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白色恐怖”笼罩全国，一些共产党员因为经受不住考验选择离开组织，更甚者选择叛党投敌。这些人的离开和叛变，也令党遭受到很大的损失，为此中共中央成立了中央特科，负责保卫中央的安全。1928年的一天，中央特科情报科科长陈赓来到一名下属家中，准备了解一下对方的情况。谁曾想陈赓一回去，就向周恩来汇报：“此人日后背叛革命的可能性极大！”4年后，陈赓所说的话果然成真，最重要的是此人还两次叛变，成为人人喊打的大汉奸。那么这名属下究竟是谁呢？陈赓凭借怎样的细节断定此人会叛变？此人的结局又是怎样的？
陈赓慧眼识人：此人不可重用，日后会叛变1927年春夏之际，正当北伐战争轰轰烈烈向全国推进的时候，以蒋介石、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背叛了革命，一时间全国范围内弥漫着血雨腥风。从1927年到1928年上半年，在这短短一年半的时间内，竟然有337000多人惨遭杀害，截止到1932年，被屠杀的人数已经超过100万。中共在各地的省委机关没有一个不遭到破坏，共产党员也从大革命时期的6万人锐减到1万余人。全国各地的红色工会、农会等组织也被迫转入地下，为了避免险恶的局势和适应革命运动的需要，党中央机关也被迫从武汉迁往上海。然而上海也不是一个安全之地，环境极其恶劣。国民党特务警探和租界的巡捕、包探相勾结，疯狂捕杀共产党和爱国人士，党内一些人经受不了革命低潮的考验而变节叛变。在这一段时间内，党内不少干部因叛徒的出卖而被捕牺牲。
同样，工人运动也惨遭摧残，上海总工会领导下的工会会员从原来的82万人锐减到28万人。在如此严峻的形势下，如何有效地打击敌人、盐城叛徒，并保卫党中央机关的安全成为重中之重。于是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领导的中央特科便产生了。1927年11月，中央特科在上海正式成立，特科的基本任务是：“保证中共中央领导机关的安全、收集和掌握情报、镇压叛徒、营救被捕的同志、建立秘密电台。”组织上，中央特科陆续设立四科，分别是：总务科、情报科、行动科和交通科。总务科成立最早，科长是洪扬生，“顾顺章事件”后由欧阳钦担任；情报科科长为陈赓；行动科最初的科长是顾顺章，后来由谭余保担任；交通科的科长是李强和张沈川。1928年的一天，陈赓接到上级任务：“党组织准备安排一名从苏联留学归来的同志，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陈赓同志身为情报科的科长，需要负责对其思想和工作能力进行甄别。”
而这名从苏联留学归来、即将成为陈赓属下的人便是本文的主人公——李士群。那么这位李士群究竟是何许人呢？为何能得到党组织的重视？李士群1907年3月20日出生在浙江省遂昌县，父亲很早就去世了，只留李士群和母亲相依为命。尽管家里的条件不是太好，母亲只是一个妇道人家，但她的思想和传统母亲却不一样。李士群的母亲认为不管家里多困难，也要供孩子读书。就这样，李士群从私塾读到中学。青年时期的李士群学习非常刻苦，再加上天资聪慧，他的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尤其是在书法和绘画方面很有天赋。李士群中学毕业后考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不久后前往上海大学读书。李士群很喜欢交朋友，在此过程中他认识一名来自复旦大学的同乡叶吉卿。叶吉卿和李士群一样来自浙江遂昌，不过不同的是叶吉卿家里小有家财。
