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暑假，来自各地的“00后”大学生们陆续返乡，或参与社会实践。疫情以来的几年里，这样的远行显得难得而珍贵。见识过不同的风景，再回看自己的家乡或他乡，变化悄然发生，时代的巨轮碾过，总归留下了些许印记。
前些天，“二舅”的走红，勾起了更多人的乡愁。这些年来，家乡和家乡里的人正在用自己的方式追赶着向前的脚步。小到一个家庭的变化，大到一种家乡的演变，具象到人身上，是当下的抉择，是无声的转变，以及难以消解的万般情绪。
一个曾有“共和国长子”美誉的东北之城，为何留不下更多的年轻人？一个普通二胎家庭的父母，为何在“双减”之后成为班上的异类？那些消失了的地方戏剧，又以何种方式回归到了故乡？历经拆迁剧变的故乡，面临拆迁的老业主和老房子留下了哪些阵痛和影子？
这里有钱江晚报·小时新闻记者的回乡观察，也有“钱橙计划”高校通讯员们的新鲜手记。他们有的是毕业后离开东北的“小镇做题家”，有的是被一年级弟弟的作业难到的重点大学学生……他们试图用“00后”的观察视角，记录下他们眼中正在行进中的渐变的故乡，以及时代和社会的聚焦点。
长春文创冰淇淋 CFP供图
钱江晚报·小时新闻记者 刘俏言
我的许多同学都离开了长春。我们喜欢自称“小镇做题家”。我们几乎散落在全国各地工作。
这次返乡，我只待了三天，为了参加外甥的婚礼。在大家庭里，我的四个姐姐和两个哥哥们都已成家立业，他们中有三家留在了长春。
有趣的是，婚礼彩排时我和司仪聊天，他半开玩笑地说，如今还留在东北的人里，不是老师就是公务员。而我的留下的家人们正是如此：我外甥是大专老师，三姐是小学语文老师，三姐夫是公务员，四姐是大学老师。
这让我想起班主任的鼓励：“现在吃点苦，考出去，以后你就可以自由选择了。”
这次回家也并非没有惊喜，为数不多的有轨电车被保留下来。经历疫情的考验，楼下的烧烤店仍冒着热气腾腾的烟火。
天气没有那么闷热，夏天的傍晚还有阵阵凉风吹过，高中时卖我3块一碗的炒粉大爷还是那么喜欢和我开玩笑，他的炒粉已经卖到10块一碗了，还成了小吃一条街改造的金字招牌。
我问大爷想来杭州卖炒饭吗，他笑笑，说比起他出去，更盼望我们这些孩子都能回来。
我家楼下的公园
回家创业的梦想
他们是如何放弃的
我读的高中啥水平？每年吉林省高考的前十名都会占上几个名次。我的前桌是当年省文科状元。
可上大学前，我几乎不用手机。于是，当我听到大学同学的自我介绍里，说擅长PS和PR时，我很是羡慕。后来和南方的同学沟通，我才知道，原来她们除了会做题，还有很多“无用”的技能，她们不需要齐刷刷剪露耳不过眉的短发，也被允许看“无用”的课外书。
因为“高考之后就解放”的教导，我的许多高中同学将高考视为终点。上大学后，他们有的沉迷于赌球，几乎倾家荡产；有的在考上中科大少年班的次年又被退回；也有的作息不规律，不幸猝死，成为谁也不愿提及的痛。
更多的人和我一样，考入了重点大学，照片被挂在学校的红榜墙上，用于激励学弟学妹。在长春，高考状元的身份甚至能变现。有一段时间，我们学校的高考理科状元的照片被高高挂在一幢高楼的楼顶，成为某房产楼盘的代言人。
这种在老家被高高捧起的待遇，很快就会面临来自大学的一盆冷水。在大学，好友操着一口流利的英语做商赛演讲，广告班的学生在大二便开始创业拿奖拿到手软，做题并不再是评判优秀的唯一标准。
