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画家对大清朝的描绘

托马斯·阿罗姆是19世纪中叶英国维多利亚风格的建筑师和画家。他以水彩画称誉世界，阿罗姆在英国皇家艺术学院学习设计和绘画，是威廉·亚历山大的校友。他参加设计了英国议会大厦，创建了英国皇家建筑师协会。著名的英国圣彼得教堂、海伯利教堂都是他设计的。他还设计了肯星顿公园、斯坦利花园和许多大楼、以自己的风格，为英国开创了一种新的城市建筑样式。阿罗姆的铜版画刻印一流，忠实原作，虽没有敷色，但更加细腻，黑白中显出版画的苍劲、古朴和庄重，更有油画、水彩画所无法代替的韵味，成为收藏界的特藏。

鸦片战争结束后翌年。那时的中国，还保持着大清帝国最后的体面，一派繁荣和平景象。在欧洲人眼里，中国是当时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是一千多年来唯一能和罗马帝国相较的“中华帝国”。画册中的中国还没有被丑化、妖魔化，相反被描绘成其大无边的天堂帝国。埃及人在神庙王陵之外尚有成片贵族陵墓壁画描述斗升小民的日常生活，而中国人除了在成篇累牍的文字中臆测外，何尝有机会一窥老祖宗时代的情情种种？然而，中华风物（万古长城、西直门外、江南闺阁、秦淮古桥、湖边道观、东海妈祖）；坊间百态（民工食摊、广州帽庄、天桥杂耍、江湖郎中）；世间民情（中秋拜月、祭祖祀亲、收受聘礼）；战争场面（虎门战役、英军营地、攻占定海）：这些都经Thomas Allom的画笔，一一呈现眼前。中国的长城、运河、圆明园、景山、午门、虎丘塔、雷峰塔、报恩寺、琉璃塔、金山寺、龙舟、灯笼、闸门、捕鱼、宴请、鸦片、辫子......也是经这本画册流布了全欧洲。19世纪前期的欧洲人对中国具有敬意。于是，我们就看到了这本画册中的中国。

当时社会不安但不动荡，民生凋敝但不破败；中国南北各个城市依然井然有序，保持着帝国的体面，大清国依然顶袭着康乾盛世的华衮。阿罗姆Thomas Allom没有到过中国，他借用别人的素描稿重新描画19世纪的中国世态风情。目前所知，他主要借用了1793年访问中国的英国使团随团画师威廉－亚历山大Willian Alexander的画稿。因不是亲身经历的，细节处的难免有所偏颇，象江南缫丝一图，几个缫丝女子的脸庞形态，活脱脱就是欧洲乡间女子的翻版；澳门妈阁庙前的两个男子，顶了日本和尚的发式，身上衣不衣、袍不袍，反倒更象印度僧侣。但瑕不掩瑜，Allom的再创作大体上是考究的，没有太大偏差。整本画册格局一律右手为整页的独幅版画，共约一百二十余幅；左手页为版画说明，附小幅的临摹原画，大部分由Willian Alexander所做。全书除了封面的烟色，其余画面全为黑白，写意苍劲，又兼版画的细腻写实，韵味十足。比利时人画笔下的《蓝莲花》已使人备感亲切，而《城市印象》给我的感觉是"回家"，如此直观地细细体味关于那个逝去年代的遥远记忆，这种经历，弥足珍贵。《大清帝国城市印象：十九世纪英国铜版画》重新编缉、再版的初衷，就是想恢复历史编篡学中的“图文并茂”传统，并不是来附和时下的“图像替换”风气。欧美学者的作品都努力做到“图文并茂”。

我们读西文精装本的学术书，纯哲学的除外，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文学书常常是插图、插画的。反观中文著作，多半是纯粹的文字和图表，相关的图录很少。原因肯定不是作者、编者和读者不喜欢图象，而是中国近代积贫、落后，印刷和制作条件不够，读者负担不起，才因陋就简，不得已也。以十九世纪“大英帝国”出版界为例，印刷出版繁荣，伦敦书商找人创作了很多精美的版画，放在书籍、杂志和报刊上。关于中国的消息，英语世界的读者，愿意读理雅各《中国经典》的人究竟不多，但是十九世纪西方人关于中国的知识如此丰富，又是怎样得到的呢？原来，大部分人是在阿罗姆(Thomas Allom, 1804－1872)这套版画作品中了解中国的。中国的长城、运河、圆明园、景山、午门、虎丘塔、雷峰塔、报恩寺、琉璃塔、金山寺、龙舟、灯笼、闸门、捕鱼、宴请、鸦片、辫子……，都是从这本画册流布全欧洲的。正是这种事实，构成了文化传播中的“图文并茂”的传统。对于这传统，我们要尊重，要利用。

