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1998年,我因为故意伤害被捕,本以为是死刑沒跑了,结果判了个死缓。同案犯在我入监的那天,被执行枪决,在打靶场里啃了青草。

2000年我入监服刑。

那时的监狱,还从事着危险的煤矿生产任务,和现在蹬缝纫机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

监狱实行犯人协助狱警管犯人的制度。新犯组的组长由老犯担任。我因背不出《煤炭安全生产》,被组长逼着以下压腿的姿势,脸部贴到膝盖,双手抱紧踝关节,直到背下来为止。

这让我头部充血,感觉眼珠子都要掉出来。

我八岁习武,读书时是体育特招生,素来信奉“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但在缓期执行期内,不能有任何的违规违纪,一旦犯了错,就要被执行死刑。

那些老犯们整起我来,方式一茬接一茬。他们罚我没完没了地抄写《改造行为规范》、让我翘起脚尖蹲马步、用手清洗便池……

我咬紧后槽牙,一一忍了下来。

两年后,接到无期徒刑裁定书的当天。我趁组长午休,一把抓住他的脚脖子,把他从床上拽下来,不等他起身,用脚狠狠踩在他的脸上,连打带踢,直到他求饶才停手。

另一个老犯被我揍成胸骨骨折,在监狱医院躺了半个月。

气是出了,我也因此三次被关禁闭。

再次从禁闭室出来,老犯们一个个主动找我道歉,奉上香烟——我靠拳头和武力在里面打出了一片天地。

狱警把我列为危险分子,安排了三个“耳目”监视我。“耳目”,负责秘密收集犯人的各种违规违纪和事故隐患,向领导汇报。

监区孙教导员多次找我谈话。他四十来岁,戴副眼镜,提前谢了顶。我们背地里都喊他“老孙”。

老孙负责犯人的思想工作,很多刺头,都对他服服帖帖。

一开始,他跟我翻来覆去都是“老三篇”。那天,我在矸石山劳动的时候,老孙又跟我念经:“你还年轻,争取多减几次刑,三十多岁就可以出去,什么都不耽误!”

我埋头干活,不搭话。

老孙用胳膊肘杵了下我,指着山下说,“看见没,就连那些野草,到了秋天还结个草籽呢!你难道不想早点出去找个女人,生个孩子?”

我顺着老孙的视线望去。数十米高的矸石山,黑乎乎的;山下,青葱的野草,在乱石中一直蔓延到远方。

我定定地看了许久。当晚,就做了个梦。

我梦到阳光金灿灿的,我站在青青的山谷上,所有的野草都在拼命结籽。青鸟扑腾着翅膀,飞过原野和山岗。

从那以后,挣分减刑成了我的人生大事。我主动要求去井下大巷里开电机车——之前几乎没有犯人愿意干这个。

大巷里面开车的时候,风会呼呼地往身体里面钻,有时候穿棉衣都抵挡不住,把你吹得像个气球。

每次干完活下车后,膝盖疼得直哆嗦,完全伸不开腿。

我的态度得到了监区领导的认可,成了监区里洗心革面的典型。

老孙很满意,推荐我进了“积委会”担任“纪律委员”。“积委会”成员,分别负责犯人的学习、纪律、生活卫生、统计、考评和生产安全。

为了报答老孙的知遇之恩,我放出话来,凡是违规违纪,就是和我故意过不去!

其实,管犯人这事儿就是立威信。威信,不外乎两个字,一个是“怕”,另一个就是“服”。

我三次用拳头赢得尊重,声名在外。因为“怕”,犯人们对我毕恭毕敬,很少有人故意惹事。

直到一个黑帮老大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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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那是2002年7月的一天,管教通知我,有十一个新犯入监。我提前去库房领了十一套被服、凉席和囚服。

十一个新犯,基本是大块头。唯独有个一米六的,穿着件肥大的白色短袖,一副弱不禁风的样子。

他们站成一排接受管教点名。当点到“冯**”时,他立马抬头挺胸,站得笔直,双手紧贴裤逢,答:“到!”

