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卡夫卡传》（2）
伴随着生活中的限制与缺失，卡夫卡在文学上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甚至将之视为生存之核心，能让他内心平静，感到快乐和自信。但正如施塔赫所言：
“即便在这方面，投入与产出的比例从外在结果来看也失衡得有点离谱。倘若有一页手稿觉得值得保留下来，那么可能就有十页或者二十页的手稿是他想销毁的。所有超出中篇小说篇幅的文学尝试都以失败告终。”
但也只有写作，能让卡夫卡熬过体制内生活。《城堡》中荒诞的分发文件场景就来源于机构中每日要处理上千份文件的机械化日常。
当然，还有父亲的压制。卡夫卡的父亲是个白手起家的商人，粗暴专制，作为一个曾经历过生存艰难的犹太商人，他固执地奉行实用主义，希望卡夫卡能成为标准的中产阶级犹太人。可卡夫卡的孱弱身体、对写作的热衷、孤僻的性格，都让父亲十分失望。
卡夫卡选择了妥协，他考取大学时没报读文科，但也没有完全听从父亲意见。他深知自己没有选择喜欢职业的自由，但可以在自身意愿和父亲意志间寻求平衡，“关键是要找到一个职业，从事这个职业我便可以无所顾忌地沉溺于这种冷漠之中，而同时又不至于过分伤害了我的虚荣心”。
书名：《卡夫卡传：关键岁月·1910-1915》
作者：(德) 莱纳·施塔赫
译者：黄雪媛 / 程卫平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品方：上海贝贝特
出版时间：2022年4月
定价：158元
因此，他选择了法律，并在毕业后进行了一年法律见习，《法律门前》和《审判》等作品中的法律元素，恰恰来自于他在这一年里对布拉格法庭的认识。
即使有了工作，卡夫卡仍然无法逃脱父亲阴影带来的心灵重压。1907年10月，他到一家意大利保险公司任职，没干多久便辞职。一方面是因为工作时间太长，使他难有充裕时间写作，另一方面则是经理与父亲酷似，1919年11月，卡夫卡在《致父亲的信》中回忆道：
“我在那儿向经理提出辞呈，理由是这样骂人我受不了……在这方面我是深有感触的，从在家里时起就有了。”
1908年7月，卡夫卡开始在布拉格官方开办的工人工伤保险公司工作。一干便是14年，直到1922年7月因肺结核退职为止。也是在这14年间，他打通了自己内心的广阔世界，完成了几乎所有重要作品。
卡夫卡的《致父亲的信》是一封100多页的长信，也是他早年最重要的自传性资料。信中表达了父亲对卡夫卡的各种印响，几乎都是负面的，比如恐惧感和负疚感。在施塔赫看来，这封信诠释了卡夫卡童年深处的意识，也是他后来在作品中展示的三大母题：权力、恐惧与孤独。
“权力令人畏惧，不仅因为它具有绝对的、包括身体上的优势，任何反抗都是徒劳，更主要的原因是，它是无法预计的。你不知道为什么，你也不知道它将在什么时候、以何种方式爆发。”
施塔赫写道：
“卡夫卡的《致父亲》不是心理分析意义上的自我剖析，它是对一种重要的真实关系描述，同时也是对想象内容的描述，写下这些，是希望能通过双方的解释和澄清，使两人间的关系得到稍许改善。”
但很显然，卡夫卡未能如愿。他试图在信里告诉父亲“对儿子没有丝毫理解——但不是出于漠然或者恶意，只是因为他太不了解孩子的本性了”。他坦言：“我这个样子（当然，除了天性和生活的影响外）是你的教育和我的顺从的结果。而这个结果仍然让你不满意，你下意识地拒绝承认这是你的教育结果。”
这是不是许多家庭的常态？直至今天依然如此。
卡夫卡认为——后世研究者也这样认为——自己的父亲具有一个暴君的所有特性，包括强迫感恩，从未欣赏过自己的孩子。当卡夫卡渴望得到肯定时，迎来的只是“一声嘲笑的叹息，一阵摇头，一个敲桌子的动作”。
卡夫卡曾回忆影响自己儿时经历：夜里想要喝水的他，被愤怒的父亲从床上拽起，反锁在室外，寒冷的夜里他只穿了一件单薄的背心。在日后他总是会惊恐地记起这个画面：
“那个巨大的人，就是我的父亲，审判我的最后法庭，会几乎毫无理由地向我走来，在夜里把我从床上抱到阳台上去。”
在卡夫卡家里，最常听到的一句咆哮声是“你们过得太好了！”
“这句话因为用得太多，已经有点儿不管用了，但它仍然是一件可用的武器，可以结束任何一场讨论，可以把任何一个反对意见扼杀在萌芽状态。谁会在饭桌上真的否认，他生活得很好——几乎每天都有热气腾腾的肉吃？这个家里缺过什么东西吗？正因为如此，因为这个家里从没有缺少过任何东西，所以有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才成了貌似应该严肃对待的忧虑。而什么才是真正的艰苦，家里的首脑对此非常清楚，是的，有时候他似乎觉得，只有他一个人知道什么是苦难。由于他保护了所有其他人免于体验苦难，所以他不仅有权力，甚至从教育的角度，有必要尽可能经常让这些人回忆起过去和现在的艰难。”
你身边是不是总有这样的人？认为只有自己吃过苦，认为既然能填饱肚子，就不应该想三想四，认为只有自己才最懂得何为人生？不幸的是，卡夫卡就面对着这样的生活。
卡夫卡：
“听着父亲不停地对同时代人，特别是他自己孩子们的幸福生活指桑骂槐，同时讲述他自己年轻时候经历过的艰苦生活，是一件非常不舒服的事。没有人否认，他曾常年因为没有足够的冬衣而腿上的伤口一直不能愈合，他曾经常挨饿，他十岁起就要在冬天也早早起床，推着小车挨村挨户叫卖——但是，他不愿意理解的是，这些真实的事实，在与另一个真实的事实，即我没有经历过这一切，相比较中得出以下结论：我比他幸福，他因为腿上的伤口就获得了优越地位，他从最开始就认为并断定，我不能认识到他当年经历的苦难的价值，而我因为没有经历过同样的苦难，就必须对他无限地感恩戴德。”
我一向反感对苦难的赞美，讨厌“苦难成就了我”“年轻人吃不了苦”之类的论调。很多人以卡夫卡的际遇自况，却忽视了卡夫卡身处的时代——如果一个现代人仍然要以卡夫卡的人生来折射自己的同样际遇，那本质上是在为丑恶寻求“看，连卡夫卡也这样”的合理性，浑然不顾现在的世界早已不该是这个样子。
正是因为父亲的专横和强调感恩，使得卡夫卡对家庭关系的理解倾向于权力化，“哪怕是父母做的好事，也是为了起到副作用：巩固他们对孩子的绝对支配权，并使这种权力能够长久维持”。这样的理解看似偏激，却决不能说是错的，因为卡夫卡确实每天都经历着这样的强权。当然，幸运的是，大多数捷克人乃至欧洲人，都早已摆脱了这样的认知，而在我们身边，赞美苦难、强迫感恩，仍然是大多数人的习惯认知，逻辑在这里完全被无视。
（待续……）
图源 | 网络
作者| 叶克飞
编辑|二蛋
本文首发于经济观察网，欢迎分享，转载、合作请私信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