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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郑渝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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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溯106年前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不得不说的是，之所以法国对于德国和奥匈帝国作出的行动回应如此激烈，很大程度是因为当时的法国人意识到自己正在输掉与德国的人口竞赛。也就是说，法国的人口增长要远低于当时的德国，时间属于德国人，越拖越不利于法国。
近几年来，中国无论是东南沿海，还是中西部新兴的都市圈，大城市乃至中小城市逐渐加入到争夺人口尤其是年轻劳动人口、高学历人才的竞争之中。就在那之前不久，很多地方还在限制外来人口，为之获得所工作和居住地的发展机会、福利创设障碍。这种剧烈的反差不免让人唏嘘。
我国东北、西北一些城市和地区的人口向外流失，导致城市、乡村相当程度上出现了空心化的现象。而振兴东北、发展西北，不可避免要落脚于对人口重归稳定发展的实现。
新出版的《人口学》（牛津通识读本）一书中，牛津大学老年学教授、牛津大学老龄化研究所所长萨拉·哈珀指出，虽然“人口即（国家）命运”的说法很有争议，但人们日益认识到，“人口变化在地方、国家、地区和全球层面的政治制度、经济与社会中起着关键作用”。
人口学的核心概念是人口变化的驱动因素，即死亡、生育和人口迁移。
威廉·配第（1623-1687）在1662年出版了人口学重要文献《赋税论》，指出人口死亡会对社区经济造成重要影响。配第也是一位重要的经济学家，创造出了所谓的“充分就业”的政策观念。
测算出“哈雷彗星”轨道的埃德蒙·哈雷（1656-1742）通过测算人口死亡率，推动了以后人寿保险中保险精算表的产生。
而名气最大、也最受争议的经济学家、现代人口学研究的创始人托马斯·马尔萨斯（1766-1834）因为没有预料到农业革命，所以认为人口增长速度会超过生产增长速度——这个结论受到批评，但他的这项论断在非工业化条件下的社会却是一定程度上成立的，今天的非洲爆炸式的人口新增，印证了这一点。
《人口学》（牛津通识读本）书中指出，全球人口在时间和空间上的演变长期是相当稳定的，即较长期保持稳定而小幅的增长，而在大约200年前开始转为急剧增长。但这股增长态势在20世纪后期开始戛然而止，欧洲大部分地区、东亚国家、北美的人口增长率急剧下滑，非洲地区的人口继续快速增长。
《人口学》（牛津通识读本）书中讨论了人口学通过引入统计学和数学模型而逐渐变成一门严谨学科的历史，并指出对于人口变化的通常测算方式，也就是分析生育、死亡、人口迁移的数据，再找出这三项驱动因素的背后原因。
先来看死亡，19世纪和20世纪，医学科技获得了极快发展，干净的饮用水、普及的公共卫生系统以及食品药品监管体系，使得人类寿命相较于此前大幅增长。而20世纪的抗生素引入，与疫苗接种计划，则进一步降低了人口罹患疾病、传染病的死亡率。而今，延缓老化和再生医学的发展，将有望在过去基础上继续大幅延长人的寿命，让死亡时间来得尽可能晚。
再看看生育。如前述，欧洲、东亚、北美等地区面临着生育率普遍、持续下降的难题。究其原因：
首先，上述进步因素降低了儿童死亡率。也就是说，人们不必采用多生孩子的方式来对冲儿童高死亡率。
其次，避孕方法的进步，使得家庭、妇女能够选择生育数。
第三，教育发展，使得女性可以平等进入职场，少生则有助于保持并增强女性的职场竞争力。而且更重要的是，女性独立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的实现，使得女性不必再将自己定义为生育工具。很多人口学家也意识到这一点，即女性观念变化导致了生育减少。
第四，城市尤其是大城市生活的压力，降低了家庭生育意愿。
而非洲高生育率的存在，恰恰是因为上段所述的四方面因素全都不存在。也可以说，当非洲发展到今天亚洲尤其是东亚国家的社会、经济水平，同样会出现生育率的暴跌。
最后是人口迁移。中国、日本等少数国家以外，目前很多国家和地区都存在跨国、跨大洲性的人力资本移民，也就是从年轻的穷国移民到年老的富国——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移民在迁入国站稳脚跟后，仍可能保持一定的生育率；而其子女成年后却会逐渐接纳迁入国的生育观念；这些移民给原籍国亲友的汇款，将支撑亲友保持很高的生育率。
人口学学者对于生育率的观察，有时会找出一些看似悖谬的事实。比如，19世纪的法国，工业化水平更低，农村居民占比更多，生育率下降却比经济上更发达、工业化程度更高的英国来得更早且更快。专家们还意识到，生育率一定程度上与不同宗教、不同的政治意识形态有关。
在20世纪后期，很多国家和地区都采取过控制型的生育政策，有些是旨在减少人口快速增长，比如部分国家推行的限制型生育政策；有些则是鼓励生育，比如罗马尼亚、前苏联等。但这些政策产生的作用也是颇为有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