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物的终极奥义是要好吃吗？这不一定对，如果都基于这一个出发点，人类的饮食文明必然不是今天这样多姿多彩。
祭祀上的吃喝，占据了最漫长的食物记忆。用于祭祀的食物往往是朴素的，圣经的上帝喜欢羊羔，也不说它怎么吃法。满清后宫每天要祭两口猪，烹饪法——无，水煮了放在大银碟里，皇帝和大臣们自己拿刀切，早上所供的祭肉, 不准出殿门, 大臣和侍卫们进殿食用。深宫杀猪，康熙以为不妥，但是是从关外就有的旧例，皇帝也改不了。
吃祭肉时的规矩更顽固，从来坐北朝南的皇帝得缩在屋子西南角，面朝北坐。侍卫们虽然苦白水煮肉久矣，但也只敢偷偷拿酱油浸草纸，抹一下肉再吃。食物是值得尊敬的对象，凡人的改变才是小型的道德败坏，而这个哆哆嗦嗦的习俗也一直持续到溥仪小朝廷才结束。
现在人看，觉得其中有一种别扭的趣味，我们已经习惯地认为饮食就应该是美味的，忘记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食物是天神意志的载体，人的味蕾感受不重要。
人们最近说起食物都很正经，看看现在的宴席评论：“发得非常好的鲍鱼，做出了溏心的效果，而且居然用三年的极品陈皮搭配”。每次看到这类追求“专业和美味”的宴席，都无法想象我们曾经是鬼神大国。
稍能发散的，也不过是说食物“承载乡愁”“唤起久违的情感”。比起来，我更愿意听好莱坞的明星说“橙色食物含有木星的能量”这类瞎话。本来演艺圈就是迷信重灾区。
清廷的白煮肉本身非常简单，后来流传到民间变成了砂锅白肉，背后则饱含了天文学、政治统御术、民族学等人类文明的重大遗存。
我们还可以举出印度某个邦的奇妙婚俗，“婚前在铁质烹饪餐具里吃饭，那么婚礼当天就会下雨。”
即便我们相信历史进步论，几千年食物实验才成就了今日讲究健康，认真计算卡路里的现代食物文明。但看似荒诞的实验本身就包含了食物的怪奇搭配或者食用方法，就像炼金术孕育化学一样，不少当今的美味，其实都源自跟美味无关的原因。或者生育和食物的诸多说法如今已被目为怪力乱神，但“在月圆之夜吃一只八个月大公鸽子”或者 “头顶两束迷迭香，吞下两只跟牛眼睛煮在一起的鸡蛋”的吃法，我还是很乐意一试的。
在搅拌机还完全没有进入家庭生活的时候，我家就有了一道完全把肉剁碎的鲫鱼汤，它的发明，不过是因为我父亲总是会吃鱼卡到喉咙。于是，我奶奶就用最简单的办法，先将大刺剔出，而后用菜刀把鱼肉狠狠地剁成鱼茸。
按照通行的中式菜谱，鱼茸会做成丸子，也可以镶嵌在切成圆圈的根茎类植物中央蒸熟。但我奶奶只是把鱼茸全倒进锅里煮熟。她根本只是在鱼肉进入口腔前，用最严格的安保措施，保证进入我父亲嘴里的那条鲫鱼没有携带任何尖锐物品，不知道这一步无意中完成了一道奇妙的“妈妈的味道”。
这只不过是一个切身的例子，由于贫瘠和没有冰冻措施而产生的大量腌制食品，如今也已经被视为不健康。在今年前所未有的食物配给时间里，美味和健康短暂退居幕后，足不出户时，人们才想起“如何长期保存珍贵的食物”这一技巧早就抛到了脑后。而那些懂得水培葱蒜，每次只吃半颗土豆，并且还能拿纸巾裹上它保证不会长芽的主妇，一跃成为家庭里的明星成员。
葡萄酒的起源也很妙，一个流传甚广的故事是，中世纪欧洲的水源很容易被污染，从而传染瘟疫，修道院就用葡萄酿成酒作为平时的饮品。当然，可能还有别的原因，只不过这个理由最深入酒鬼之心——酒成为了消除时疫的功臣，在中国是可以入祠堂的。有了这个传说，后世酒鬼所饮用的每一瓶酒，不仅是佐餐妙物，也统统算“功臣之后”。
《醒世姻缘传》中间有一段薛家和狄家交好的故事，让我突然领悟了腌制食品之所必要。薛家为了感激狄家雨天留客之情，拿出随身携带的腊肉腌鸡，济南带来的肉鲊，还有甜虾米、豆豉、莴笋。第二年，身在外地的薛家又让家人带了“二十斤糖球，两匹寿光出的土绢来狄家致谢。狄员外封了两匹自己织的绵绸、两只腊肘回礼。”
“两个时常往来，彼此馈送不止。”在没有保鲜技术的时代里，这些腌制的食物不止有干粮和平日充饥的功用，它们也是一封封可以长途寄送的感情信物。
“送你一条火腿，就是一封厚重的书信，每一片就是想你的一页，我的心事，是油腻腻的也是半透明的，重要的是，岁月越风干，它的滋味就越足。”多么好的情话。
在某些文化中，难吃的食物也自有它的道理，日本作家水上勉当过僧侣，当时他所在的寺院要求“一物全体”。当然是有佛学上的考虑，但对凡人门槛太高：从后山采集回来的所有食物，包括土豆皮、竹笋上的外壳都需要吃掉，一点不能浪费，所以全体僧侣都必须要绞尽脑汁，思考今天到底怎么吃才能不产生厨余垃圾。
这样制作出来的食物，估计也跟白煮肉一样的难以下咽，水上勉后来从寺院逃走了，看了这段苦行记载，我很难不支持他。这种借食物宣扬人生教义的手段，还是印度做得比较人性化。
在印度教的新年，母亲会给孩子一种加了糖的酸辣酱，告诉他们，这就是你的下一年的象征：“你会拥有快乐、挑战、悲伤甚至是痛苦。”
对啊，总是要给人一点甜头的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