叶吉卿和李士群交往的越来越多，对彼此的感情慢慢发生变化，两人也从普通的朋友转变为恋人。值得一提的是李士群在上海读书和生活的费用，都是叶吉卿资助的。大家都知道上海是共产主义的发源地，中共领导人陈独秀所创办的《新青年》杂志也深受青年学生的喜爱。再加上上海大学内建有中共党支部，瞿秋白、蔡和森、恽代英等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先后在这里任教，因此在这种影响下，李士群加入共产党。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李士群前往苏联东方大学留学，第二年返回上海。这天，化名为“王庸”的陈赓接到组织的任务，让他以关心同志为名，前往李士群的家中甄别其能力和对党的忠心。李士群回国后租住在上海的某所公寓内，陈赓来到李士群的家中，先是四处看了看，然后便和他随意交谈起来。李士群并不知道陈赓此行的目的，因此一股脑将所有抱怨、遇到的难题以及今后的想法都告诉给陈赓。
从李士群的家中出来，陈赓当即找到周恩来，并向他汇报：“李士群日后叛变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万万不能让此人掌握中央的重要机密，也不要重用此人。”陈赓断言“不可重用”的原因相信大家看到这里一定非常疑惑，为何陈赓只是去李士群家中看了看，随意和他聊了聊，就能断定李士群日后会叛变呢？陈赓将这次谈话的地点放在李士群的住处也是有深意的，陈赓从苏联学到一个有用的知识，那就是从一个人的住处看他的风格、消费能力等方面，这也为判断一个人提供佐证。陈赓一进到李士群的住处就大吃一惊：屋内的摆设虽然谈不上奢华至极，但处处都透露出精致和讲究，一看就不是普通人能消费得起的。而陈赓在和李士群谈话过程中，也发现了三处奇怪之处：第一、李士群总向陈赓抱怨，自己在苏联东方大学的学习太过艰苦。
东方大学位于莫斯科中心的普希金广场上，由于当时处于苏联经济严重困难时期，因此生活环境异常艰苦。在苏联东方大学学习的同学们和苏联的红军战士一样，过着紧张的军事化生活。每天清晨，他们都会到操场集合训练，然后用冷水洗漱，吃的是黑面包，喝的是凉白开。每天上完课后不能休息，还要轮流到街上站岗放哨，星期天还要打工。每人每个星期只提供一斤质量最差的黑面包，有的黑面包还发霉了，有的里面还会出现碎布、石子等杂物，将这些杂物剔除，能吃的面包少之又少。当时在东方大学学习的人非常多，比如说刘少奇、陈延年、陈乔年、王若飞等人，但却没有一个人叫苦叫累。
第二、李士群认为自己的工资太低了。我党成立初期，经费是非常有限的，主要靠共产国际帮忙以及党外人士捐助。虽然党内有些同志会交党费，但金额是有限的。当时不管是中央领导还是普通党员，每人每个月只有20多元的生活费。大家都知道上海的生活费用是比较高的，20多元如果不省吃俭用的话，确实是不够用。第三、李士群对中国革命的前途缺乏信心。当时我党发动的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都失败了，这也令李士群感到革命前途未卜。这是李士群内心真实的想法，不过从中也能看出他革命信心的动摇。革命者追求的不是富裕的生活，而是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很明显李士群的想法和其他革命者不同，他享受生活、抱怨生活费少、对革命信心不足，这些都预示着他将来会背叛革命。正是有了以上依据，陈赓才会报告周恩来，李士群不是一个值得托付的人。周恩来听了陈赓的解释觉得很有道理，因此自李士群回国后，党组织并没有让他担任主要职务，而是让他以记者的身份在上海从事地下活动。
不久后，李士群因为言行不当而被公共租界工部局巡捕房逮捕。李士群担心巡捕房会将自己引渡给国民党政府，于是他托人走通了青帮“通字辈”大佬季云卿的门路，由季云卿保释出狱。事后，李士群向季云卿投了门生帖子，从此他和上海的大帮会势力拉上了关系。第一次叛变，成为国民党特务1931年4月，中共中央特科“行动科”科长顾顺章叛变，导致很多共产党员被捕，也令中央特科损失巨大。当时中央要求和顾顺章熟悉的人都要离开上海，但李士群不想离开这个繁华的地带，这也导致他在1932年被中统特务逮捕。1932年的一天，李士群被徐恩曾领导的国民党中统特务逮捕。他看到我党的地下斗争越来越困难，贪生怕死之余背叛我党，变成中统特务。这是李士群第一次叛变。
