向全世界招摇撞骗吗？
资本主义病了，美国病了，病得实在不轻。要治病，先要回头看看病根在哪里，不要总是想找个敌人转移矛盾。记得中国有一位部长在美演说时说：“我们中国民间有一句话：‘多个朋友多条路，多个冤家多堵墙’。可是你们美国总要找个敌人。”下面大笑，也有人喊：“不！”
美国要搞“价值观外交”，我看首先要把自己的价值观弄弄清楚，再读一读美国开国元勋华盛顿卸任时告别辞中的一段话：“我们要对所有国家遵守信约和正义，同所有国家促进和平与和睦……最要紧的，乃是不要对某些国家抱着永久而固执的厌恶心理，而对另一些国家则热爱不已；应当对所有国家都培养公正而友善的感情。”
美国会改变吗？奥巴马的口号是“改变！”，特朗普高喊“美国第一”，拜登宣布要同中国“激烈竞争”，都沒有给人带来希望。值得注意的是，近来，“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一词在美国流行起来，“社会主义”一词也正在年轻人中从贬义慢慢变为褒义。我们衷心祝愿美国人民幸福，希望他们重温《独立宣言》，想想当初清教徒朴素的自食其力、互帮互爱的情怀，并通过改变来争取美国的美好未来、同时也是让全世界都放心的未来。
文章来源：《南方》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