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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部崛起的湖北,致命的软肋在哪里?

世范财经

2022-08-08 22:06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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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节变迁,风云变幻。

香港回归25周年之际,习近平主席南下参加庆典,意外地在武汉停留一两天,“为湖北改革发展擘画蓝图、指引航向。

紧接着,另一常委、全国人大委员长栗战书6月30日至7月4日率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在湖北检查长江保护法实施情况。

在过去的一年,湖北GDP突破5万亿,位居全国第七,人口增量全国第三,经济发展显示出强大的韧劲。

现在中央领导如此密集视察湖北,是不是传递出加快发展湖北的某种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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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发展格局”是什么局

中央媒体报道中有以下四点:

(1)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湖北工作,多次到湖北考察调研,为湖北改革发展擘画蓝图、指引航向;

(2)特别是6月28日视察时强调的加快实现科技自立自强,提升我国发展独立性、自主性、安全性,立意高远深刻,事关重大。

(3)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努力建设全国构建新发展格局先行区。

(4)要贯彻中央人大工作会议精神,认真做好立法、监督、代表等工作。

对于湖北来说,最重要的是第(3)点“努力建设全国构建新发展格局先行区”。“构建新发展格局”不是新词,是2020年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提出,“要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此后, “国内大循环”、“国内国际双循环”被广泛关注,热烈讨论,“新发展格局”反而被作为一般性词汇,不受关注。也就是说,大家都提“内循环”,很少提“新发展格局”。今年5月中共中央推出建设统一大市场的意见,也被认为是实现内循环的关键。

最先活用“新发展格局”这个词的地方政府是南京。去年11月南京提出建设“全国构建新发展格局先行示范区”,要标“新”立“范”。

湖北提出“全国构建新发展格局先行区”是在今年6月的省两会上,而湖北的新省委书记王蒙徽是在今年3月上任的,显然,这个“先行区”是王蒙徽来了湖北之后,为湖北发展所作的重要规划布局。湖北媒体报道是他“亲自主持、全程指导”:

湖北提出这个先行区不久,就被领导人肯定,这对湖北和王蒙徽都是一大支持。

不过,这个“先行区”能否上升为国家战略,与深圳的“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浙江的“共同富裕示范区”相提并论,还要看湖北能为这个“口袋”装进什么真材实料。

近年来,南京都市圈、福州都市圈、成都都市圈、长株潭都市圈、西安都市圈等几个国家级都市圈先后获批,武汉“1+8”城市圈和郑州“1+8”都市圈迟迟未批,并非实力不够强,而是装的内容实在太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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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是如何崛起的

湖北位于中国中部、长江中游,地理位置得天独厚,又是鱼米之乡,经济发展水平也一直居中游。且湖北人有“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之称,精明能干,很有头脑,但也擅长窝里斗,不能发挥合力。改革几十年来湖北的发展充分体现了这一大特点,时机来了就抓紧干,时机不对就窝里斗。

改革开放之初,湖北曾有一段快速发展的时期,但90年代全国都开放的时候,本该中部崛起的湖北却“中部塌陷”,经济发展停滞不前。典型的是省会武汉,曾经的工业大市,但在90年代后期到21世纪初,却排在全国十几名,落在无锡、青岛、佛山、宁波、东莞等一批沿海新兴城市之后。

对于全国发展格局来说,中部塌陷可谓非常不利。当时三农问题非常突出,不仅对国家粮食安全形成威胁,也造成社会不稳定,因此需要从全局的战略高度理顺农业农村的生产关系矛盾。

新世纪伊始,湖北从建设部迎来一位新书记俞正声。对于这位新书记,湖北人刚开始没什么感觉。但是没想到的是,这位书记在2002年十六大的时候当选政治局委员。这一部署对湖北乃至整个中部都意义非凡。改革开放以来,各省市书记由政治局委员担任的,除了直辖市就是经济大省广东,另外,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则是在2007年以后由政治局委员担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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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正声在湖北那7年稳打稳扎,把解决“三农”问题作为全省工作的重中之重,加快和促进县域经济的发展,更关键的是发挥武汉的龙头作用。在俞正声的努力下,本已塌陷下去的武汉重新获得战略性地位——铁道部把武汉作为高铁枢纽站,力压郑州,而以前武汉只是郑州铁路局下面的一个分局。