与此同时,他的整个脑袋往前猛得一探,就像老鳖伸脖子,接着嘴角一撇,又把脖子缩了回来。

我实在忍不住笑出了声,这家伙真是个彪货(方言:傻子)。

点完名,他们各自拿起行李回监区。

就在这个时候,我发现他的行李最多。和他一块入监的,都争先恐后要替他拿。他自己却空着手,习以为常地享受着这种服务。

一进监区,素来沉默寡言的犯人刚子,激动地率领了几个老犯,迎了上去——“老大!”

对方看了眼刚子,傲慢地“嗯”了一声,微微抬起右手,问:“弟兄们,都还好吧?”

这哪是来坐牢,简直是领导来搞慰问的。一打听才知道,这人大有来头,刚子在外面的时候,就是他的心腹。

老大姓冯,出生于1963年。八三年严打风暴席卷全国,冯老大因犯流氓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发配到大西北劳动改造。其实他那时只是纠集了一伙无业游民打架斗殴,寻衅滋事而已。

后来经过政策性减刑,十四年后回到了家乡。

冯老大的母亲,是个配枪女警,十分威风。

他的第一次入狱,凭着母亲的身份,多少获得了些庇护,在里面干的都是轻松的活,没遭什么大罪,所以冯老大并未真心改造。

回归社会后,冯老大纠集了一大批社会闲散和刑满释放人员,结成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手下小弟和马仔多达百余人。

出事后,三十六个骨干成员被分别判处三到十八年。他本人最后一个落网,判了二十年。

我当时是新犯组的管理人员。冯老大的到来,给我的管理带来很大麻烦。

按规定,新犯入监学习期间,不得与其他老犯接触。

可是每天,各个监区的小弟和马仔都一窝蜂地跑过来,站成一排,他们毕恭毕敬地拜见大哥,喊着:老大!

新犯组不让吸烟。小弟们一来,全凑在一起吸,其他人心里不平衡,就找管教告我的状,说我“执法不严”。

就连老犯们也议论纷纷,说我没有过去那么硬气了。

我必须在气势上压住他。

“都给我滚蛋!到了这里,就要按这里的规矩来。在新犯组,我说了算。以后,通通不许拜见,他是你们的老大,不是我老大!”

不用说,我和冯老大结下了梁子。

冯老大觉得我在挑衅他,多次放话,要给我点颜色瞧瞧。“这个监狱里面,只要是道上混的,没有人不给我面子。”

我“切”了一声,既然都是道上混的,就按照道上的规矩来解决吧。

我们约好,他们选一个最能打的,和我到生产区的废物料场单挑。

料场在生产区偏僻处,平时很少有人去那里,属于管理死角。可等我到料场的时候,对方竟来了四个。

“说好的单挑,几个意思?”我非常气愤。

冯老大“啐”了一口:“你不是特别能打吗?今天你就一对四!不敢,就给老子少管闲事!”

气氛都拱到这一步了,我自然不能认怂。

冯老大四人围了上来。

我先发制人,飞快抬脚踢向刚子的裆部。刚子跳了起来,捂着裆部,身体弓着像个大虾,嗷嗷直叫。

趁冯老大三人愣神的功夫,我又一拳打在他下巴上,这是人身体最薄弱的地方。

这时,从后方扑上来一个犯人,把我的双臂牢牢钳住;另一个冲着我的眼睛就是一个“封眼锤”。我眼睛火辣辣的,最后,被他们按倒在地上,一顿暴打。

我们战成了两败俱伤。这事情很快被老孙知道了。

打群架和单挑,是两种不同的性质。我打架是为了管理,而冯老大他们,却是故意找茬,况且还是群殴。按照规定,禁闭处分是跑不了的。

“减刑考核分,劳改犯的命根”。关押一次禁闭,等同于变相加刑一年,那滋味,我比任何人,都更有体会。

等老孙询问的时候,我支吾了一下,鬼使神差地说了谎:“他们不是打架,是拉架,我这也是误伤。”

他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像洞察到什么,“你确定?”

我点了点头。如此一来,冯老大的禁闭处分躲过去了。

冯老大没想到我完全不按常理出牌,大受震撼。

事后他非拉着我拜把子,认兄弟。我们在生产区料场结拜,点上三枝香烟,共同起誓:“义字当先,肝胆相照,互帮互助,共同减刑”。

他吩咐手下:“我兄弟有孤胆有魄力,以后他的话就是我的话,你们服不服?”

