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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修词作“风流”、却广为传唱,这在礼法严明的古代,妥当吗?

缁尘绮陌

2022-08-15 17:38河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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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人长短句,诗之余也,始于李太白。”宋词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个高峰,也是宋代文化的代表。终宋一代,宋词大家不可胜数,前有晏殊、欧阳修,后有苏轼、秦少游,为我们留下了丰厚的历史文化遗产。宋代文化之繁荣,以词为例,管中窥豹,可见一斑。

宋代文化意识之变迁

经过唐末以来的战乱和动荡,中国封建社会发生了深刻变迁。经济上,经济重心南移,南方人口日趋繁衍;政治上,魏晋形成的士族门阀制度逐渐由衰落走向消逝,庶族地主势力日趋上升,南方人才崛起,并由此形成新的官僚政治。赵宋立国之初,面临着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一是统一中国,二是中央集权。两者共同指向了重文轻武、崇文抑武的政治基调。

这样,为宋代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充分的滋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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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南方经济繁荣

宋代文化的发展面临的是崭新的环境。其一,经历了五代重武轻文的局面,要重塑中央权威,则必须矫枉,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足以矫枉。其二,儒释道三教合一趋势难以阻挡,儒学需要一次更为彻底的改革,从经学转向道学。其三,中央大权旁落,地方经济活动活跃,市民阶级的文化需求得到了初步表达。

其结果是,宋代的文化更为多元,发展更为完善——“若研究人心政俗之变,则赵宋一代历史,最宜究心。中国所以成为今日现象者,为善为恶,姑不具论,而为宋人之所造就,什八九可断言也。”

大而化之,怕有皇皇数言;具体而微,不妨移驾文学。

宋代文人

文学的传承上,统一的宋朝,继承了中晚唐的文学风格。从审美情趣而言,有两个特点特别值得引起宋人的重视。

其一,是文艺审美的精致化。对事物人情的体味深刻细腻,对语言技巧的娴熟精确,使文学创作成为一种精雕细刻的创作活动。其流弊便是,当他们描述的事物与人情已经类型化的时候,他们不得不把主要精力放到语言形式与篇章技巧中去,形成一股形而下的风尚。

其二,是文艺审美的世俗化。经济繁荣与文化普及,使文学接受群有了更广大的空间,从而又有更贴近生活贴近口语的审美要求。得风气之先的文学家们,以世俗的要求推动他们创新的勇气,以深厚的传统文化修养避免了民间文艺原始形态的粗鄙,从而走上一条与社会进步同步的新的创作道路,出现了宋代诗文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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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民间文艺

宋代文学的精致化与世俗化,是两个相互矛盾又相互配合的审美观念,一直主宰着有宋一代的文学创作,并且为中国封建社会中后期的文艺发展奠定了基础。

然而,既有欧阳修,其微观的时代性也不可忽视。因此,除此之外,我们不妨换个角度看仁宗前后的文化环境与文化意识。公认的是,仁宗一朝人才辈出,国力强盛。彼时的政治局面是,宋辽约为兄弟,西夏刚刚独立,金朝杳无音信,大理不值一提。而国内还算平静,百姓乐天知命。

这样,世情发生了变化,从五代的醉生梦死,变成北宋早期的积极昂扬。从内容上讲,才子佳人固然让人津津乐道,但有志者不满足于儿女私情,而想要大展宏图;从体裁上讲,唐诗是难以逾越的高峰,但诗已经不足以抒写新时代的心声,读书人需要另一种方式留下自己的光彩,留下自己这个时代的文化印记。

宋仁宗

因此,宏观上,宋代的变化是文化、学术、思想、审美变化的一个阶段,有更为宏大的历史原因;微观上,宋词的改革势在必行。

欧翁词作风流之流传

我们熟知的“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等,都是出自欧阳之手。欧翁为文,朴素淡雅,载道为胜;欧翁治学,字字严谨,稽古考异。然而欧翁作词,竟纯出天然,深婉含蓄,上承五代冯延巳之深挚,下启东坡疏俊,少游深婉。善作男女缠绵词而立意深远,着实不凡。

然则欧阳修这样一位文坛圣手、政坛老将,风月文章的流传不外以下几点。

1、个人名望和影响力的加持。

欧阳修是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道学家。无论在朝在野,欧阳修名望都一时空前。前文说过,在宋代,词已经经历过时间不短的发展,庙堂江湖之间,都有文人逸士出口成章,妙笔生花。