武汉、郑州都位于中部,但郑州因为京广、陇海两大铁路干线交汇而一直是中部铁路枢纽,郑州站拥有亚洲最大的铁路编组站、中国最大的铁路集装箱货运中心。

高铁时代,武汉升级成为中部交通枢纽,除京广客运、货运铁路之外,从上海到成都的沿江铁路进一步巩固了武汉的枢纽位置。

由于政治地位高,俞正声在湖北更容易处理内部关系,解决党政机关的作风问题,以及部门之间的扯皮问题。可以说,俞正声在湖北这7年,调整了干部,理顺了机制,让湖北厚积而薄发。

2006年国家正式实施中部崛起战略,成为继东部沿海开放、西部大开发之后的又一重大国家战略。率先提出“中部崛起”的湖北终于迎来天时、地利、人和等诸多利好,开始走上发展的快车道。

2005年-2021年中部六省均实现快速增长,其中安徽、湖北、江西的增长六倍以上,增速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2005年湖北省GDP为6590亿元,全国排名第12位,2015年为29550亿元,全国排名第八,2019年更是升到第7位,超越了福建省,2020年因为疫情影响而有所跌落,2021年又回到第七位,不过全省GDP突破了50000亿元,达到50012.94亿元,净增量为6569.78亿元,排名全国第5,实际增长率为12.9%,排名全国第1。

中部六省GDP十六年增长倍数

从人均GDP看,2010年湖北排名全国第12位,2019年排名全国第八。位于湖北前列的除了排在第一的北京,其余均是沿海省市(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天津)。2020-2021年受疫情影响,重庆超过湖北,湖北降为第九位。

从湖北省内各地市来看,2007年武汉在全国排名第17位,2010年就升至13位,2011年虽仍然是十三位,但是与前面的无锡、佛山、青岛的差距已经很小不大,2012年武汉GDP超过8000亿元,排名第九,这是阔别22年后武汉首次回到全国前十的位置,2019年又升至全国第八位。

除武汉外,湖北其他地市在全国的排名更是有二十几位到三十几位的大幅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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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终于摆脱中部塌陷的梦魇,实现中部崛起!这个指标意义重大,表明中国已经开始均衡发展,中部发展水平已经向东部接轨,与湖北接壤的重庆、安徽、湖南、河南也紧随其后,2019年人均GDP分别排名全国第9、13、14及17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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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一轮回

20022年3月,湖北又从建设部(2008年“建设部”改为“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迎来一位书记,这便是清华大学规划专业出身的博士王蒙徽。

作为恢复高考后的“新三届”,王蒙徽17岁参加高考就考上了清华大学建筑系。毕业后留校任职,在清华待了15年,后来以副教授的职称来广东挂职锻炼,从此步入仕途。

王蒙徽广东云浮市委书记时曾接受媒体采访,谈到当时清华的学风:“中国传统建筑大多讲究中轴对称的平面布局和秩序井然的伦理营构,以组群布局的方式在平面上展开,形成中华传统建筑的独特性格。而作为中国的建筑师,应不应该抛弃传统,学习西洋?设计如此古怪、如此西化的火车站,是不是在向资本主义谄媚?一时间,清华建筑系的师生纷纷发表见解,一场大辩论就此展开。”

“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的建筑百花齐放,各种建筑风格比比皆是,令人耳目一新。回头看当年的大辩论,我们可从这个角度,感受到中国因改革开放而发生的巨大变化。”

王蒙徽说,当时广东省委书记汪洋书记对云浮有一个评价,他认为云浮“主业突出,生活富足,生态优良,民风淳朴,潜力巨大,前景看好”。

而王蒙徽在住建部的五年(2017-2022年)则是中国房地产市场大起大落的五年,因此被称为最难当的部长。

履职湖北,让他站上了一个新起点上——起点不错,挑战也不小。

起点不错,是指湖北省已经摆脱了中部塌陷的困境,成为经济大省,而且经济表现出很强的韧劲。即便是遭受疫情的冲击,武汉在2020年一季度GDP下滑40%的情况下也能逆袭,在当年重回全国前十。

同时,湖北是全国科教文化大省,综合科技创新水平处于全国第一方阵,武汉也被列为全国第5个科创中心。(6月25日,科技部在武汉宣布,国家将在武汉布局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这是继国家推动建设北京、上海、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和成渝区域科创中心之后的第五个国家科技创新中心。

