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遇到婚外情，是选择做鸵鸟继续凑合，还是撕毁另一半，闹出人人皆知的丑闻？
或者，在家外殴打第三方？
对于这个问题，陕西女人张玉芬只有一个答案：
“抱住打，先把她裤子脱了，她跑不了。”
“‘情妇’只要存在一天，我就会继续抓捕。
我要斩断血路，让‘二奶’和‘二奶’都被吓得无处可躲。"
听到这些话，你是不是觉得有人在背台词？
可惜这不是台词，而是张玉芬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对“二奶”“小三”的尖刻指责！
简单的几句话，却都透露出她对“二奶”和“小三”的深仇大恨和不相容。
2002年，“包妾”一词被收录进《新华新词词典》，指已婚男子在婚外支持妇女并与她保持性关系的行为。
随着时代的发展，“小三”逐渐被取代。
但无论是“二奶”还是“小三”，对于任何有羞耻心的人来说，都是肆意干涉他人情绪、破坏原生家庭夫妻关系的“荡妇”。
换言之，他们就是道德意义上一直被骂的“街头老鼠”。
而张玉芬不仅是“打老鼠”的人，还是带团打“老鼠”的人！
一个女人到底是经历了什么婚姻才变得如此“凶残”？
带领一批批姐妹走上“抓三”之路，你做出了多大的决心？
1997年的一天，一栋单元楼的房间里响起了电话。
坐在手机旁边的女人刚要接电话，男人就冲上来粗暴的抓住了手机。
电话那头传来另一个女人娇媚的声音：“饭做好了，回家吃饭吧。”
“是谁？”电话旁边的女人冷冷的问道。
“我在外面寻找（人）。”男人毫不掩饰地回答，像是在炫耀。
短短几句话，就暴露了一个真相：老公在外面还有别的女人。
至此，一家人表面上的平静终于被打破。
这个女人就是张玉芬。
张玉芬和丈夫是在下乡插队时认识的。
后来，她的丈夫去北京当兵，张玉芬也去北京追爱，调了工作。
那个时候，所有的假期，两人都厌倦了一起“约会”：爬长城、逛故宫、去首都体育场滑冰……
1981年底，转会期满后，丈夫随张玉芬回到西安。1982年，两人结婚。
婚后，张玉芬继续在厂里打工，负责所有家务。
老公在税务局做通讯员，后来当了税务员，家里条件越来越好。
没想到，恰逢1990年代国企改制。曾经在厂里工作的张玉芬，在收到一笔钱买断她的资历后，被解雇了。
与她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通过娘家关系进入G税务局的丈夫，在他的职业生涯中是一头水。
男人有钱就变坏了，张玉芬的老公也不例外，慢慢的开始不回家了。
作为G税务局的税务主管，三五天不回家的情况并不少见。
只是不回家的日子越来越长，这让张玉芬觉得有些不对劲。
一问出少回家的问题，老公就支支吾吾的说：“如果你升到前线，还得多跟师父多多学习。”
直到有一天，她接到一个陌生号码的电话：“你老公外面有人。”
这不是张玉芬第一次收到这样的提醒。
以前，她在小区里散步的时候，有个女邻居提醒她要看好男人。她不相信，甚至骂他“多管闲事”。
想到这次的电话提醒，再想到之前她在老公口袋里捡到的两张景区门票，张玉芬就信了。
老公，真的应该有人在外面。
她急忙带着儿子去单位找人，大概是因为儿子的面子，老公回家住了一会儿。
但过了许久，他没有再回家。
张玉芬真的没想到，她的老公，竟然变成了歌里唱的不回家的男人。我应该怎么办？
那天，因为没钱付电视费，张玉芬又去税务局找老公。
两人说着说着，抬着凳子当场互相晃了晃。
老公怕别人笑话，最后给了张玉芬500元。
谁知当晚11点左右，男人居然回家了。
然而，他回来后只对张玉芬说了五个字：“我们离婚吧。”
在一起15年，当他变得富有时，他变得迷茫，想着离婚，和外面的人和女人过上聪明的生活，张玉芬怎么可能咽下这口气。
于是，她像一只斗鸡一样，昂首挺胸，大声告诉丈夫：“别想了！”
你不让我开心，我也不让你开心。张玉芬就是这样一个死板的女人。
两人正在争吵，电话响了。
紧接着，清脆的女声出现了。
放下电话，老公继续骂着，头也不回的离开了。
后来，当丈夫请儿子吃饭时，张玉芬以为自己要改变主意了。
于是，她给了丈夫一个与三口之家共进晚餐的机会。
可是吃到一半，老公就出去了，再也没有回来。
回到家，张玉芬才发现，她和儿子出去吃饭的时候，丈夫把家里所有的股票、钱、水壶、洗衣机等都拿走了。