欧阳修雕像

与诗不同,唐诗的渊源,可以追溯到风雅颂,宋词的渊源,却是长短句,一来是时间过短,二来是出自民间。于是,主流观点仍然是,诗词是消遣而已,

我们知道,欧阳修是宋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是文坛领袖,那么,以此观之,欧翁偏爱言近旨远的词,理固宜然。其词有男女缠绵,有怀古鉴今,有直抒胸臆……多半意象合宜,用典浅近,既能够显示文坛盟主的功力,又能够拉近与后学百姓的距离,何乐而不为呢?欧翁常做科举的考官,即使为“前途”故,也有不少后学热衷于透过文字研究考官性情,何况本人忠贞体国,而词作妙笔生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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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修经典作品

从晏殊到欧阳修,再到苏轼、秦观,他们实际上都为词的雅俗共赏做出了贡献。此处当有一闲笔。

正如初唐乃至盛唐的诗有六朝金粉气,宋代,尤其是欧阳修时期的宋词也深受五代的影响。其中,欧阳修和同时代的人,应当是五代浮华与宋词激昂之间的过渡。

因此,尽管欧阳修作为一个明晃晃的正派人,而写出了诗余的词,甚至是众人眼里等而下之的男女情事的词,于他个人来讲,是无损他的权威的,而且为文坛盟主增添了温情风流的色彩。于整个士林而言,也是包容的、崇尚的。当时尚且是填词而非作词,词附丽于曲而存在,男女、筵席、流年原是五代以来的传统意象了。

欧阳修写男女之词

2、对词的大胆突破

欧翁生于景德四年,去柳七二十余岁,转眼间,足够沧海桑田。抛去万般矫饰,欧翁的词在宋词发展的过程中,也是有一席之地的。

起初,长短句是教坊司歌儿舞女的唱词,为愉悦媚上。晚唐至于五代的词,则是从民间走向府第、宫廷的。五代时候,王公贵族生活浪漫奢侈,作为新声的词成为他们娱乐生活的一部分,于是,王公大臣以及依附他们生活的文士,创作了大批主题集中在男女情事,而语言形式却较民间创作更雅更精的词文本。俗中之雅是宋初文人继承的普遍基调。

欧阳修雨霖铃

欧阳修作为改革家,其革新诗文的豪气,在词创作中也有表现。他在词中具有开创性的活动,有两个方面。

首先是把代言拟情改为自言实情。五代词的主角,多半是歌姬,而欧阳修和他的同道之人将主体转换为自己。词当然是为演唱而写的,但欧阳修不是代表歌伎写词,而要歌伎唱他写的词,抒情主体从歌伎转移到自己。欧阳修以北宋文坛领袖身份,把词这种文艺形式拿来直接作为张扬个性的手段,影响自然更大。

歌伎

从“代言”到“自述”,词风就会有大的变化。其次,欧阳修写了一些风格爽迈的词作,与当时演唱方式不融洽,然而却有开拓性。这就是说,词的题材和风格,要和唐五代大量的词有很大的不一致了。例如,《渔家傲·秋思》这样的豪放词,在苏轼出现之前,多半不入曲,传唱度不高。

从五代到宋初,填词的多为达官贵人、文人名士,按曲填词,利于饮宴演唱,强调时间艺术的接受特点,不能不尽量写得通俗一些,使听众易于接受。但他们文化修养高,又有长期古典诗歌可供模仿、借鉴的方便与压力,所以笔下虽然尽量通俗,但仍然不失其雅。所以,他们算是雅人之俗,作品也是雅中之俗,还是比较传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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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家傲秋思

总的来说,起先是先有曲子后有词,欧阳修的尝试是抛开曲子看词,减少了创作的束缚;抛开男女写词,风流而不下流。这就开拓了词的风格,把词从依附的地位,抬高到创作的主体。这些,当然不可能一蹴而就,可正是晏殊之后,苏轼之前的这些词人进行了大胆的尝试。有贾谊、陆贾之风。

那么,且容我赘叙欧阳词作风流而广为流传的原因。首先是,欧阳足够优秀而又身居高位,受人追捧。其次,宋代文化百花齐放,包容广泛的艺术创作,自然也对欧阳的词作有足够完善丰富的鉴赏标准。第三,欧阳的时代,还没有完全摆脱五代词的影响,填词的目的便是传唱,自然风月词更多。第四,欧阳所作风月词,符合人们对一个风流才子的期待,契合北宋的文化氛围。第五,欧阳之风月词为市井代言,更多地描写了商品经济繁荣的城市生活,城中百姓喜闻乐见。——或曰,传唱者喜闻乐见。

繁荣的北宋

宋代文化的百花齐放

1、开明的文化政策

正如当代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所指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赵宋王朝的祖宗之法,即是重文轻武。因此,文化的发展离不开官方与民间的良好互动,而这在一定的时代条件下,甚至可以说是起着决定性的促进作用。

宋太祖即位之初便重用文臣,吸引天下贤能之士,给人留下的重文的印象。其后用文臣充任知州、通判、典军,逐步取代了武人的地位。这对安定社稷,抚恤民心,吸引文臣参政是很有好处的。也正是因此,顺应历史发展趋势,确立了文臣的政治优势,提升了文人的社会地位。