更重要的是,过去二十年来湖北大力发展交通和物流,夯实交通区位优势,现在已是连接全国“铁水公空”交通大动脉的中心结点,能够辐射全国近1/3人口的市场。

今年一季度,湖北省完成交通投资284.2亿元,同比增长22.6%,达到历史同期最高水平。与此同时,亚洲第一个、世界第四个专业货运枢纽机场鄂州花湖机场即将在年底开通,“超级高铁”沿江高铁武宜段全线也进入大建设阶段。

沿江高铁设计时速350公里,是横贯东中西部,串联长三角、长江中游、成渝3大城市群的超级工程。沿江高铁全线贯通后,将极大提升武汉中部交通枢纽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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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的几大弱势

经过这十几年的发展,湖北在中部崛起,重新回到了全国经济大省的位置,优势还是那些优势,但弱势也非常突出:

1、人均收入弱

这些年湖北的GDP、人均GDP都已经位居全国七、八名,但是人均居民收入的增长却落后很多,2011年湖北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18374元,排名全国16位,2015年排名全国13位,2019年仍排名13位。2021年则排到19位。

相比之下,湖北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较快,2019年以16390元排名第九。人均收入增长慢,一方面难以拉动消费,刺激内需,另一方面也不利于民间资本积累,导致经济不平衡更加突出。

2、财政自给能力较弱

随着经济高速发展,湖北财政收入也迅速增长,增长速度持续超过经济增长速度。但是湖北的财政自给率却还不能与沿海省市相比。

2018-2020年,湖北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逐年增长,财政自给率逐年下降,财政自给能力较弱。不过,一般预算收入中税收占比较高,土地财政依赖度不高。

不过,据中银证券2022年8月3日发布的研究报告《土地财政依赖度高的城市都具有什么共性?》,在中部省会城市中,武汉市对土地财政依赖程度较高,达到52%。

如果财政不能自给,那就还算不上经济强省。

3、武汉吸附能力太强

过去湖北一直是武汉独大,全省资源基本上都吸附到省会武汉,这十几年有所改观,强省会带动了整个武汉都市圈的兴起。但是从人口流动来看,人才还是大量吸附到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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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湖北常住人口为5830万人,新出生40.4万人,净增54.7万人口,位居人口增量榜第3,但是湖北人口增量很不平均,省会武汉成为最大受益者,多数地级行政区的人口增长率是负数,尤其是武汉周边城市。

2010年-2020年武汉人口增长率为25.97%,而随州为-5.29%,荆门为-9.63%,荆州为-8.09%,孝感为-11.3%,三个省直辖市也是负数……

武汉吸附能力太强,客观上压制了其他地区的发展空间。2003年9月,湖北省政府《关于加强城镇建设工作的决定》要求“加快省域副中心城市襄樊和宜昌的发展”。从现在来看,这个成效不是太突出。

在今年6月湖北十二次党代会上,对襄阳、宜昌重新定位:

——支持襄阳打造引领汉江流域发展、辐射南襄盆地的省域副中心城市;

——支持宜昌打造联结长江中上游、辐射江汉平原的省域副中心城市。

也就是这两个副中心要跨出省域,避免在一个省里内卷,从整个角度来看,宜昌向西拓展,吸纳重庆乃至四川方面的资源,襄阳向西北要空间,与河南南阳协同发展。其实,历史上,襄阳、南阳本来就是一家嘛。

如果襄阳、宜昌这两个副中心真的能与省外打通联结起来,那么湖北在中国中部崛起就能长久撑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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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实力,致命软肋

经过二三十年的布局与经营,湖北在中国的大交通格局终于初具规模,以水路为核心的“九省通衢”格局终于升级为水陆空一体的现代物流商贸枢纽,武汉这个华中重镇,也才可以真正实现李崇淮教授在八十年代提出的“两通起飞”战略(依靠大交通、大流通两翼来“内联华中、外通海洋”)。

然而对于现代经济发展来说,湖北却存在一个致命软肋,那就是金融实力太弱。金融不仅是经济实力的重要构成,而且在现代经济中处于核心地位,对于经济发展起着优化资源配置、提供经济杠杆的功能。

湖北省拥有长江证券、天风证券两家上市本土券商,省内最大的三家本土银行为汉口银行、武汉农商行和湖北银行,截至2020年末,三家银行的总资产规模均在5000亿元以下,地方银行规模偏小。

2018-2020年末,湖北省本外币各项存款规模逐年增长,分别为55371.19亿元、59747.70亿元和67159.32亿元,年均复合增长10.13%,其中2020年末本外币存款规模在全国排第11名,低于GDP排名。

