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0月，历经一年艰苦转战的红一方面军（陕甘支队）终于抵达陕北，结束了九死一生的长征之旅。与此同时，红四方面军8万大军正在向川康进军，准备“打进成都吃大米”。如此一来，仍在湘鄂川黔一带坚持斗争的红二、红六军团（红二方面军前身），便成为留在南方的唯一一支主力红军。在湘鄂川黔地区，蒋军集结了48个师130个团的兵力，由宜昌行辕主任陈诚指挥，在大庸、永顺一线筑起多道防御阵地，大肆修建堡垒，从南、西、北三个方向限制红二、红六军团的机动，其战法和围剿苏区如出一辙。
陈诚命令孙连仲、樊崧甫和汤恩伯的三支部队担当主攻，从津市、澧州以北地区“由东向西交互筑垒推进”。陈诚部署好部队，并把红二、红六军团压缩在永顺、桑植之间的狭小地区后，返回南京向委员长汇报战果。就在陈诚从前线回到南京的当天，贺龙、任弼时在桑植刘家坪召开会议，研究下一步计划。红二、红六军团的主要领导人意见统一，认识到在老根据地内打破围困的困难很大，与其画地为牢，不如主动出击，争取到贵州创建新的根据地。为了加强主力部队，会议决定新组建红5师，时年22岁的贺炳炎任师长。
贺炳炎是红二军团人人皆知的著名勇将。他16岁就跟随父亲参加了红军，19岁那年在反围剿作战中主动率部杀入敌军包围圈，把陷入重围的红8师给救了出来，所部被总指挥部授予“模范大队”称号。三年后，身为红6师第18团团长的他在后坪战斗中只身突破敌阵地，又在板栗园战斗中率先冲入敌阵，被誉为“孤胆英雄”。1935年11月19日，贺龙、任弼时率红二、红六军团告别湘鄂川黔苏区开始长征，蒋军4个纵队10余个师跟踪追击。一个月后，二、红六军团在湘东南的瓦屋场被蒋军28军中将军长陶广麾下的第62师堵住了去路。62师抢先占领了东山头，居高临下摆开了阻击线，地形对红军十分不利。红5师抵近了瓦屋场，贺炳炎在仔细观察战场态势后敏锐地发现，敌军虽然占据了有利高地，但还没来得及修工事，目前仍处于无工事依托状态，是理想的进攻时机。于是他果断命令号兵：“吹冲锋号，全师向东山头攻击！”“师长，我们是全军后卫啊！”红5师特务队队长提醒贺炳炎，按照职责分工，这场战斗本不该由他们来打。“这是战场，没有前锋后卫”，贺炳炎大声道：“枪一响，哪个上去有利，哪个就得上去，不能错过战机！”红5师15团参谋长王尚荣了解贺炳炎，知道这位年轻的师长在任何战斗中都要抢主攻，于是对特务队队长说：“师长说得对，打敌人一个措手不及！”王尚荣话音未落，贺炳炎已向前沿移动，特务队也随即展开了攻击，顿时杀声四起。冲在前面的贺炳炎被一颗手榴弹爆炸的气浪掀翻在地，当他爬起来时，发现跟随在自己身边的机枪手已经牺牲了。
机枪火力中断，敌军立即乘着这个火力间隙发起了反扑。贺炳炎操起轻机枪，正准备向敌开火时，一颗子弹从侧后飞了过来，击中他的右臂，打断了动脉血管，鲜血顿时喷射而出。神志依然清醒的贺炳炎跌跌撞撞想去包扎，没走几步路便一头栽倒在地。王尚荣急忙跑过去为贺炳炎止血。急救包打开一个又一个，绷带缠了一条又一条，血还是止不住。王尚荣大声喊：“快，担架！”贺炳炎被抬走之后，王尚荣接替指挥，身先士卒率部向敌军发起猛攻。时年20岁的王尚荣也是16岁参加红军，当过文书、侦察科科长，也在好几个团当过参谋长，以胆大心细、机智勇敢而闻名。
战斗中，王尚荣突然间只觉得腹部隐隐作痛。他掀起衣服观察身体，原来敌人的子弹不偏不倚击中了腰间的两块银圆。银圆被打穿，弹头深入腹肌，弹尾部在血肉模糊中还依稀可见。卫生员赶来包扎，见子弹尾部在王尚荣的肚皮里随着呼吸节奏上下起伏，一时束手无策，急得直哭。“你不要哭，我没什么事！你给我准备棉球和少许碘酒就是了！”王尚荣一边说，一边镇静地从卫生员手中取过手术钳子、棉球和碘酒，对伤口处和手术钳子消毒后，咬紧牙关，将手术钳子插入伤口，硬生生把子弹给拔了出来。王尚荣简单地包扎好了伤口，又继续指挥部队发起冲锋，直到打垮了敌军。贺炳炎的右臂被汤姆枪子弹打断了，在没有麻药和止疼药的情况，医生用木锯把胳膊给硬生生锯了下来，贺炳炎从此成为红军中诸多独臂将军中的一员。几天后，贺炳炎在养伤间隙见到王尚荣，乐呵呵地说：“你这个参谋长命比我大哟，挂着光洋打仗，敌人的子弹打不进。尚荣，你的这个保护神怎么不教给我呀？！当初我要挂着两块光洋，也就丢不了这条胳膊了！”王尚荣想起了那两块银圆的来历，对贺炳炎说：“那是1931年的冬天，我告别母亲，她流着泪塞给我的，到部队后，我一直挂在身上！”
新中国成立后，担任副总长的王尚荣中将回忆瓦屋场战斗的情景时说：“尽管两块光洋保住了我的命，有运气成分，但军人真正的保命底线是练好军事本领。只有保存自己，才能消灭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