阿罗姆的版画里，蕴藏着明清帝国的历史。欧洲人眼中的中华盛世，从收在画册里的120多幅精美作品中一目了然。阿罗姆没有到过中国，他是英国皇家建筑师协会的创建人，画得一手好风景。他收集访华画家，如荷兰人尼霍夫、英国人威廉.亚力山大、钱纳利、法国人波絮埃等人画作，把不同风格和题材的原画，再创作为自己风格的水彩画。他的画作，配上了历史学家赖特的文字说明，1843年由伦敦“费塞尔公司”（Peter Jackson, Late Fisher, Son and Co.London）出版。阿罗姆的画卷发行后，迅速成为英国和欧洲最有名的图画本中国历史教科书。长城和运河，现在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骄傲。实在不记得在明末尼霍夫、清初亚历山大到中国访问之前，是不是有中国的山水画家画过“万里长城”和“大运河”。换句话说：当代中国人引以为自豪的两大民族象征，还是外国人帮我们画了下来，宣传出去。

当他们在欧洲大惊小怪地称道“世界第八奇迹”的时候，中国人还在一座接一座地拆毁着自己的城墙，一次接一次地扒开运河。最后，还是“外来的和尚会念经”，外国人口口声声的“运河”、“长城”，最终让国人认识到断壁残垣乃是“国之瑰宝”。中华文明在今天世界上确立的形象，并不是我们的自画像。“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今天我们描述自己的文明，还必须借用欧洲人的描绘。我从不认为外来者的这份先见先描就是西方人的霸道，或曰“西方中心主义”的倨傲。这完全是在中国人还没有走向世界，而世界已经先走向中国的状况下自然形成的。外来者一定要来看，一定会有发现。他们有独到的眼光，但无所谓歧视和歪曲。相反，阿罗姆画作中的中国，是广角镜里更加世界化了的中国，虽然中国刚刚在中英鸦片战争中被打败，但阿罗姆画册里的中国并不是一个妖魔化的丑陋国度。战后，英国人还在继续十八、十九世纪赞美中国文化的风气。

早在1793年，马嘎尔尼使团带着画师亚历山大到访中国的时候，他们只看到了一个“康乾盛世”的尾巴。但是，花掉国王大量钱财，却空手而归的使臣们，在报告和画作里甚至不敢暴露在长城内外，运河沿线看到的混乱和贫困。因为英国人仍然把中国看作是遍地白银，人人绸缎，天天看戏的国度。英国商人都在等着和中国通商，说中国的坏话，岂非得罪舆论。画册中还是有一些中国的负面形象，但不是故意的丑化。嘉道时期，鸦片烟雾缭绕全中国，然而没有见过当时国人的“鸦片吸食图”。阿罗姆的作品中就有一幅写实笔调的广式鸦片烟馆图。现在研究鸦片问题的学者，如获至宝，放在专著中，仔细考核。中国当代学者严重地忽视着图像中所包涵的丰富文化信息，历史学家尤其如此。张隆溪教授曾在他香港九龙塘家中，指着他收藏的阿罗姆的原画说：现在很少有人到杨柳青、桃花坞年画里查一查当年风俗，把生活细节和人物形象弄仔细些，结果屏幕上的清宫戏慌了腔，走了型。学者们研究“中国近代史”，都会发现西方对东方的“妖魔化”伴随着整个近代史，但在殖民侵略之前情况却有所不同，殖民者一边对古老富庶的东方大国居心叵测，一边又为它灿烂的文明所倾倒，在他们的纪录中也往往往是矛盾的，一方面向往，一方面又刻意歪曲讨好西方舆论。当然，这种情况随着殖民侵略的开始逐渐被对异教徒的文化倾轧所代替。

前言已经提到《大清帝国城市印象》作于鸦片战争刚结束后的1843年，当时殖民侵略还没有完全展开，对于欧洲人来说中国仍然是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西方文人对中国的人文理想仍然存，这种情况下创作的《印象》当然看不到过多的妖魔化的影子，反而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西方人对中国理想国度的向往。《印象》可以帮助当代人很好地了解西方的"东方画家"到底在中国画了些什么？十八、十九世纪西方人是如何看待"大清帝国"的？中国在欧洲人心目中是怎样的一种形象。第一次发现中国的建筑也这么宏伟漂亮，比之西方有过之而无不及! 西直门外18世纪末到过北京的英国人都还承认：北京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1793年，马嘎尔尼使团到达中国，他们获悉北京人口数是300万，光是都城（鞑靼城）就有14平方英里，紫禁城面积也超过了1平方英里，比当时刚刚扩建的伦敦城还要大三分之一，是18世纪世界最大城市，伦敦的城市规模，无法和北京相比。

清代北京城的西面，共有阜成门、西直门、西便门、广安门四座西门，西直门处于西北，马嘎尔尼一行的使节们经此门到圆明园。北京城墙拆光了，西洋画的笔触，写实的风格供我们遥想当年。城门有些失真，不该高耸如宝塔。资料说威廉－亚历山大是1799年在英国完成这幅画的，可能是丢了素描稿，凭印象画的。他把中国的建筑夸大得高大以符合英国人的想象。这幅水彩画的原作收藏在大英博物馆。清代的北京，仍然是一个水源比较充沛的城市。玉泉河自西注入护城河，贯通城内宫中的积水潭、北海、中海、南海。当时的北京虽不象南京、扬州、苏杭等江南城市般“秦淮风月”，但不致如日后干枯得河底朝天，偶尔也能看见城下扬帆飘动，舟楫往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