“服——”

3

混社会,“义”字当先。

我和冯老大的较量,有点歪打正着的意思。但有了这帮兄弟捧场,我在监区管理中,愈发得心应手。狱警们充分肯定了我的能力。

我扬头仰望四角的天空。刚入狱的时候,那高墙让我无比憎恨;慢慢地,我也习惯了身在其中。

日子久了,我渐渐发现,不论在里面,还是外面,只要是有人的地方,就是江湖。掌握了规则,就能为己所用。

我甚至因此品尝到一点点自由的味道,漫长的刑期仿佛也缩短了一寸。

一天,冯老大接到会见通知,神情变得有点不一样。我猜测是他的母亲来探视了。

我早就对冯老大的母亲充满好奇,很想见见这个颇有传奇色彩的配枪女警。因工作的便利,我可以自由出入会见室,便跟了去。

只是,配枪女警和我想象中相差甚远。出现在会见室里的,是一个满头白发的老太太,和其他犯人的母亲并没有太大区别。

见到儿子,她嘴唇微颤,向前了一步,抬起手来。冯老大却往后退了一步。

冯母只好用手抹抹眼睛,说:“我和你父亲年龄都大了,不知道还能不能等到你回家?”

冯老大“哼”了一下,看向窗外,“我还回得去吗?”

接见室里好一阵沉默,只听见冯母的轻轻地啜泣声。

冯老大收回目光,瞄了母亲一眼,“你给我找关系没?我要换个轻松的岗位。那矿井挖煤,是人干的活?一不留神,连命都要搭进去,到时候,你就等着给我收尸吧!”

冯母含泪看向儿子,又瞥了眼会见室里的狱警。她把手搁在桌子上,努力支撑着,但似乎瘦弱的手臂已难以撑起她被岁月消磨的身躯。

没办法,她只能斜倚着桌子,长长叹了口气。

“我都退休了,还有哪个人能给我这份薄面呢?再说,我哪还有脸——”

得不到许诺,冯老大转身就走。原本规定半个小时的会见,二十分钟就结束了。

临到门口,他迟疑了两秒。我看见他喉结滚动了一下,朝天伸了下脖子,没有回头。

回到监区,冯老大随手拿出一条母亲带来的香烟丟给我——他想贿赂我进“积委会”。

“我妈是指不上了,自从我出事后,国家就把她的枪收回去了!”冯老大说,这比让母亲去死还难看。

我接了他的烟,想着不能白拿,专门去找老孙。但老孙告诉我,通常黑社会性质的犯人是不能进“积委会”的,成分不好。

不过,老孙看我组织能力强,有文艺细胞,又任命我为“监区学委”,专门组织狱内文体娱乐活动。

我发现,我倒是可以为冯老大做点什么。

此后,每次组织文娱活动,我都支使冯老大和他的手下,配合我。冯老大虽然外在条件差,一开嗓像公鸡打鸣,但架不住他以前家庭条件好,从小就会拉手风琴。

这只老鳖上了台,摇头晃脑,拉起琴来可不赖。他那些手下,即便不参加演出,也可以帮我布置舞台、搬放音响设备。我只需要在奖分单上面,填上他们的名字,他们就能得到专项分的奖励。

一场演出结束,冯老大获得的减刑分,比下煤矿辛辛苦苦干一个月,挣的还多。

此外,每月一次的服刑人员例行考试,出题、印刷试卷、阅卷打分,都是我的改造任务,只要我歪歪笔尖,透点题,他们就能考满分。

这一下,冯老大乐得不行,说我是他的贵人,比他妈还牛掰。

等在矸石山干活的时候,我也学着老孙的样子,指着那片青草,给他画了一个饼。冯老大眼里渐渐有了光。

我俩就这样抱团取暖,在漫长的日子里,挨过了煤矿里暗无天日的劳作,以及日复一日的枯燥与孤独。

这样的日子持续到2006年,小松入监的时候。而我,也在不知不觉中卷入一场预谋杀人的漩涡。

4

小松靠捡破烂的奶奶养大。我第一次见他是在看守所,他十六,已经是三进宫了。

他第一次进去是因为偷了一辆自行车,卖了五十块钱,自己留下十五块钱用来逛录像厅,剩下的三十五块钱,都给了捡破烂的奶奶。

看守所里面的犯人,都非常同情小松,把自己购买的方便面、火腿肠拿给他吃。这个在社会上流浪的少年,在监狱里,第一次体会到温暖与关爱。

小松在看守所里关了一个星期。回家那天,他双手扒着监室门上的铁链,死活不放,哭着求所长:“别撵我!我想在这里吃火腿肠!”

