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 徐鲁青
编辑 | 黄月
近日，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鲁西奇新作《喜：一个秦吏和他的世界》的出版引发了一场讨论。该书今年7月由理想国出版，截至本文发稿前，该书豆瓣条目已有6958人标记“想读”，对于出版仅一个月的历史学术读物而言是较高的关注量。
8月6日，微信公众号“司马少”发表文章《鲁西奇的〈喜〉，一本硬伤累累的烂书》，作者司马少指出了书中九处错误，包括鲁西奇对刘邦年龄的判断，对“沛公沛翁”“门桑十木”“县啬夫若丞”“掘门 ”“棬枢”等词语的解释等。除了训诂外，司马少还批评了这本书的写作形式，认为作者在文中“无节制地堆砌文献”，且写作内容并未聚焦在喜这个人以及他的世界上，“简直就是把‘喜’当作一个大麻袋，不管是什么东西，只要是能沾上一点点边的，就都往里面塞。”最后他总结说：“这本书的水平是不及格的。”
这篇批评文章在豆瓣上被多次转发及讨论。有人表示“还好没买书”“教授翻车”等，也有一些网友认为，司马少提到的一些“硬伤”在学术界尚有争议，且仅因这些错误而称《喜》为“烂书”太过绝对。
次日，鲁西奇发文回应了司马少的批评，承认了九处质疑中的三点是自己疏忽所致。司马少的其他几点质疑，他“也认真琢磨过”，并“在此基础上，才形成自己的意见”。最后鲁西奇表示：“我的意见可能不正确，但我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这本小册子，仍然是我自己最为满意的一本小书。”
8日，媒体人饶佳荣发表了《中国学者的喜，日本学者的喜》一文，在征得鲁西奇同意后贴出了他对争议的另一个回应：“书印出来，就是公共知识，读者怎样评论，都是好的。人家认真读了，挑了毛病，费神写出来，不容易。我确实错了的地方，就承认，有机会改正并感谢。不错，或者可以两存的地方，也不用辩。谢谢关心。”
10日，司马少发文再次回应鲁西奇的表态，表示自己不能接受此回应，因为鲁西奇只承认三处错误，其他地方措辞模糊。在这篇文章里，他又质疑了鲁西奇此前著作《何草不黄》中的一处错误，并引用文献进一步讨论了“掘门”等词语及刘邦本邦的问题。他表示，出现这些“低级错误”反映出“鲁教授恐怕没有直接阅读《史记》《汉书》《战国策》这些古书的能力”。
目前，关于《喜》的争论仍在进行中。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连线了事件当事人，以及参与讨论的几位豆瓣读者与历史出版者，试图通过本文厘清事件带出的几个关键问题：如何判定历史研究中的错误是否属于“硬伤”？普通读者可以从哪些角度评价一本历史作品？这场针对《喜》的争议反映了怎样的出版与书评生态？
01 争论：“硬伤”的判断与“烂书”的结论
批评文章撰写者司马少在接受界面文化采访时表示，他最开始时并没想到鲁西奇会回应自己的文章。他说，“我必须坦诚地说明这本书我并没有看完，只是随手翻了翻就看到十多处错误，于是把其中尤其明显的错误挑出来写了这篇文章。有些人在揣测我写这篇文章的动机。我的动机说来很简单，那就是看到一本由专业学者所写的专业书籍，却存在这么多低级错误，我觉得很可笑，就把文章写出来了。对我来说，这最初只是吐槽性质，没想过会有这么大影响力。鲁教授的回应，在我的预期之外。”
鲁西奇回应后，司马少补充更多证据撰写了第二篇批评。“鲁教授如果不回应，我完全能够接受。但他回应了，却又不肯承认全部错误，也没有举出证据来证明那些他声称‘可以两存’的说法真的足以‘两存’。这一点我是不能接受的。”司马少在采访中表示，“有很多人依据他模糊的‘可以两存’，来指责我动机不纯、用心险恶，说我不够礼貌，胡乱地攻击一个名教授。实际上，你要指出一个教授的书里存在大量低级错误，这件事情是天然不礼貌的。”
围绕司马少文章的争议，主要集中于他在标题中对《喜》下的“烂书”定论。有一派观点认为，不能因为书中出现的几个训诂“硬伤”就否定整本书的价值。司马少对此并不认同：“鲁教授这本书写的是秦朝的历史，但他书中的错误显示出他恐怕看不懂《史记》《汉书》《战国策》这些古书。”司马少举例称，“当真熟读《史记》《汉书》的话，不可能没见过‘若’字作‘或’解的这种用法，不可能不知道‘穷巷’是什么意思。他所引用的那段秦简中的‘亡’字也不是指死亡，而是指逃亡，如果常读那些古书，一定可以轻松理解这个‘亡’字。”
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对鲁西奇整个研究的价值判断。司马少认为，“我很难相信他在看不懂古书原文的情况下，能做出什么突破性的研究。比如说他研究喜这个人物在县中做小吏，讲到县廷长吏时，却连县令和县丞的关系都搞错了，那他这书的意义在哪里呢？”
书评人维舟也在豆瓣上参与了此次讨论。在接受界面文化采访时，他指出，事情的关键在于司马少点出的错误多大程度影响了全书价值。在他看来，“这些错误并非全局性的，比如推算刘邦年龄看错了行，其实是属于编辑层面的错误，好点的编辑甚至可以帮他纠正过来。”以此事为起点，维舟也联想到了一些汉学家的研究争议：“很多人讥讽汉学家‘缺乏基本功’否定其学术价值。这是‘汉宋之争’的变形，过于重视理论可能失之疏阔，但斤斤于细节则或成饤饾之学。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鸡同鸭讲，在意的不是通过批评形成对话，推动学术，而是确立自身范式的正确性。”