就连张玉芬也从张玉芬所在的单位拿了一万多块钱买断了自己的资历。
她中年下岗，丈夫离家出走，儿子还在上学。没有了经济来源，张玉芬一下子陷入了绝境。
沉重的生活压力和心中未解的怨恨，迫使她短短两三天就长出了很多白发，瘦了20斤。
人心确实是善变的，短短15年，那个曾经是枕头的人，却成了伤他最深的人。
而张玉芬万万没有想到，从此，她的人生突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走向了一个“复仇的世界”。
丈夫抛弃了妻子和孩子，和其他女人过上了幸福的生活。未来他将如何生活？
张玉芬就算不想面对，也得先让自己和儿子活下去。
她开始学中医和理疗，还去找人按摩；
他们还去卖保健品，推销蜂王浆；
学做税务师，卖保险，卖气功协会门票……
只要她能赚钱，不管难不难，丢人与否，她都会去做。
人生越苦，张玉芬越背叛丈夫，她越是咬牙切齿！
她发誓：丈夫和小三不能这么贱，一定要让他们付出代价。
张玉芬最终决定通过起诉重婚来为出轨的丈夫报仇雪恨，以保护她和儿子的权利。
事实上，在丈夫彻底离家后，正式起诉之前，张玉芬就动员了丈夫的同事、领导、亲戚朋友等各方关系，劝其回家。
她甚至在媒体上做广告寻找丈夫，希望他能回来。
但张玉芬越看，对方越躲。
看着这个背叛了自己感情的男人，他不仅没有回头的意思，而且还强硬的表态着要和外面的女人在一起。
张玉芬彻底绝望了，绝望之后，还有根深蒂固的仇恨！
她把渣男和渣男的工作场所的名字和照片贴出来公开展示。
甚至在除夕夜，他还跑到“小三”的父母家，警告说要一起上法庭起诉对方的父母……
“我不能随便抹黑，我不能白白受欺负。
我还不知道我的对手是谁，我必须找出答案。"
“这件事如果处理不好，我也无能为力。”
“我要靠法律处理他们的重婚罪，我必须把他们送进监狱！”
可以起诉，但由于涉及个人隐私，取证困难。
无论是乙方还是妇联都帮不了她，她只好自己去取证。
从此，女人化身“福尔摩斯”，展开了长达十年的“复仇”。
她跑到丈夫当科长的税务局，蹲在门外的大树后面，观察着他的行车路线，以一天三百米的速度，一点一点地接近目标。
她一次又一次地找到丈夫和小三住的地方，一次又一次地看到丈夫听到风声，在她到来之前迅速行动。
张玉芬不屈不挠，继续搜集证据，证明渣男和“小三”以“夫妻”的名义同居。
其中，包括他们以“夫妻”名义同居的录音，两人一起进出的视频……
1998年，张玉芬以重婚罪将渣男告上法庭。
但当她将证据带到法庭时，却被告知“证据来源不合法”。
之后，张玉芬依旧没有放弃，继续搜集证据。
2001年，渣男正式与小三同居四年后，新的《婚姻法》颁布。
经过一番调查，张玉芬了解到，虽然丈夫与小三没有办理正式的结婚手续，但长期同居已构成事实上的重婚，她向西安市碑林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就这样，她继续从区人民法院上诉到最高人民法院，从西安到北京。
张玉芬就像一个屡败屡战的勇士，一直“执着”致力于将“渣男”和“小三”送进监狱！
但是，并非所有事情都可以由人类完成。毕竟，德归于德，法归于法。
为了证明夫妻二人构成重婚罪，必须证明两个荡妇“长期公开同居为夫妻”。
无奈之下，张玉芬想到了“抓奸”。
2002年9月17日，人渣男孩节的第一个晚上，张玉芬破门而入，拦截了她的丈夫和小三。
“他一动，我就给他挖一次。
10年来，3台相机、2台望远镜、4台录音机磨损殆尽，终于拍到了两人赤身裸体躺在同一张床上的画面。"
后来，她偷偷记录了小区居民，证实夫妻俩确实以夫妻名义在小区同居。
就在张玉芬觉得铁证如山，她可以就这样告丈夫的时候，
她没想到，当法官走进社区对录音内容进行调查取证时，没有人愿意指认一对与她无关的人向法官重婚。
“私下说实话，到了作证的时候，谁也不想插手自己的事情。”
最终，张玉芬的诉讼再次被驳回。
前后11次起诉丈夫事实重婚，但结果都是“驳回”、“未立案”或“证据不足”。
随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张玉芬回忆道：
“明明是在婚外与情妇过着夫妻生活，可是法律却无法根除他的重婚罪！”
无奈之下，张玉芬终于不得不面对现实，接受了离婚。
2007年6月5日，宝鸡市陈仓区人民法院正式对张玉芬作出判决，裁定张玉芬与结婚25年的丈夫离婚。