所长只好拿来一箱火腿肠,才把小松哄走。

这一次,小松是因为寻衅滋事进来的,判了三年。小松在新犯组,得知我是组长,很兴奋。我没想到的是,他也是冯老大的马仔。

入监第一天,冯老大便拿着香烟和食品来看望。他热情地揽着小松的肩膀:“兄弟,在这儿就跟咱家一样,大哥罩你!”

他把鳖脖子向前一伸,用手指着脖子后面的一道粗大的刀疤,冲我说:“看见没?四个砍我一个,如果不是小松替我挡刀,我的小命就交代了!”

按理说,小松刑期不长,又有大哥罩着,应该高兴才是。但我发现,小松总在回避冯老大的眼神,并流露出一丝不易觉察的恐惧。

我跟小松和冯老大分别八卦了一番,摸清了这俩人的恩怨。

小松“三进宫”,接触的犯人很多是道上混的。他们犯了多大的罪,小松没考虑过,但他们的江湖义气、豪爽、对小松的照顾,却给他留下深深的烙印。

他靠着敲诈勒索学生,抽的香烟从“哈德门”换成了硬盒“云烟”。

一次,一学生反抗:“我哥哥是跟冯老大的,你敢动我?”

小松将他狠揍一顿:“什么冯老大?他来了,连他一块揍!”

这话传到冯老大耳中。他亲自带着一帮小弟把小松堵住,暴打了一顿。

冯老大认为,小松肯定痛哭求饶。可小松起身摸了摸嘴角的血,狠狠瞪了冯老大一眼,一声不吭就走了。

一个月后,小松扛了一把比人还高的关公大刀,出现在冯老大家门口。冯老大没当回事。

可是一连半个月,小松每天如此,直到晚上十点才离开,饿了就啃上两个自带的烧饼。

冯老大心里开始发毛。为解后顾之忧,同时也为拉拢人心,冯老大立马决定将小松收入麾下。小松终于有了靠山。

当时,冯老大手下的马仔已经牢牢控制了市里的娱乐场所,强行收取保护费,还用暴力手段强行承包矸石山,收取每辆拉煤大车的过路费。

夜路走得长了,总会见到鬼。

那次,冯老大带着一帮马仔去酒店消费。酒足饭饱后,冯老大大摇大摆地走了出来。

四个持刀的壮汉立马围了上去,对着冯老大就是一顿砍。他还没反应过来,就被一刀砍在脖子后面,一头栽倒在地,血喷射了出来。

关键时刻,小松冲了上来,趴在冯老大身上,替他挡了好几刀。

冯老大脖子上那一刀伤了神经,直接导致他的脑袋经常不受控制地向前探,就像长了个老鳖脖子。

三道长长的疤痕,像三条巨大的蜈蚣,也永远地趴在小松的背上。

小松得到了冯老大的赏识,和刚子平起平坐,成了冯老大的左膀右臂。他原本很高兴,但他没想到,冯老大为了搞钱,居然要绑架。

冯老大以洽谈生意为借口,将外地的煤老板骗来,强行拉到半山腰上后,丟下一把铁锹,冷冷地说:“自己去挖坑!”

等坑挖好,冯老大一脚蹬在煤老板屁股上,命令手下拿铁锹开始填土。煤老板不停抹着鼻涕求饶。冯老大掏出电话:“给家里要钱!五万块,多一分不要,少一分就活埋了你!”

