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满素老师▲
“只有当整个社会步入文明繁荣之后，只有当人类的公平正义观念改变之后，才有可能来关注某个群体的平等地位和发展，妇女作为人类的一半才能顺势而为。如今，当我们的认知终于达到这一步，我们也可以反过来推理：如果占人类一半的妇女持续处于不平等状态，人类也就谈不上文明。从未听说过一个社会能达到高度文明，而其妇女却承受着有系统的压迫和歧视。”
钱满素老师在《女士接力：美国变革者》中的这段话，不仅仅诠释着女性权利与文明的关系，也提出了一个很多人忽视的逻辑：
“精神文明建立在物质文明的基础上，但有了物质基础也未必就有精神文明，观念变化的重要性不可低估。”
古人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但“仓廪实”与“衣食足”只是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物质的富足并不意味着精神层面的必然提升。
正如钱满素所言：
“在一个不支持平等自由价值的社会里，男女平等也就失去理论基础。具体地说，无论哪个时代的女权运动，都需要一个广泛而长期的宣传组织过程，这就需要言论自由、集会自由与结社自由等宪法权利的保障。”
也正因此，美国1848年的《女权宣言》照搬了《独立宣言》的措辞：
“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所有男子和妇女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政府才得以建立，而政府的正当权力是经由被治理者同意而产生的。”
《女士接力：美国变革者》由哈佛大学美国文明史博士钱满素主编，集中了美国历史上九位在女权方面做过杰出贡献的女性，包括400年前的“异端”哈钦森，第二任美国总统亚当斯的夫人、被誉为共和之母的阿比盖尔·亚当斯，《汤姆叔叔的小屋》的作者斯托夫人，海明威的导师斯泰因，妇女选举权运动的先锋伊丽莎白·卡迪·斯坦顿，以及1960年代女权运动的旗手贝蒂·弗里丹等。
书名：《女士接力：美国变革者》
作者：钱满素编著
出版社：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出品方：青豆书坊
出版时间：2022年5月
定价：68元
这些杰出女性，在自己身处的时代里积极参与时代事务。她们以创办学校、公开演讲、写作、推动立法、反抗权威等各种方式推动时代进程。
当然，代价也是惨重的。1637年，46岁的安·哈钦森怀着身孕在北美马萨诸塞殖民地公开受审。她的罪名之一是在家聚众讨论宗教问题，这一行为在法庭看来“不符合其性别”。
最终，怀孕6个月的哈钦森被判驱逐出境，流放至印第安人之地。几年后，在印第安人对荷兰白人移民的复仇行动中，哈钦森无端成为牺牲品，她和几个孩子被杀害，并被剥下头皮。
哈钦森的命运波折是因为宗教限制。在她身处的时代，布道被视为男性专利，哈钦森则利用闲暇召集妇女布道，认为只要在精神上与上帝得到沟通，就无需再受任何约束。
“因为哈钦森的办法又直接又简单，所以受到许多人的欢迎，尤其是那些社会底层受教育程度低的人，他们赞美哈钦森‘比所有那些穿黑衣的牧师更善于布道福音’。有的人说：‘我当然更愿意聆听她的布道，那是直接出于精神动因，根本和学问无关，我最讨厌那些掉书袋的牧师。’”
很显然，哈钦森的名气和话语权，触犯了当时的神职人员群体。“如果一个声称具有先知能力的是一个女人，可能被认为是女巫，或者如果她出身上流社会，那么就是异端”。于是，他们以泼污水的方式对哈钦森进行污名化。
但即使他们一时如愿，也无法阻止哈钦森留名于美国史。而且，哈钦森最可贵之处在于她的不妥协。书中写道：
“哈钦森可以随时回到波士顿的上流社会或是罗得岛的核心权力圈子，只要她肯低头。她甚至不需要正式地发表悔罪言论，只需一个让步的姿态，一个同意苟且的暗示，她就可以享受和原先一样的特权待遇。许多人都妥协了，约翰·科顿就妥协了，‘正常人’一般都会妥协，妥协是生存之道，但哈钦森没有。除了性格中天生的狷介之气，人到中年的哈钦森也对人群和社会产生了深刻的怀疑和厌倦。”