同时，法院以张玉芬靠低保为生，造成夫妻关系无过错，判给张玉芬婚姻存续的唯一财产——单元房。老婆要分手。
离婚官司尘埃落定，但过程仍深感悲痛：
尽管张玉芬向法庭提供了近一尺厚的书面证据，但渣男始终没有露面，甚至最终判决书都登在了报纸上。
十年，无数仇恨，多次冲刺，一次复仇，最后以一个单位收场。
随后，收到离婚判决书的张玉芬说：
离婚对自己来说既不是解脱，也不是损失，只是对“事实重婚”的法律认定彻底失望。
失望过后，张玉芬筋疲力尽，却不知道还有人比她“更累”、“更惨”。
张玉芬每天都在“取证报仇”的道路上奔跑，儿子也在一天天长大。
眼看着父亲勾搭其他女人，然后从这个世界上消失。
再看看自己的母亲，他“坚持”了要置父亲于死地。
被夹在中间的儿子成为这场婚姻悲剧的见证者和受害者。
对我的儿子来说，这是不幸的，悲伤的吗？还是悲伤和破碎？
不仅如此，他还不得不出现在法庭上，向法庭提供证词：
“我父亲十年前因婚外情离家出走，一直没有回来。
妈妈很辛苦地照顾我，把我抚养长大。他们两个没有必要把他们的婚姻名存实亡。
尽快离婚，越早越好，我和妈妈都想过上平静的生活。"
一个孩子看穿了一切，并希望他的母亲停下来。
但母亲不知道孩子内心的渴望是什么。
也许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儿子成为了对婚姻极度恐惧的家庭成员。
对于张玉芬来说，这算是惊呆了，痴迷了吗？还是自私自利？
如果事情能到此为止，似乎一切都会迎来新的开始。
但是，一个人的执念怎么可能轻易消散呢？
经过十年的诉讼，丈夫重婚的官司无果而终，但在此期间，张玉芬并没有孤军奋战。
上诉期间，她没有放弃或放弃，也没有拒绝接受所有当地、北京乃至外国媒体的采访，“冷酷地呼吁正义”：
“小三本身就是在冲击婚姻法，挑战婚姻法，玩弄婚姻法，同时侮辱（一个）合法妻子的（一个）人身权利，必须被杀死。
张玉芬这辈子，就是和‘婚外情’和‘小三’战斗到底。
如果我能消灭“二奶”，彻底打击“婚外情”，我愿意坐牢。"
也就是说，从那时起，“婚外情终结者”“秘书杀手”等头衔就落到了一战成名的张玉芬身上。
我把西安天翻地覆，报纸上满是我戴墨镜的照片。
连税务局都怕我，因为我把前夫说的话告诉了每家媒体：“我们单位人人都有情人，没有情人我会丢脸的。”
一时间，张玉芬成为了骗子的噩梦，但同时，她也成为了互相同情的女性的救命稻草。
很多人给张玉芬打电话，有的安慰她、称赞她、鼓励她，当然也有向她求助。
就这样，一场破裂的婚姻让张玉芬和全国命运相似的姐妹们走到了一起。
他们都被身边的人背叛，都被自己的婚姻推到了绝望的边缘。
姐妹们倾诉彼此的艰辛，互相提供情感上的慰藉。
节日期间，他们聚在一起吃晚饭。
期间，他们一起举起酒杯，高唱国际歌，缓解抑郁。
不仅如此，长期在“抓奸”一线的张玉芬，也开始大方地把自己多年的侦查经验赠与其他姐姐们。
对于涉及婚姻的第三者，张玉芬一直有自己坚定的看法：
“没有办法避免一个屋檐下的颠簸，但这不是离婚的理由。
就算夫妻关系再好，只要有第三者牵扯进来，家庭就会破裂。
只要有第三者，男人就会改变主意，变得非常快。
当一个男人改变主意或有情妇时，他会对他的妻子很残忍。"
总之，张玉芬认为，第三方是多起出轨事件的“罪魁祸首”。
作为受害者，他们必须受到惩罚。
乍一听，似乎没什么问题，但慢慢地，一些清醒的人开始质问：
如果你打小三，你能解决所有问题吗？
如果小三该打，那外面找女人的男人呢？
但那个时候，心中充满仇恨的张玉芬，却听不到这些声音。
她觉得自己是正义的仲裁者，有责任为更多的受害者伸张正义。
2003年，张玉芬与其他9名女子成立火凤凰女子侦探社，开始专门抓捕破坏家庭的第三者。
“从今天起，与情妇战斗成为我的人生使命。
我们要一起消灭所有的中国小三，如果我们能拯救一个家庭，我们就能拯救一个家庭。"
“侦探社”开办后，张玉芬几乎一天24小时都有电话。
在高峰期，我每天接到163个电话。
那个时候，手机还没有普及。
张玉芬和她的姐妹们每人都配备了一个“小灵通”；
没有车，他们坐公交车，骑自行车；
他们合作“跟踪”并分散他们的蹲点。
对于追踪，张玉芬也有绝招：
记下目标人的衣服、鞋子和袜子，以防丢失；
有时，带两件完全不同的衣服来混淆视线；
跟踪时保持距离，最好是在目标的左侧...