那是小松第一次参与绑架,成功获得一万块赃款。

小松奶奶看着他整天与狐朋狗友混在一起,花天酒地,知道孙子学坏了,天天抹眼泪,还因此一病不起。

虽然煤老板没有报案,小松心里却不踏实起来。绑架不比敲诈斗殴,那可是重罪,万一出事了,进去起码要蹲个十年,奶奶没人照顾,就只能躺在床上等死。

从那时候起,小松开始动摇。但冯老大却尝到了甜头,胃口越来越大,酝酿着更大的犯罪计划。

5

那天,冯老大透露给小松,说大家商议,要把外地的煤老板骗来,等现金到手后就撕票,然后绑上石头扔进湖里面,人不知鬼不觉。

小松反对,图财可以,但不能害命,劝冯老大放弃。

冯老大沉思片刻,决定还是依计划行事。刚子性格孤僻,但心思缜密。他在背地里几次提醒说,小松怂了,恐怕要坏了计划,要不,把他做了?

冯老大看了刚子一眼,将烟头掐灭在烟灰缸里,从嗓子里挤出一个字:“办!”

那天,冯老大带着刚子和小松驾驶小船去一个湖里面踩点,寻找撕票后沉尸的位置。

小船行驶到湖心,冯老大掏出腰间的手枪,将子弹上了膛。

小松发觉事情不对,扑通一下,跪在冯老大脚下。看着小松恐惧的眼神,冯老大习惯性地缩了下鳖脖子,把枪收回腰间,干笑了两声:“兄弟,你想多了,我是看看枪上没上保险,别走了火。”

他没料到,小松当天就到公安局投案自首,把参与绑架的事情交代得一清二楚,顺便还供出了冯老大预谋绑架撕票的事实。

小松减轻处罚,只判了一年有期徒刑。而冯老大犯罪集团,因此全军覆没。

现在,小松再次入监,自然会在冯老大团伙中掀起风浪。特别是刚子,自从判了十八年后,父亲一病不起,妻子提出离婚,家中撇下两个孩子。

他放出话来,绝不能放过这个叛徒和奸细。

我一再警告他们不能胡来。可还是发现了不对。

那天,我看到刚子纠集了几人,鬼鬼祟祟地进了冯老大的监室。冯老大坐在铺位上,神色古怪。

等我走进去,刚子和其他四人齐刷刷地坐在下铺的床板上,床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冯老大则坐在他们对面,翘着个二郎腿,冲刚子嘿嘿笑着。

这五个人,看着挺正常,但又总觉得哪里不对,尤其是冯老大,那表情怪怪的,透着一丝诡异。

正欲出门,我听见床底下发出一声清脆的响声,像是瓷盆。我上前,把刚子等人从床上推走,这才发现床底下还藏了一个,是小松。

费了好大的劲,我把人从床底拉了出来。原来,刚子他们用四个脸盆重叠在一起,摁着小松的头,让他坐在脸盆里,把脸埋到裤裆里,再一把推到下铺床板下。这些人坐在床板上,压着。他们管这样的把戏叫老虎凳。

被救下的小松,脸煞白,一直佝偻着腰,好久都直不起身子。

我狠狠瞪了冯老大一眼。他深呼了一口气,把烟塞在我口袋里,要我高抬贵手。

我几次劝他,冯老大总是搭着我的肩,“知道,你放心”,但我却越来越为他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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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一天,冯老大和刚子躲在我办公室里,密谋着什么。我一进去,他们就立马不说话了。

我严肃地跟他俩挑明,如果真拿我当兄弟,就原原本本告诉我想干嘛,千万不能胡乱来,如果出了事情,轻了禁闭,重了要加刑的。

这次,刚子没给我面子:“你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弟兄们妻离子散,我孩子跟孤儿一样,不都是小松害的?换你,能罢休?这件事情,你别管,否则别怪我翻脸!”

冯老大拍拍我的肩:“放心吧,都计划好了,天衣无缝,出不了任何事情。无论怎样调查,小松也是死于安全事故。”

这句话让我大吃一惊,他们是想要小松的命啊!

我既然知道了,就必须想办法阻止他们。首先就是要弄清楚冯老大的详细计划。

于是,我用帮冯老大获减刑分的方式,和他套近乎。

“都计划好了?你说说,或许我能给你参谋下,出个注意!”

