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论当下有国际影响力的亚洲导演，是枝裕和绝对能占一席，继《小偷家族》拿下金棕榈后，他一直为合拍片奔波不停。新片《掮客》本质上是一部韩国片，宋康昊还凭其拿下戛纳影帝，这或许是多数影迷对此片最大的记忆点。
本文有剧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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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年轻的母亲背对观众，将孩子遗弃在教堂经营的婴儿箱外，碰巧女警秀珍正在侦查，她把婴儿放进婴儿箱，救了孩子一命。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她盯上了两个为遗弃婴儿找买家的掮客相铉和东秀。
一天后，自称是弃婴母亲的素英突然出现，事情开始变得复杂，不过在得知掮客预期的交易数额时，素英认为拿到钱比要回婴儿更有意义，而后她被说服一同前去，因为如果亲生母亲在场，交易会更容易。
秀珍非常重视这个案件，对她来说，该案件全员坏人，没有任何可周旋的余地，抛弃婴儿的冷血母亲，唯利是图的掮客，以及进入灰色产业链的买主，她只需耐心跟踪，肯定能等到他们露出马脚，到时候一网打尽。
但交易并不顺利，买家看了一眼婴儿，以孩子不完美为由当场砍价，看到这样的买主，相铉和东秀已经打消交易念头，但对婴孩的否定触怒了素英，她把买家大骂一通，转身离去，可相铉和东秀并没觉得是素英毁了交易。
相铉认为，与其让孩子在孤儿院长大，不如帮孩子找到合适的家庭，他们也只是从中得到合理报酬。作为在孤儿院长大的孩子，他们经常回到孤儿院看看老熟人，顺便复盘自己至今的失败人生。
相处过程中，素英不断吐露心中不满，东秀质问她既然丢掉孩子，为什么还要把他生出来，素英觉得他只会嗔责辛苦生孩子的母亲，不站在她的角度考虑，后经相铉的调解她才获知，东秀的心结在于他就是被母亲抛弃的孩子。
这时孤儿院的小鬼头海进也跟出来，他知道两位大叔此行是为卖掉小婴儿，却声称要一起“家族旅行”，于是这五人竟如临时组建的家庭一般上路了，两个男人，一个女人，一个男孩还有一个婴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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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尽快引掮客上钩，秀珍安排了假买家联系相铉和东秀，她在二楼监测，只要完成交易就算有犯罪事实，可以立刻逮捕。但这对假夫妻没有基本常识，相铉断定他们并非因不能生育而领养孩子，很可能是为二次倒卖。
秀珍意识到自己太心急，原来最想“卖掉孩子”的是自己而不是掮客，而且她的行为更像是利用掮客去卖孩子，就算抓到了人也不会解决任何问题，孩子的妈妈会因此释然吗？婴儿以后会获得好的生活吗？难道这两个掮客就没任何善意的动机吗？
另一个女警探认为如果不想让类似的悲剧发生，就要到“上流”去解救受害者，在帮助孩子之前先帮助妈妈。可现实是，抛弃孩子之前的事由福利部负责，抛弃之后才由警察负责，她们不过是整个“背锅系统”里渺小的一员。
此时一对值得信任的夫妻找上门来，妻子生下死胎，还没从痛苦中脱离，但他们想把素英的孩子当亲生骨肉养育，这意味孩子的生母要远离他们的生活，直到这时，素英才意识到自己并不想与孩子分开，但她没有选择，因为她身上还背着一桩命案。
秀珍开始转变思路，她希望能在合法的前提下帮到素英，于是私底下约了她，尝试帮助她减刑，告诉她可以在出狱后重新开始自己的人生，其实素英当初选择丢掉孩子，就是不想让这个小生命背上“杀人犯孩子”的骂名。
尽管没有血缘关系，但相铉只有在和海进相处时，才能享受到一点为人父的幸福感。他带女儿出来吃饭，表明自己还希望和前妻复合，可女儿非常冷漠，她和妈妈已经有了新生活，父亲已经是过去时，再也不可能回去了。
经过这段时间相处，他们已经理解了彼此心中的脆弱，但又不会把心事放到台面上讲，东秀也希望能留下这个孩子，他和相铉可以替素英照顾他，可要兑现这个允诺并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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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掮客》是是枝裕和对韩国灰色领养市场的“非批判性”观察，所以整部电影并没什么残酷的两难境地，无论是曾被抛弃的孩子，还是抛弃孩子的母亲，围绕他们的剧情都是为了寻找一条愈合伤口的途径。
掮客是一种非法职业，通过在黑市上出售婴儿、规避合法收养程序，当然，因为官僚主义和财务问题，所谓的“合法程序”并没履行责任，系统性摆烂反倒是让掮客存在的肇因之一，但本片的角色全员无恶人，他们非常利他主义，就像一块社会的道德遮羞布。
正如《小偷家族》的故事，这个小型犯罪团体本能地重组为临时家庭，弥补他们各自生活中缺失的亲情纽带，素英的生命缺少一个父亲形象，东秀和小男孩海进从未见过自己父母，而相铉错失了女儿的成长，这些遗憾决定了他们现在的生活和选择。
但这次的“重组”并没有是枝裕和前作那般令人信服，因为几个角色的凝聚力更多来自偶然的情感，而非残酷的现实因素，他们的本质都不坏，所以能够互相理解，是枝裕和似乎做了一个毫无挑战性的社会实验，用老派的温良去想象“无害的犯罪行为”。
既然都曾是被遗弃的生命，那该怎样重新开始呢？这是《掮客》唯一的叙事方向，观众眼看这些人守着残破的人生，原谅自己，尝试理解彼此，最终变成肯定生命的赞歌。的确，是枝裕和有这样的经验去沉淀生活细节，也有能力让观众把自己代入到弱势群体，体验他们的处境，但故事仍然很悬浮。
必须承认，如果不是宋康昊出演了这个关键角色，《掮客》可能会更加平庸，是枝裕和提供了自我救赎的方式，但又不阐明清晰的罪恶，那么有谁会得到救赎呢？生活在社会底层又充满理想主义的角色，终归是少数，这正是《掮客》面临的处境，是枝裕和并不适合把自己那套哲学观带到全世界，它的土壤只能是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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