针对维舟提出的应从多个维度评价一本书的看法，司马少在采访中表示了认同，但他也认为即便从结构、思维等方面来看，《喜》也没有可取之处：“鲁教授自己在序言里面也说，他只是把零星的材料串联起来，可能是描述了一个喜根本就不认识的世界，喜也很可能会否认书里写的那个人是他自己。鲁教授这本书只不过是以喜这个人物作为一个框架，然后把他所能找到的资料都堆在上面，看到什么就考证什么。”
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博士后陈翔也在豆瓣上多次参与了针对《喜》的讨论。他在采访中提出，司马少的第一篇批评可以看作两部分，首先是所谓“硬伤”部分的批评，“对训诂的批评基本我都赞同，里面提到的‘若’和‘门桑十木’我之前也注意过，所以可以看到这类训诂的错误是比较明显的。”另一方面，他不赞同司马少对该书形式的批评：“喜并没有在正史上留下记载，只是在墓葬简牍里有这些信息，谁都没办法仅凭这些材料把喜的世界和生命史复原出来。类似的写法还有罗新的《漫长的余生》，你会发现中间也有很长的篇幅基本离开了他写的主人翁，这是没有办法的事。”
历史从业者小月（匿名）在采访中提出了一个业内视角：史料疏漏对历史研究是否为“硬伤”，要根据不同历史著作来看。“有的历史学著作是对事实的全面还原，比如茅海建老师做的鸦片战争研究，很注重史料的基本事实的呈现。但也有些书更注重方法论层面上的突破，比如像阿利埃斯的《儿童的世纪》、福柯的《疯癫与文明》，这些书同样受到过材料准确性的质疑，但其在方法论意义上的开创性贡献是不容忽视的。”他也认为，“不少人提到了《喜》在写作中的新方法、新实践，并对其表示肯定，但这些评论并没有对这些新方法、新实践进行更明确地解释。史实上的批评对本书影响有多大，要对本书进行更全面、细致地分析后，才能知晓。”
界面文化也通过电话联系到了《喜》的作者鲁西奇本人，他表示已经做出全部回应，不再额外谈更多看法。
02 反思：错位的营销与缺位的书评
在第一篇批评文章中，司马少除了批评“硬伤”，还提出《喜》的阅读体验对普通读者而言并不友好。他在接受采访时说：“在豆瓣短评中可以看到，很多读者都觉得这本书的可读性非常差。有些读者可能会觉得是自己水平不够才看不懂。但我必须说，这不是读者的水平不够，而是作者写得不够好。”他举了书中第一节考证喜身高的例子：“按说喜的骸骨已经被挖出来了，棺材的长度也有发掘简报可以查到，仅仅是判断喜的身高，没有必要写这么多。但鲁教授却把秦代很多人的身高拿出来排比，完全没有剪裁，这是在无节制地堆砌材料。”
陈翔则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这本书定位的目标读者是谁，如果作为大众读物出版，可读性就是需要考虑的方面。他指出，在“上海书评”发布的文章 《鲁西奇、罗新谈秦吏“喜”与他的世界》 中，鲁西奇在开头部分做出过说明，自己并没有把这本书当普及读物写。“所以我觉得问题的关键是出品方在做宣传、豆瓣简介、编辑推荐的时候，似乎有把包装宣传往一个普及性读物上引的倾向，导致普通读者或哪怕是我这种属于专业内的读者，看到之后也觉得有落差。”
从事历史出版七年的编辑小京（匿名）在界面文化的采访中谈到，作为编辑，她并不反感历史学术读物以大众化形式包装的做法，“一本好书能破圈引起更多关注，无论从社会效益还是经济效益看，总归是好的……作为编辑，我觉得书卖出去，就是成功。当然，一旦采取这样的做法，出版社可能要做好应对舆论风险的准备。”对于《喜》来说，她认为这本书的错位营销、过度营销在短时间内可能会引发一些普通读者的不满，让读者打低分，但这或许只是短期的：“我还是相信，从5年或10年的周期看，剔除了嘈杂，好书是不会被埋没的。”
在出版业之外，维舟也就这一争论思考了当下国内书评的生态。他发现，读者对书籍的评价普遍有两种倾向：一是将评价视为单纯的趣味问题（“它不合我口味，所以它不好”）；二是类似于某种道德评判，“好”意味着完美无缺，见到某点疏漏就倾向于否定全部。
维舟也在采访中也谈到，非科班出身的读者如何尽量公允地评价一本专业书籍，最主要的几点是一本书是否提出了新的见解，丰富了我们对历史的认识、在学术史上有没有承接起巨大的转变。他以两本书为例做出解释：“去年国内引进的《奶酪与蛆虫》，豆瓣上很多短评都认为这本书太平淡。但它的问世代表了学术视角的转换，对当时历史学界来说，展示出微观的世界本身就是非常大的创新。还有一本书是《档案中的虚构》，有些读者觉得无非就是档案中的赦罪故事，但这本书的贡献不在于叙述某些历史事件，而在点出档案本身有视角，档案材料并非客观真实的，这对实证主义者来说是非常惊人的，在学术史上有巨大意义。”
维舟认为，《喜》的争议也呈现出，中国并没有一个专业的批评界，不同圈层之间互相割裂，真正健康的对话很少。他指出，一个理想的书评生态，是学术作品不在小圈子里自娱自乐，作品能深入浅出，让公众感受到学术的价值；专业批评界有公信力，可以发出自己的声音；读者也有一定的鉴赏能力。维舟说，“这涉及到一个社会需要什么样的文化产品，能不能有一种健康的公共生活。不然就是一头就是艰深的学术界，普通读者根本读不懂，一头就是像消费品一样的低质量的流行读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