也正如书中所言：
“在清教徒身上，我们总是很惊讶地发现一种只有生活在个人权利更有保障的现代国家的公民才有的固执和勇气，这种特质很清晰地把他们和周围的‘顺民’分隔开来。安·哈钦森身上，流着不驯顺的清教徒的血液。”
这种血液流淌于书中每一位女性的身体里。美国独立革命前夕，阿比盖尔·亚当斯致信丈夫夫——未来的美国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提出制定新法规时务必记住女性权利的重要性，否则“我们将决心煽动一场反叛，并且绝不会受到任何没有我们的声音、没有我们的代表的法律约束”。
阿比盖尔当然也不免局限性，虽然她主张女性应享有财产权和参政权，但并不赞成女性独立，而是呼吁男性承担责任、保护女性，然后男女各尽其职。
这种局限性在时代进程中被接力者打破，第一波女权运动的代表人物斯坦顿就将“个人自主”视为女权主义理论的核心。在她看来，女性是独立个体，不必依附男性生存，也不仅仅是附属关系中的某个角色，不该被母亲、妻子之类的名称狭隘定义。也正因此，斯坦顿提出了同工同酬，也极力争取妇女选举权、财产权和子女监护权等。
相比斯坦顿的“激进”，上世纪60年代的第二波女权运动则存在分化。其中，贝蒂·弗里丹提倡“坚持女性权利，同时又不疏离男性”，坚持男女合作才能重建两性关系。她将男性视为“分裂的、专制的、丧失人性的社会的受害者”，不认同激进女权将男性当成敌人的观点。
在弗里丹时代的美国，“为家人烹煮佳肴是人生极乐”仍是一种随处可见的洗脑宣传。弗里丹于1963年出版了《女性的奥秘》，成为女权历史上的经典之作。
弗里丹习惯关注具体问题，“比如薪水低、受歧视女工的双重困境。她为那些工作母亲、少数族裔女性呼吁正义，要求政府提供医疗保障、妇幼服务等。”
而在《女性的奥秘》中，她所关注的则是中产阶级郊区主妇。尽管看似局限，却引发了其他女性的共鸣，“因为进入中产毕竟是大多数工人阶级以及少数族裔的目标，毕竟女性的奋斗与非裔、工会成员的奋斗不冲突。男性读者对《女性的奥秘》也不反感，因为弗里丹关注的是女性的身份追求和个人发展，而非男性的歧视或者剥削。”60年代的这场女权运动，不再局限于精英女性，也深刻改变了美国的社会面貌。
梳理美国女权运动的脉络，最让我感慨的是，美国女性争取权利的运动起步实在太早，近两百年前，她们就在思考这个问题并付诸于实践。当然，这一切与美国自身的时代进程有关。正如书中所说：
“男女的社会角色历来是内外有别，人类的世界似乎被分隔成两个部分外面的社会是男人的天地，家庭的四墙之内则是女人的活动场所。而北美殖民地社会由于它初创、单薄、简陋，反而为妇女打开了一道侧门，使她们能够悄悄地迈出家庭，在履行女性传统角色的同时，关注到社会上的事情。”
书中这样形容近两百年前的美国：
“19世纪上半叶安德鲁·杰克逊当政时，精英政治进一步向民主政治推进，平民大众的政治参与热情暴涨。共和国度过了初创的困顿，迎来社会稳定。国民信心满满，甚至雄心勃勃，他们满以为只要付出足够的努力，就可能一劳永逸地将社会改造得完美无瑕。他们发挥种种想象，掀起了一场全面的社会改革运动：废奴、禁酒、素食、女权、公有制……他们借助体制的自由，放手试验各种社会制度与生活方式，确切地说是试验大大小小的乌托邦，妇女也积极参与其中。”
这样的“热闹”吸引了托克维尔，1831年到1832年间，他来到美国考察一番后，写下了经典著作《论美国的民主》。他显然在这个新世界里发现了女性地位的不同，所以在书中用了五章篇幅论述美国女性的地位、态度、教育，以及家庭和两性平等。
在托克维尔看来：
“社会的民情是由女性创造的，因此，凡是影响妇女的地位、习惯和思想的一切东西，在我看来都具有重大的政治作用。”同时，“要是有人问我，你认为这个国家惊人繁荣和国力蒸蒸日上主要应当归功于什么，我将回答说，应当归功于它的妇女优秀。”
托克维尔总结了当时女性在美国社会中的几点特征，虽然这些特征有过誉之嫌，但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托克维尔在震撼中得出看似夸张的结论并不奇怪，也可视为一种期许。
他认为美国女孩享有更多独立自主，“一个年轻姑娘可以只身长途旅行而不必害怕”。