出于对我的信任,冯老大终于把他的计划向我和盘托出。

原来,他们打算在煤矿井下巷道内,用矸石把小松砸死,然后把小松尸体上面的浮矸捅落,造成巷道冒顶砸死小松的安全事故。

听完,我后背阵阵发凉,看来,小松难逃一劫。

我不敢耽搁,果断把冯老大的计划汇报给老孙。监区领导非常重视,及时做出相应处理,把小松调到了外省的另一个监狱。

冯老大的暴动因我的密报,宣告失败。

小松调走了,我们的改造还在继续。

那年春天,青草长起来的时候,老孙交给我一项任务,策划每年一次的“亲情帮教活动”。

我忙活了很久。帮教活动开始后,服刑人员整整齐齐地坐在舞台下面,眼睛不眨一下,紧盯着舞台。

音乐响起。一个小女孩穿着红裙子,缓缓走上台,伴着旋律唱:“爸爸我想你 | 陪伴着我长大|爸爸你在哪| 数着天上的星星| 盼望着你回家……”

童声紧紧揪住了犯人们的心。尤其是刚子,他早已哭得一塌糊涂,冲上舞台一把将小女孩搂在怀中——那是他五岁的女儿。

接着,五位犯人的母亲被请上舞台,服刑人员分别端着一盆水,跪在母亲脚下。

台下的冯老大,伸长了脖子,泪流满面。

帮教活动起到的效果非常好。作为活动的组织策划人,我自然受到监区专项奖励,我把专项奖励分别拨给了所有演出人员。

刚子得知是我找老孙,为他争取到与女儿相见的名额,激动地硬塞给我一条香烟。

冯老大把我好一顿抱怨:“你弄的什么帮教,他妈的害我难受好几天!”

他嘿嘿一笑,露出一口黄牙。

我把一张印有美女的杂志封面,塞进他裤兜里,挖苦他:“我出去顶多三十多岁,要个孩子还不晚,你出去五十岁,还能行?”

冯老大捶了我一拳,急了眼:“胡说八道!我早算过了,回家最多四十六岁,老子正年轻!”

那晚,我们约定,等出去后,一定要喝到大醉,还要一起唱《英雄本色》。

7

经过四次减刑,2014年我刑满释放。

离开的前一晚,我再次梦到了矸石山下的那片野草地。密集的籽粒,鼓胀着,颤抖着,在我身后呼啦啦地,光芒万丈,像太阳射出的子弹……

走前,我跟老孙提了让冯老大进“积委会”的事。后来,老孙请示监狱领导,经过考核,特批冯老大接替了我原来纪律委员的岗位。

出来之后,我结了婚,和千千万万洪流中的普通人一样,为几两碎银奔波着。那十多年被提前透支的岁月,让我恨不得将日后的每一天活成两倍的厚度。

六年后,我接到了冯老大的电话。他也减了两次刑,出来了。想和我叙叙旧。

我、冯老大还有他的几个兄弟,喝得大醉,扯着嗓子一遍又一遍唱着《我的好兄弟》。

冯老大醉得一塌糊涂,我架着他走出ktv。

趴在我肩头,他在我耳边小声说:“兄弟,当年小松的事情,如果不是你及时去告密,我们今天就不会在这里喝酒了!”

我瞬间酒醒。

原来,当初在湖心踩点的时候,冯老大惦记着小松为自己挡过的刀,根本没想干掉他,只是做个样子给刚子看而已。但他没想到,小松当晚就去报了案。

冯老大说,他一出事,父母就跟着垮了身子,尤其是宣判的时候,母亲本就是政法系统,等就像被所有同事、朋友扒掉了底裤一样难堪。

所以,入狱后,他并没有记恨小松,就算没有他,早晚也要出事。

“既然这样,你和刚子为什么密谋在井下把小松砸死?”

冯老大无奈地摇了摇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啊!刚子那帮兄弟,每天磨着我,非要我办了小松。那次小松坐老虎凳,我是左右为难,简直是被他们架在火上烤,幸亏你及时出现。

“他们要弄死他,我如果说不,对兄弟们没法交代;但我哪能把小松灭口呢,别说于心不忍,我还指望早点出去结个籽,生个娃呢!”

所以,冯老大故意把这个计划透露给我,假借我“耳目”的身份去狱警那里告密。亏我当时还认为自己有多机智,搞半天,竟是被冯老大利用了。

“你就这么有把握,知道我一定会去告密?”

冯老大嘿嘿一笑,“你当我在道上是白混了这么多年吗?”说罢,又习惯性地伸了下他的鳖脖子。

“个老狐狸!”我狠狠朝他胸口锤了一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