赵宋建国之初对科举取士之制十分重视,进行殿试,这使参试者一跃为“天子门生”。构建了皇帝与臣子之间直接的关系,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朝臣之间的党派勾结。由此科举取士不仅定为常制,且时有改进,录取名额亦逐年增加。这种取士宽厚之风,终宋一朝而不衰。

科举

由“重文”而崇儒,由崇儒而兴学,势所固然。起初,庠序仓促,朝中有“教不由于学校,士不察于乡里”之诘,其后,私学、官学相继兴起,激发了各地读书人参政议政、求学治学的积极性。

另外,宋代还注重书籍的收藏整理和编纂。除了儒家经典,更有佛经、道经、医术、兵书、工匠之书,不可胜数。——而这也可以作为宋代文化全面发展的旁证。单一的儒学发展已经不适用于新的时代要求,宋代文化囊括了更多庙堂之外的结晶,更为亲民。

政治上、文化上、经济上、社会上,由官方带动、民间自发配合的重文轻武,成为宋代文化繁荣的温床。

宋代重文

2、活跃的市井活动

宋代在历史上并非太平盛世,但在经济文化方面却有很大的发展。

种种原因之下,与前代相反,宋代选择田制不立,于是土地兼并大行其道,失去土地的农民涌向城市,变成宋代特有的“坊郭户”。随着社会的发展、城市经济的繁华和人口的密集,百姓对文化娱乐的需求增大。因此,艺人的数量迅速增长。从城市到农村,从市井百姓到失意文人,处处都有艺人的身影。艺人彼此之间有结社现象,演出时也出现固定场所,如瓦舍、勾栏。或者一些没有固定场所的所谓“路歧”。

市井百姓也有自己的文化需求,自然不能以庙堂的锦绣文章来要求,这就是市民阶级兴起之下文化的下移。这些人的文化娱乐,或被君子相公目为俗气,但已然蔚然成风。倒逼许多官人也参与到俗气的文化创作中来。

勾栏瓦舍

以词为例,原本是上不得台面的,不也与诗并称了吗?而柳七当年奉旨填词,与这般文化现象,原是互为因果的。

3、宋代市井的“崛起”

另外,宋代文化为何有这样浓厚的市井气息,非“市民阶级、商品经济”所能简单概括,这里尝试从文化角度略陈鄙陋,献丑于方家。

儒家文化的发展在宋代遇到了佛和道的挑战,自佛道出现以来,向民间渗透,到宋代,可以说已经与国人百姓息息相关。儒家要维持正统地位,就要及时做出变化,即,官方的儒家思想从汉学转变为宋学。一直以来,儒家理论强调仁政、爱民如子,但正是在宋代,贵族政治全面溃败,代表贵族的经学已经不适应时代,宋学融合了中国化的佛和平民化的道,舆论中百姓的地位有所上升。

儒家孝道

而儒家的道德逻辑一直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底色,民本思想源远流长。五代使贵族政治的经济、文化基础土崩瓦解,宋代扶持了更为庞大的庶族群体,从百姓中来的庶族不能割裂与小农的关系,科举选拔了更多寒门子弟,这些人正是庶族和小农在朝廷的代言人,这也加重了宋代百姓的分量。——读书人地位之尊贵,无出于宋,而宋学探求孔夫子的原意,无论真心与否,都更为“原教旨”。

宋代有句名言“半部论语治天下”,这其中除了鼓励文教,窃以为更蕴含着深层的堪为“立国之本”的东西。一者,自然是推崇儒学,二者,则有治大国若烹小鲜的道家气息。宋代赵匡胤出身寒门,不得已杜撰“赵公明”来论述天命所在,这正是代表庶族的皇帝无法借重贵族之后诉诸宗教的选择(赵得姓在三代,岂无郡望?)。而宗教又依托于百姓,这样,宋代皇帝比之前朝,显然是更为重视百姓,看重“爱民如子”的好名声的。

赵匡胤

总结

宋代文化之繁荣,自有渊源,而欧翁涉猎颇多,文、政、史、哲无一不精,可谓士大夫之榜样,也正是宋时的文化标杆之一。宋代文化的发展,有赖于官方的支持、经济的进步和整体社会环境的影响,其繁荣通过词可见一斑。

另外,宋代文化的繁荣和欧阳词作的流传是互为表里的。除了上文所说宋代文化的全面繁荣和欧阳的优秀之外,隐而不发的核心,在于宋代对文化的包容。包容雅俗共赏,包容瓦舍勾栏、杂技演说,自然也包容对美的正确欣赏,而不至于沦落到以为做风流词便斯文扫地的境地。于是“文物之盛,乃至于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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