湖北金融实力弱,主要表现在省会城市、经济强中心武汉的金融太“疲”太“软”。

据证券时报联合新财富日前发布的《2021中国内地省市金融竞争力排行榜》显示,2021年武汉金融竞争力总分值险胜长沙,位列中部首位及全国第12位。在中部都只是这个样子,那武汉更不能与排在前面的沿海城市相比。

相比于长沙、合肥,武汉的金融战略还不甚明晰,金融支柱产业也不够突出。即便是郑州、南昌,也有实力挑战武汉的金融地位。

中部省会城市中,长沙金融竞争力与武汉差距很小,得分距武汉仅差0.07分。这点差距说明长沙金融实力与武汉半斤对八两。从上图可以看出,长沙的金融强,主要强在资本市场上。

由于中国资本市场首先从国企改制上市开始,武汉因为国企多,上市公司数量一直是领先长沙的,而且位居中部六个省会城市第一位,占了先机。但是2010年前后武汉上市公司数量一度“原地踏步”,这表明优质国企基本上市了,而优质民企成长缓慢,而长沙则因为民营经济活跃,优质企业不断涌现,最终在2015年底,长沙超越武汉,成为中部城市A股第一城。合肥与武汉的差距,也从12家缩小至9家。

从湖北全省来看,湖北共有131家A股上市公司,排名全国第11位,中部第3位,排名相对落后。而且湖北的上市公司基本集中在武汉,武汉上市公司数量占全省55%,上市企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突出。

湖北搞金融也曾有过一段疯狂时期,80年代沙市成为全国第一个经济体制改革综合试点城市,90年代又成为股份制改革的先锋,那个时候仅沙市一地的股份制公司就超过安徽全省。当然,那时湖北的股改都带有“九头鸟”式的取巧,在资本市场日益规范的21世纪,这种取巧显然没有了空间。

为推动经济高品质增长,湖南正实施“强金融强省会”战略,在上市资源上,长沙今年有上市后备企业350家。而武汉只有145家。而且长沙的上市资源集中在中小企业上,以专精特新为主。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当前已成为城市经济竞争的新赛道。目前长沙拥有高新技术企业4100多家,专精特新企业培育和发展空间潜力无限。在专精特新企业数量方面,长沙拥有74家专精特新企业,位居全国第12,中部省会城市第一,较武汉多出超四成。

当然,湖北也在积极推动企业上市,2018年推出“上市公司倍增计划”之后,今年年初又宣布进行新一轮“金种子”企业征选,全省主力上市后备企业扩容至300家以上。此外,相比长沙,武汉在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上更具优势,2020年武汉创投基金管理规模2144亿元,全国第四,资本市场参与度全国第八。在新三板市场上,2021年武汉共有新三板挂牌企业185家,排名全国第七。

显然,无论从金融发展来看,还是从长远的经济动力来看,湖北民营经济的落后已经影响到湖北未来发展的基础。2019年武汉民营经济增加值占GDP比重为42.9%,合肥2020年这一比例则为53.3%。而合肥的目标是到2025年民营经济占GDP比重将超过55%;长沙的目标则是,2026年民营经济增加值占GDP比重要超过80%!

对于湖北和武汉来说,在推动民营经济发展上已经落后很多了,这也许是未来湖北发展的最大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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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书记的挑战

王蒙徽面临的挑战不小。

从中部省份经济崛起的历程来看,主要是前二十年全国乃至全球经济处于一个快速成长期,湖北的发展也是这一全球化的红利所带来,现在全球经济面临衰退风险,也就是说在经济下行的趋势下如何逆势成长呢?

就国内形势而言,过去十年的发展相当程度上是城市化背景下的投资拉动,对湖北来说,既有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投资,也有城市化过程中的房地产投资。房地产实际上是过去一二十年来内循环的资本提供者,但现在房地产被打趴,对全国经济、金融形成冲击,如何激发经济活力是个大问题。这对刚从住建部过来的王蒙徽来说,有点尴尬。

当然,湖北也不是没有更大的作为空间。抓住湖北经济结构的弱点与软肋,从民营经济与金融创新等领域着手突破,不但会在短期拉动内需,而且还能补足长期发展的短板,对于中部经济健康发展至关重要。

二十年前的中国,需要一个稳定的中部;

二十年后的中国,需要一个强大的腰部。

图片来自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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