国民党特务机关对中共叛徒虽然尽量利用，但不会完全信任对方，更被说重用他们了。李士群当初在共产党内的地位不高，本以为来到国民党内部会被重用，没想到当了叛徒仍没有受到重视。对于充当一名走卒，李士群内心极为不满，也很不甘心。几番考虑后，李士群千方百计找到中共地下组织，谎称自己投敌只是权宜之计，不过是暂时应付环境，并不是真的背叛革命。李士群希望用这个利用骗取我党的信任，从而了解中共内部情况，为日后在国民党特务机关往上爬捞点资本。对于李士群想回党内的要求，地下党组织给了他一个十分巧妙的答复，那就是指定他制裁叛徒丁默邨。
丁默邨叛变后出卖了组织和同志，为了严肃党纪，维护革命事业，保障党组织的安全，地下党组织决定除掉这个叛徒。而党组织这么要求也是有原因的，一来可以考验李士群的真心，二来能够除掉丁默邨这个叛徒。李士群不是真心想要回归革命队伍，所以当他接到这一答复后十分犹豫。一番思索后，李士群决定将这件事告诉给丁默邨。不久后两人商量出一个计谋：杀掉中统上海区区长马绍武。李士群和丁默邨这样决定也是有自己的打算，他们既可以给我党一个交代，杀掉一个比丁默邨地位更高、作用更大的特务，又能去掉丁默邨和李士群共同的敌人，何乐而不为呢？当时马绍武是国民党特务机关的红人，深受俆恩曾的信任。最重要的是马绍武瞧不上中共叛徒出身的李士群和丁默邨，经常给他们颜色看，因此李士群和丁默邨对他可以说是恨之入骨了。1933年秋的一个晚上，丁默邨陪马绍武来到一家青楼打牌吃花酒。直到半夜丁默邨才搀着醉醺醺的马绍武离开，在马绍武回家途中，李士群将他打死在路上。
徐恩曾得知自己的心腹惨死在大马路上，十分愤怒，当即命令中统上海区限期查明真相。没过多久，李士群和丁默邨作为重大嫌疑犯被逮捕。由于丁默邨有人担保，所以不久后就被释放。李士群因为没有靠山，被押送到南京总部，受尽了残酷的刑罚，差点将命搭进去。后来还是李士群的妻子叶吉卿带了大批珠宝首饰到南京送礼，这才让俆恩曾开恩，不再追查此事。不过尽管李士群被释放了，但国民党规定他不能擅自离开南京。没过多久，李士群被派为调查科编译员、南京区侦察员。1933，国民党为了拉拢留学苏联的学生，专门成立了“留俄同学会”。由于李士群是留苏学生，因此国民党让他担任该同学会的理事。1934，除此之外中统还专门办了留苏学生招待所，用于拉拢、软禁以及迫害从苏联留学归来的人员。李士群又被任命为该招待所的副主任，直到抗战爆发……
第二次叛变投日，因半个牛肉饼而亡抗日战争爆发后，南京沦陷，中统指示李士群等人潜伏在南京。李士群为了潜伏需要，特意请了一个女保姆，这个女保姆名叫刘文英，姿色属于上乘，气质也是一等一的。随着两人的相处，李士群渐渐喜欢上了刘文英，但令李士群没想到的是这个女保姆竟然是日本间谍川岛芳子。李士群十分吃惊，川岛芳子却笑着说：“不用害怕，我是来给你指明路的。”紧接着川岛芳子将，让李士群创建汉奸特工组织的设想说了出来。李士群听后十分高兴，但考虑到当时国民党军统上海锄奸行动非常凌厉，他说：“不能这么武断，还是要想一个万全之策。”最终李士群决定，让自己的老上司丁默邨当特工头子，自己只当副手。就这样，直属日本特高课的“76号”就此诞生。
日军每个月拨款30万日元当做“76号”的活动经费，并一次性拨发500支枪、5万发子弹以及其他军事装备。没过多久汪伪政府成立了，经日本人牵线、周佛海劝说汪精卫同意丁默邨和李士群两人投入汪伪政府的怀抱，而“76号”也成为汪伪政府的特工总部。李士群所控制的特工组织不仅残杀共产党员和爱国人士，还和国民党中统、军统特务斗争。由于李士群曾在中统工作过，他的手下也大多出自中统和军统，他们对国民党特务的工作规律等十分熟悉，因此屡次在战斗中占据上风。对于李士群的滥杀无辜，军统头目戴笠和中统头目陈立夫都非常气愤，下定决心要处之而后快。1942年，原“76号”负责人丁默邨为了给自己留一条后路，他亲自写下一封悔过书，托人交给陈立夫，还说自己愿意改过自新，效忠国民党。没过多久周佛海也给戴笠写信，让他转交给蒋介石，请求对方准许自己自首。陈立夫和戴笠接到两人的来信后十分高兴，但高兴之余又担心他们两个是假装投降，于是密令他们想办法除掉李士群，以此来证明自己效忠的决心。