这种焦虑也延续到毕业后的工作选择上——我问了高中近30名同学的去向，除了留在吉大继续读书和被家里安排进大企业的，几乎都离开了东北。他们分布在北京、上海、南京、深圳等地，进大厂、外企，还有少数考上公务员去了体制内。
东北并非完全没给他们机会。我的好友张甜（化名）曾在长春著名的一汽大众里做了一年的实习会计。这活其实不算累，给的工资在长春也够开销。为了年迈的奶奶，她几乎差一点就选择留下了，但那些死气沉沉的工作气氛，和绕来绕去的同事关系，让她最终放弃了。现在她在上海的一家上市公司的教育集团做中台运营，成了一名工作狂，经常加班到深夜。
坐在我后排的同学在深圳读完了大学，带着几百页PPT和创业计划书回到了老家，他和几个高中同学一起，准备搭建一个高考志愿填报沟通平台。他们自己吃过只知做题不问窗外事的亏，便不想再让后面的人在选专业和找工作上跌跟头。
我曾当了他们的半个创业参与者。2020年，大四下半学期，因为疫情我被隔离在家半年，就帮他们写过几篇文章。但光是进校园这一关，就遇到了阻碍，很多高中只接待“合作的第三方机构”，又回到了“没有人脉，寸步难行”的状态。尝试了将近一年，我这位高中同学就放弃了回家乡创业的梦想，南下去了一家实业公司做市场销售。
最有人情味的城市
子承父业是如何延续的
与东部、中部、西部地区相比，十年来东北地区人口下降最多。所以，我在同学圈里发起了一项调查，想听听留在东北的理由。
有一位高中同学引用了前段时间在互联网上因“炫权”被调查的周劼一段话：“高中同学不少去外省读了好大学的，都回家进了烟草、电网之类的，回家没有着落的，就去了北上广。”
我选择留在南方的原因，的确是家里无法给安排东北的“好工作”。
我还记得小时候，长春似乎连续几年被评为“最有人情味的城市”。但“人情味”也意味着，有时办事要“托人情”。这种规矩，这种“人情”，从我小时候开始便有了。可总有人不适应，比如我妈。我妈时常后悔自己的“无能”，没能给我谋一份“好前程”。她偶尔会看到当年成绩远不如我的初中同学家长，秀出给孩子买的大房子和豪车，也经常回想当年放弃事业来全身心培养我，是否真的划算。
选择回到长春的同学里，大多去了一汽大众和吉林大学。这大抵是长春除了当公务员最好的两个去处。
留在东北的大部分都是我的初中同学。比起我的高中同学，初中同学是否“混得好”，更取决于他们的家庭。
有的同学高中读到一半便辍学，成了房地产中介，现在烟不离手，他说自己压力太大了，要养家照顾父母。而另一个初中同学的朋友圈里，则全是美酒、美食和旅行风景，听说她把父母承包的剧场，外包给了专人运营，自己只负责收钱就好。
这次回家，我和往常一样打听了一下母校今年的高考成绩，结果不甚理想。据说是因为关系户太多，拖垮了整体的学习氛围。
比我更年轻的“00后”们，同样也从东北离开了。今年我的三外甥从英国毕业回来，说他的择业地“回哪里也不回父母所在的哈尔滨”。我二表姐的两个孩子，也分别去了英国和香港读书。他们告诉我，在东北很难找到合适的工作岗位和让人舒适的城市文化。
“或许有一天会回去养老吧。”张甜跟我说，毕竟老家的烧烤，还是首屈一指的好吃。
我曾经看到过这样一段媒体调查：“东北的人口外流正在陷入一种恶性循环：经济不景气，对人口的吸引力不足，于是更多人口外流；人口尤其是劳动年龄人口的净流出，反过来又继续拖累经济的发展。”
我的观察，经济肯定是重要因素，但还有别的。我的故乡，要实现振兴，还要面对和解决很多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