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我国的全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人们则更习惯亲切地称它为中国，但很少有人知道，在建国之前，曾有人提出过保留“中华民国”的简称。是司徒美堂等人的据理力争，才使大家放弃了这一想法。
那么，司徒美堂是什么身份？他又是如何改变众人的想法的呢？
1949年，经过解放军们的艰苦斗争，终于击败了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随着蒋介石败退台湾，新中国的筹建也提上了日程。
但随着而来的还有种种问题，首当其冲的就是新中国的名字该叫什么，针对这个问题，我国召开了一次政治协商会议。
参加这次会议的人，很多都不是带领军队南征北战的战士，大部分都是党外民主人士，跟中共党员好像格格不入，这不免让人心生疑惑，有人更是直截了当地询问了毛主席。
面对这些不解，毛主席表示，新中国的胜利不单单是靠中国共产党，在我们最艰难的时候，这些党外人士都曾经伸出援手，无论他们是哪一派别，但他们都是真心希望中国能强大起来。
我们应该要建立一个民主的国家，那么就要从我们自身做起，这次的会议牵扯比较广，应该有他们的参与，但是大家放心，我国还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这一点是永远不能变的。
听完毛主席的解释，众人也终于放心了，安心投入到会议的各项事宜中去。
1949年6月，第一次政治协商会议正式在中南海召开，经过大家的讨论，新中国的名字暂定为“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
这个名字获得了大家的一致好评，由于这个问题开了个好头，接下来的几个问题也没有耗费大家太多的精力，可在会议进行到最后一天的时候，有人却提出了不同的意见。
提出异议的是张奚若，他是来自清华大学的教授，文化水平很高，在之前确定完新中国的名字时，他就隐隐觉得有些不妥，但当时也说不出什么原因。
可后来在跟同事讨论的时候，大家都觉得这个名字不太好，可到底是怎么不好呢？众人又说不出来。
就这样，张奚若想了好几天，在今天大家讨论法律条款的时候，他灵光一闪，知道哪里不对劲了。
他表示，这个名字太长了，读起来有些许的繁琐，如果去掉“民主”的话，应该会好一点。
但在张奚若提出这个点的时候，张志让也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他觉得确实名字有点长，但他不同意去掉“民主”，因为我国核心就是要民主，所以他觉得应该去掉“共和”。
两人各执一词，现场的人也分不出到底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好一点，还是“中华人民民主国”好一点。
由于大家没有一个统一的结果，所以只能整理了一份书面报告，把自己的理由写清楚，由上级领导决定。
看到报告的时候，董必武对此十分重视，他自己跟其他人进行了激烈的讨论，在这两个名字的基础上，有人提出，我们可以先暂定为“中华人民民主国”，等以后国家完全进入社会主义，在改为“中华社会主义民主国”。
但董必武否定了这个想法，他觉得这个是一件很严肃的事，一定不能变来变去，所以这次也没有得出结果，只能再开一次会议，由张奚若和张志让分别阐述自己的意见。
张奚若除了叙述之前的理由外，他又表示，“人民”和“民主”已经造成了重复，而且读起来也不好听，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则把所有的内涵都包括进去了。
最终，经过讨论，大家最终决定采纳张奚若的想法，新中国的国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事实证明，这个名字朗朗上口。
在这个事情圆满结束以后，接下来的问题也都迎刃而解，还有人提出要把“中华民国”作为新中国的简称，用来纪念孙中山先生。
正当中央领导考虑的时候，郭沫若等人提交了一封议案，大概内容是新中国的简称绝对不可以是中华民国。
提案中称，中华民国已经失去了原本的含义，是被蒋介石那群“汉奸卖国贼”使用的，在中国老百姓心中根本就没有任何的感情，如今既然成立了新中国，就应该跟之前的划清界限。
不仅如此，他们还建议把中华民国在新中国的一切官方文件中抹除，心中的言辞十分激烈，能看得出来他们对中华民国的不满。
看完这封提案以后，周总理十分重视，当即找来其他的领导人，一切商讨这件事。
在周总理等人看来，这件事一定要处理妥当，因为一些年纪比较大的民主人士对中华民国的感情是很深的，虽然大家都对蒋介石嗤之以鼻，但对孙中山先生都十分尊重。
如果处理不好这件事的话，一定会引起这些民主人士的不满，在共产党革命的时候，他们曾经对我们帮助很大，我们不能让他们寒心。
想到这里，周总理当即写了几封请柬，邀请了十几位年纪比较大的民主人士，请他们一同商讨，邀请的人中就有司徒美堂。
司徒美堂是著名的爱国侨领，他出身贫困，很小就在社会上打工，为了保护自己，也学了一些功夫。
