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水流年我自知（十二）——邓斌编年体自传连载
1973：初登讲坛
高中毕业，第二次当“回乡知青”7个月后，我终于踏上教育工作岗位，成为一名月薪15元的民办教师，也是我39年教育工作的起始阶段。
我工作的学校，就是我读小学的母校。不过，昔日的小学已升格为中小学，小学五年制，初中二年制，全校共7个年级7个班。
我受命担任小学三年级的班主任，兼上语文课，同时还兼上初中部两个年级的历史、地理与美术。
初登讲坛，面对数十双天真与调皮的孩子眼睛，聆听洋溢着童趣的琅琅书声与歌声，我心中油然而生一种使命感。中共“十大”前后，政治运动有所弱化，社会秩序稍显安定，“学生以学为主”得以强调，于是，教学质量渐成为学校与家长共同关心的热门话题。备课讲课改作业，监考阅卷并家访，并千方百计引导学生阅读课外书，苦练钢笔字和毛笔字，成了我们教师的工作常态与津津乐道的话题。当然，勤工俭学抓创收，春秋两季忙支农，仍需要占用大量时间。总之，作为那年头的乡村中小学教师，我们是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复合品。
传道兼悟道，献血兼造血，那年头，我把教书当作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遇，特别注意在工作之余，夜以继日地读书和写作。
适值伟大领袖发出学好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号召，于是乎，一年间，我读了《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法兰西内战》《反杜林论》《国家与革命》等十多部马列原著，读了毛泽东的《实距论》《矛盾论》等十多部经典哲学著作。还以批判继承为由头，读了不少但丁、拜伦、雪莱的诗歌与《红楼梦》《聊斋志异》等小说，并再次以日记和读书笔记为载体，发疯般地撰写大量分行排列与无需分行排列的文字。在一篇散体文章中我写道：“……我伏案灯下，在稿笺上栽插一行又一行感情的垂柳；我登上讲坛，面对莘莘学子让心与心碰撞出智慧与文明的火花。”
是年冬，我应邀出席湖北省巡回美展暨恩施地区美术培训，年画作品《夜读》参与展出。
我对我的学生们说：只有用知识的七色雨，方能编织成我们人生最美丽的虹霓！
1974：潮起潮落
哪知好景不长，到了1974年，教育界可谓风生水起，多灾多难！
批林批孔运动逐渐拉开序幕，白卷英雄张铁生横空出世，《一个小学生的日记》锋芒毕露，河南“马振扶事件”被炒得沸沸扬扬，辽宁“朝农经验”被吹得天花乱坠…… 一度重视学生基础教育、强调教学质量的做法，被斥为“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回潮”，大标语、大字报，再次雪片般地盖满了校园。
是时惯于典型层层抓，即要在学生中树立“黄帅”式“反潮流”的典型，也要在教师中发现搞“智育第一”、“师道尊严”与“克己复礼”的典型。我所在的中小学领导为完成“上面”的政治任务，绞干脑汁，搜尽枯肠，终于决定将教初中语文的Z老师和我定为“活靶子”，理由是，教语文的喜欢引经据典、舞文弄墨，与“孔孟之道”有着不可割裂的承袭关系。
第一次有了声讨我的大字报，指责我重智育、重“尖子”、宣扬“温故而知新”、宣扬“学而不思则惘，思而不学则怠”，指责我培养学生学绘画、练书法是鼓动青少年“出人头地”、“成名成家”…… 我虽已多次尝试过什么叫“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但却是第一次体会到什么叫“欲教不能，欲罢不忍”！好在被人暗中鼓动起来的“闯将”们冲冲杀杀搞了一阵子，结果还得回归到“批林批孔的大方向”；因为黑板报、墙报、小评论园地等，学校仍需我这样舞墨弄文者参与组织集中“火力”讨伐林彪孔老二。
此后，“批林批孔”的运动量大大增多了，“兼学别样”的劳动量大大增多了，学文化的课时明显减少了！
教师每周三次政治学习，学校每周一次批判大会，我们常常受命将批判专栏办上大街，组织学生搞以“批林批孔”为主题的文艺节目表演。
我带的那个班仅有30多名十来岁的孩子，开挖耕种的“校田”就达三亩多，还经常被安排到周边生产队支农。
“反回潮”，反得教师们一头雾水，反得家长们怨声载道。
“反回潮”，反得“五分加绵羊”的多数学生受尽奚落，反得“文盲加流氓”的个别孩子趾高气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