“美国社会更加鼓励女性的自主精神和理性智力，她们从小就比较不受障碍地接触到真实的社会，清楚知道人世间存在的邪恶。她们年纪轻轻就被允许独立思考和行动，自由发表看法，成为自己的主人，尽情享受生活。”
他还认为美国社会对女性较为尊重，“相信她们的智力，尊重她们的自由。”
还有一点比较有意思，它呈现了托克维尔的复杂心理，而这种心理直到今天仍然是一个相当重要的社会议题。他认为美国人对男女平等的理解十分先进，既不抹杀性别差异，也不搞强制平等，而是让男女各自发挥不同特点，维护家庭和促进社会发展。因此，托克维尔赞同家庭对女性的约束，认为美国女性在婚后放弃事业，以自我牺牲精神去献身家庭，是出自内心的力量，是一种心甘情愿的主动放弃，是隐忍与坚毅。可以想见，这个观点放到今天，会引发怎样的巨大争议。我个人反对托克维尔的这个观点，但能理解他身处的时代如何局限他的认知。在我看来，更可怕的是如今仍然有许多人，在价值观上与近两百年前的托克维尔如出一辙。
托克维尔这个观点的最大问题，在于一厢情愿认为美国女性对照顾家庭毫无抵制与怨言。这显然不是事实，如果他能在美国呆得更久一点，就会见识到忍无可忍的美国女性是如何争取权益的。
女性的独立自主从来都不是空口说说就可实现，当时的美国女性迅速发现，独立自主的最好倚仗就是知识和技能。因此大批女性踏入传统男性就业领域，要求平等教育和平等就业。
书中写道：
“1835年，美国开始有女医生正式开业，20年后她们开设了女子医学院。1840年代，立志当牧师的女性进入神学院，争取宣教布道之权。她们还募款办学，创立分阶段的女子学校，重点开设培养女教师的师范学院。还有许多妇女公开巡回演说，宣讲自己的政治主张、宣传健康的生活方式、致力于改善公共卫生。也有妇女办杂志、当编辑，传播女权思想。有些女性则直接参与商业经营，拥有自己的实业。对这些踏进社会、敢作敢为的女性来说，受嘲弄是经常的事，但这动摇不了她们的决心。”
而在权利方面，根据美国当时法律，已婚女性完全是丈夫的附属品，不能拥有私人财产，家暴也是合法的。正是在女性的争取之下，纽约州在1848年率先通过《已婚妇女财产法》，女性可以拥有自己的财产和对子女的抚养权。1850年，丈夫酗酒可以成为妻子要求离婚的合法依据。
即使在内战时期，女性权利的争取被迫陷入停顿，但当时最为畅销的著作仍是出自女性之手，也就是斯托夫人的《汤姆叔叔的小屋》。
另一个让我深有触动的，是书中九位女性都出身于开明家庭，受过良好教育。她们希望改变的社会，本身已经为她们提供了虽然有限但仍可呼吸的空间。这样的土壤，在她们身处的时代确实难得。
在九位女性中，我最欣赏的是埃莉诺·罗斯福。罗斯福新政期间，美国女性开始直接参政，劳工部长弗朗西丝·帕金斯成为美国史上第一位女部长。作为第一夫人的埃莉诺常常公开出席各种活动，开创美国第一夫人历史之先例。
在当时，人们普遍有一种观念，认为女人参与政治就意味着丢掉女性特质。“这个观念在女人中也大有市场。开明的丈夫会尊重妻子的生活方式，支持她们的慈善活动，但仍认为持家管孩子是她们的主业。”埃莉诺显然不这样认为，并希望改变这种观念。
正是因为埃莉诺的努力，她“打破了第一夫人仅仅是国家形象和礼仪道具的传统，她的支持率常超过丈夫。她早已从情感上走出男人的阴影，以自己的建树打造了独特的个人形象，极大地触动了人们的观念，因此成为所在时代最有影响力的女人。”
无论对于政治还是人性，埃莉诺都有深刻理解，这显然与她良好的家庭教育有关。比如关于恐惧，她曾经说“如果任由恐惧支配内心，那么，不但会失去自由，也会给暴政提供可乘之机，从而让政府得寸进尺，制造出制度性恐惧”。深谙人性的她还告诉我们：文明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克制人内在的动物性本能，如自私与嫉妒，暗黑与暴戾，冲动与毁灭，这些都深嵌于人性，而文明的意义就在于尽量克制“人之初，性本恶”。
这样的理解，放到今天也不过时，依然是人类所需要追寻的目标。
图源 | 网络
作者| 叶克飞
编辑|二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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