暗杀李士群的工作是由周佛海主持的，丁默邨从一旁协助。周佛海出了三个暗杀李士群的计划，第一是用日本人除掉李士群；第二是用汪伪内部和李士群有矛盾的人杀死李士群；第三是直接派出军统特工暗杀李士群，最后他们决定用第一个办法。紧接着丁默邨让人收集李士群的“恶迹”材料，到处煽风点火，逢人就说李士群主持的清乡没有一点成绩，最大的收获就是腰包变鼓了，这也引起汪精卫和日本人的不满。周佛海先指使李士群的对头之一罗君强下毒，但非常可惜的是李士群没有上钩。就在这个时候李士群的后台老板日本人晴气庆胤奉命回国，而继任汪伪政府的最高日本顾问柴山中将，还有日本宪兵司令部特高科科长冈村在就对李士群心生不满，想要除掉他。周佛海趁机让心腹找冈村协商，冈村当即答应可以帮周佛海除掉李士群。没过多久周佛海邀请冈村，冈村建议道：“可以在他的饭菜里下毒，这种毒一个星期后才会发作，当时没有什么感觉。”就这样，周佛海和冈村决定下毒毒杀李士群。
这天，李士群接到冈村的邀请，说是要为他接风洗尘。起初李士群并不想去，但由于对方是日本人，碍于面子只好硬着头皮赴宴。李士群刚到冈村家，就以自己患痢疾还没好为理由，坐在席上什么东西也不迟。冈村也不勉强，一边吃菜一边和李士群说话，两人聊得十分投机，李士群也放松了警惕，高兴地拿起酒杯和冈村碰杯。不一会，冈村的妻子端上一盘牛肉饼，冈村介绍说：“这是我夫人的拿手好菜，李部长可是有口福了。”牛肉饼一上桌，李士群当即起了疑心，放下筷子不肯吃一口。就在这个时候冈村夫人又用盘子端出三碟牛肉饼，冈村解释道：“这是我们日本人的习惯，单数表示尊敬客人。今天席上有四人，所以分成两次端上来。”李士群是知道日本人送礼讲单数的习惯，因此当冈村解释一番后，他也不再怀疑。李士群见冈村、熊剑东等人纷纷吃完面前的牛肉饼，于是也夹起牛肉饼大口吃了起来。
李士群一边吃一边夸赞岗村夫人好手艺：“中佐，你太太的厨艺真不错，牛肉饼的味道很不错，但因为我身体原因，真的吃不完一整个牛肉饼，只能吃一点。”冈村笑着说：“没关系，李部长不要拘束，在我家就像是在自己家一样。”饭后，李士群提出要告辞，冈村再三挽留，还开起玩笑：“李部长，我还想陪你喝喝茶，聊聊天呢！这么着急回去干什么？难道金屋藏娇，晚一会回去不好交代？”李士群哈哈大笑，说：“没有金屋，又何来藏娇呢？”随后他在冈村的引导下，和熊剑东等人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继续聊天。冈村和李士群海阔天空地谈着，熊剑东时不时地插一句话，大家都沉浸在轻松友好的气氛当中。两天后，李士群突然感到不适，刚开始只是腹痛，紧接着上吐下泻。后来他被送到附近的医院，经过检查才得知李士群是中了阿米巴菌毒。不过此时李士群的血管已经硬化，连针头都无法插入。气息奄奄之际，李士群对守在一旁的夏仲明等人说：“我干了这么多年的特工，没想到到头来却掉进冈村和熊剑东设下的陷阱，看来我很难闯过面前这道鬼门关了……”
1943年9月9日下午5点左右，李士群撒手人寰。就这样，手上沾满鲜血的大汉奸被半个牛肉饼送上了西天。汪精卫得知李士群的死有蹊跷，但他却不敢追究，甚至向柴山表示：“我听说日本宪兵队的冈村和李士群的死有关，但这是外界的谣言，我们不必理会。”李士群可能做梦也不会想到，冈村家宴上的牛肉饼里也有刀光剑影……李士群为日本人卖命，最终却死在日本人的手上，这符合历史的规律：任何背叛国家和民族的人，都不会有好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