那个时候的中国积贫积弱，受到国外的侵略，西方人在我国的身份十分尊贵，到哪里都可以肆意欺负中国人。
1886年，司徒美堂在一家小饭馆打工，一个西方人闯进店中，大吃大喝以后就要走，有工人大着胆子上前要饭钱的时候，却被他一把推开，还对着这位工人拳打脚踢。
看不下去的司徒美堂不顾众人的劝阻站了出来，凭借着自己的功夫把这个不讲理的无赖打得落花流水，可那个无赖竟然死亡了。
这下司徒美堂差点被洋人处死，还是饭馆老板等人的营救下，才改为十个月监禁。
出狱以后的司徒美堂干过各种工作，但总是被人欺负，他明白，想要在这个社会活得好，自己一定要有能力。
于是他在美国的时候，成立了“安良堂”，专门整治那些不讲道理的人，安良堂发展地特别快，而司徒美堂的地位也水涨船高。
回国以后，他认识了孙中山先生，对他的救国理论非常赞同，还曾经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九一八事件爆发以后，司徒美堂认识到，所有的中国人应该团结一致，共同抵抗国外的侵略，他虽然不能上战场，但他前后为我国抗战募捐了1400万美元。
司徒美堂为抗战做出的贡献还有很多，虽然他不是共产党员，但他也算得上是真正的英雄了。
另外，司徒美堂在国内的时候，还曾经拜会过周总理，两个人的交谈十分愉快，周总理对他的印象也非常好。
也是考虑到这一点，周总理也邀请了司徒美堂来参与这次的会议。
1949年9月26日，几人共同来到了六国饭店，周总理开门见山地说：“新中国的国号已经确定下来了，但是有人建议把中华民国作为简称，但还有一部分人坚决反对。
各位都是德高望重的前辈，对中华民国的感情也比较特殊，所以这次我把大家召集到这里，就是为了讨论到底要不要把这个作为新中国的简称。”
对于这个问题的争论，在场的众人也都有所耳闻，他们对结果也很期待，但没想到周总理会邀请他们讨论，心里顿时感到很欣慰。
在谈论中，大家的意见都不太一致，这个时候黄炎培表示，自己的意见是需要保留“中华民国”的简称。
这个是孙中山先生领导革命，推翻清政府以后做出的伟大改革，虽然成果被别人盗取了，但这个名字也算是一种纪念。
况且，过了这么多年，老百姓都比较熟悉这个名字，如果再改成其他的，大家可能都会不太习惯。
顿了一下，黄炎培又继续说道：“这个政协会议每三年就举行一次，我们可以先试一下，如果不行的话，以后再改嘛。”
黄炎培年轻的时候也参加过辛亥革命，对于中国民国的感情比较深，大家也都理解，听完他的话后，有好多人都点头同意。
何香凝也附和道：“这个想法非常好，而且无数的战士们才换来了中华民国的旗号，如果新中国的简称还是这个的话，对他们也有纪念意义。”
此话一出，几乎所有人都赞同地点了点头，见此状况，司徒美堂的眉头皱了起来，他刚想发言，周善培就站了起来。
周善培言辞激烈地说：“我坚决不同意！”接着，他表示，中华民国这个称号确实是孙中山先生的伟大杰作，但这么多年来，早被蒋介石搞成了骂名，我们不能用这个名号。
这个时候，司徒美堂也激动地站起来表示：“我支持周善培的意见。”接着他又表示，“我也算是经历过辛亥革命的人，但我对‘中华民国’一点感情都没有。不外乎别的，因为在现在的人心中，中华民国已经不是孙中山先生设想的那样了，而是一提起这个就想到了蒋介石。
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跟辛亥革命完全不一样，我们不能否认辛亥革命的伟大，但也要跟中共革命区分开来，所以坚决不能用中华民国的名号。
俗话说：“名不正则言不顺”，我们如今是胜利者，名正言顺，就要与之前划分界限，我坚持不同意黄炎培的意见，我觉得咱们就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就行了。”
司徒美堂的话慷慨激昂，说完以后，现场响起了一片热烈的掌声，大家都十分赞同他的话，支持不把我国的简称叫做中华民国。
但一些人还是有意见，沈钧儒表示，从法律上来讲，各国的法律条文也并没有使用过简称，所以我国也不需要用简称，大大方方地用自己的名字就行。
作为一个国家，肯定会与别国有所交往，也就有了翻译的需要，如果我们真的用了简称，以后与别国友好交流，签署友好合约的时候反而不太方便。
另外一方面，由于中华民国的影响比较大，所以现在还有人对此比较熟悉，但是我们也不需要过分的制止，只要慢慢引导就好。
沈钧儒是法律学专家，他的这一解释也十分中肯，说完以后，大家总算达成一致了，放弃了简称的说法。
周总理全程参与这次的讨论，只是一直没有发表意见，在大家讨论完以后，他对每个人的想法也比较明了了。
在最后，周总理表示，所有人的意见都有一定的道理，我国是民主的国家，一定会综合考虑所有人的意见的，请大家期待结果。
最终，经过综合讨论，大家还是决定放弃了“中华民国”的简称，但这并不意味着忘记了辛亥革命的伟大壮举，只是参考实际情况，他已经不太符合我国的国情。
至此，我国的最终名字就叫“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中华民国”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