走到街上，张玉芬看到目标人就挥手，一群人“呼啦”地抱了起来。
七八个人分工明确。有人脱衣服，有人录音，有人扯头发，有人扯胳膊，然后拳打脚踢。
当然，如果你看到有人在公共场合被打，就会有人出来制止。
这个时候，张玉芬就会把女人做的那些肮脏的事情说出来。
一般情况下，人们得知自己是“二奶”后，是不会说什么的。
要是遇到那种很少现身的目标，他们在窝里蹲下之后，就会直接上门找人。
张玉芬堂姐妹用“卖保险”的方式敲门，一个个敲门：“你好，我们卖保险。”
门一打开，我就往里面看了看，看到要找的人，我连忙冲了进去，把他们围了起来。
其中最著名的案例之一是张玉芬帮助一名上海女子发现她的丈夫已经养了17个情妇。
“抓三”的工作，听上去挺“嚣张”，其实挺尴尬，也挺辛苦的。
更难的是，无论是交通、住宿还是伙食，都是要花钱的，并不是每个求道者都能负担得起。
因为有些家庭破碎的女人，连吃饭的钱都没有。
所以，张玉芬只好垫底钱“抓三个”，但这是一个无底洞，怎么可能填满。
最终，张玉芬开始有选择地帮忙：事情描述不清，逻辑不清，立场摇摆不定，说谎的人也无济于事。
不幸的是，经济状况无法欺骗人们。
一年后，张玉芬不得不注销《火凤凰》。
此后，这群姐妹以民间联盟的形式，不断地开展着“抓三”的事业。
直到2007年，《侦探》的故事才迎来转折点。
在一次“抓三”中，张玉芬因与“小三”面对面而收到传票，并被指控殴打人、拉项链。
虽然传票后来被撤销，但她逐渐意识到取证的危险。
此外，在这些年的行动中，他们也遭到了背叛和报复。
而且，当众打三合影的行为，已经引起了越来越多人的反感和质疑。张玉芬似乎渐渐意识到：
拳头不能解决所有问题，被骗人所遭受的心理创伤需要以更平和的方式解决。
2013年，张玉芬在北京郊区租了一个院子，创办了“月亮湾，情感驿站”。
在那里，她收留了许多无家可归的婚姻受害者。
在《月亮湾》中，张玉芬和姐妹们讲述了她们相似的婚姻困境，互相安慰，互相支持。
但如果月亮湾想要继续存在，钱仍然是个问题。
张玉芬开始想办法筹钱，做十字绣，试着写书……
五年后，一对好心的夫妻免费借给张玉芬住处。
此后，“月亮湾”搬到了北京更偏远的大兴区。
后来，或许就像媒体报道的“情妇杀手老了”，张玉芬开始慢慢放下法医工作，转而想办法实现经营养老院的梦想。
在她的想象中，疗养院里有救助站和托儿所，每个人都成群结队地生活，互相照顾……
时间进入2022年，张玉芬已经64岁了。
她旅行时不再戴墨镜，人们似乎变得更加平静。
张玉芬现在的生活似乎和大多数退休人员没什么两样。
时不时去附近的公园跳广场舞，偶尔和老朋友一起去听国学。
认识一年多的汉学班的同学只知道张姐性格直爽，能干大事。北京的记者经常来采访她。
但他们不知道，这位师姐是媒体上著名的“二奶杀手”。
时光荏苒，旧事总是容易被遗忘，但历史总是被铭记。
虽然张玉芬已经淡出公众视线，但她的故事却总是被当成饭后市场故事一遍又一遍地背诵。
而她经常被陷在法律与道德之间，不断被讨论。
有人说，她不讲究职业道德、“为天而行”的行为，是最低级的暴力。
也有人替她鼓掌，贱三就是贱三，贱人就收，天不收就自己动手。
甚至有人提出：身为女人，何必打扰女人？为了一个贱男人，下半辈子怎么办？
因为一场婚变，张玉芬没想到会走到现在这样的结局。
不知道张玉芬在被迫成为“三捕”的职业户主后有没有遗憾。
不知道“张雨芬”是不是真的因为去“抓三”而得到了他们想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