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新闻记者 刘虎 杨霁月 山东济南报道
在山东省滕州市东沙河街道陈岗村，随着发掘深入，一座大汶口文化中晚期的遗址，一点点显露于世。
这座遗址中，大汶口文化晚期城址面积超过40万平方米，城市规模、社会分化、权力集中等文明现象，无不向世人昭示，遗址存在于距今5000年前后，处在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国家形成的关键节点上。遗址的发掘成果，对于古代社会文明化进程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是中华五千年文明起源的“力证”。
近日，封面新闻记者前往山东滕州，对话“202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岗上遗址考古发掘项目负责人朱超，请他讲述神秘面纱背后的岗上遗址。
岗上遗址发掘现场
文明起源 5000年前的一座城
相较国内其他类似遗址，岗上遗址发现较早。
1952年春，原华东文物工作普查队在滕州市东沙河街道陈岗村（岗上村）普查时发现该遗址，定名为岗上遗址。1953年5月，岗上遗址发现4片彩陶，这是在山东省境内第一次发现彩陶。
到了2018年，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对该遗址进行了全面、系统勘探。在为期一年的勘探后，从2020年9月至2022年1月，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连续两个年度对该遗址进行发掘，合计发掘面积约1100平方米。
随着多次考古调查的深入，揭开了这处以大汶口文化中晚期为主体的大型聚落遗址的面纱。这一次发掘，发现了大汶口文化晚期夯土城墙和壕沟遗存，城址平面近长方形，壕沟紧挨城墙外侧环绕一圈。
岗上遗址航拍
从地图上看去，遗址平面像一片树叶或靴子，东西最大跨度1500米，南北跨度1000米，总面积约80万平方米。其中，大汶口文化晚期城址南北长800米，东西长550米 ，共40多万平方米，是目前发现的同时期面积最大的城址。
在遗址中采集的含炭标本，经放射同位素碳14测定，其年代距今6000至4000年左右，延续时间约2000年。岗上遗址时间正好在距今5000年，这使其意义超越了区域概念，而具有“全国性”的意义。
据介绍，大汶口文化属于东夷文化，大汶口文化又分为古泗水、古济水、沂沭河等几个区域，岗上文化属于古泗水区块，这几个区域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既有共性又有不同点。
“从已发掘的情况来看，大汶口文化时期形成不同的聚落或中心，这些聚落或中心相隔分布，不同的区域各有中心城市，说明当时已经形成了区域社会。”朱超说，从城址规模、出土的玉钺或石钺、墓葬差异等现象，说明岗上遗址是当时该区块重要的中心城市，也说明在距今5000年这个时间节点，已经形成了早期城市，并出现了早期国家。
岗上遗址考古发掘项目负责人朱超
以玉为鉴 见证礼制文明
今年6月11日，“文明之光——滕州岗上遗址考古发现成果展”在山东博物馆开展，展览汇集岗上遗址最新的考古发现研究成果，精选陶器、玉器、骨器等300多件文物，通过还原5000年前海岱地区大汶口文化中晚期的城市、社会分化、权力集中等文明现象，再现当年“城里人”的生活画卷。
岗上遗址北区出土的彩陶
岗上遗址出土的骨器
朱超认为，在岗上发现了以钺为代表的玉石器，骨牙质的鹿角锄、杖形器、骨板，鳄鱼皮与陶鼓，涂朱龟甲，以及以觚、大口尊为代表的成套成组的陶礼器，表明大汶口文化丧葬活动中的器用制度已经基本完备，明确了海岱地区是礼制的重要起源地。
岗上遗址出土的鹿角锄
朱超说，岗上遗址目前的发掘成果，对礼制内涵有清晰地反映，把以棺、椁、头箱、边箱、棺椁下枕木等为基本内容的棺椁制度，由以往认为的产生于龙山文化时期，向前推进了500多年。
岗上遗址出土的陶鼓
此外，墓葬中发现了诸如玉器、白陶等礼器，以此来标志墓主的社会地位和等级，正所谓“器以载礼”。
大汶口文化墓葬出土陶器
“概括起来说，大汶口中晚期的岗上遗址已进入了早期国家阶段，其社会已进入阶级社会。其以大汶口城址和高等级墓葬为代表的文化遗存，是中华文明5000年的有力证据。”朱超表示，岗上遗址项目考古发现及城子崖龙山与岳石文化城址、齐国故城、鲁国故城等的考古工作，印证了5000年中华文明连绵不断、一脉相承的发展历程。
罕见合葬 表明社会等级初显
除了城址和出土器物，岗上遗址发掘发现的高级墓葬，也备受外界关注。
在岗上遗址的南部发掘区，共发现16座竖穴土坑墓，其中，四人合葬墓1座，其余均为单人葬。墓葬分布集中，有明显成列排布规律。墓葬等级差异巨大，主要表现在体量、葬具结构及随葬品等方面，可分为大、中、小型三类。
大型墓分布紧凑，葬具齐全，往往有器物箱或棺下放置枕木。男性均随葬玉钺或石钺，女性随葬玉器以饰品为主，其中绿松石最多。中型墓多为一棺，随葬品较少。小型墓多无葬具和随葬品。
其中，极为特殊的四人合葬墓，长3.3米，宽3.2米，葬具为三联棺，带有头箱及边箱，随葬陶器数量据不完全统计超过300件。4人除一名儿童性别特征不明显外，其余均为男性，自北向南年龄呈递减之势。而随葬玉钺，从类型、数量、玉质及大小等方面也表现出递减之势，不同墓主间表现出了明显的等级差异。
“南区高等级墓葬表明了该墓地性质应为聚落中掌握权力的上层家族的专属墓地。”朱超说，三联棺、器物箱等葬具结构均是目前最早的发现，与鲁北地区焦家遗址棺椁俱全、随葬品以实用器为主的特征形成鲜明对比，显示了区域间葬制发展的不同路径。
不仅如此，此次出土的以倒扣陶鼎为葬具的瓮棺葬，人骨经鉴定均为不足月胎儿，经过检验，初判为流产的胎儿。
“胎儿墓埋葬的地方是活人生活区和死者墓葬区的中间，这个位置就非常独特。”朱超认为，古代的医疗条件非常有限，孩子能够平安长大的几率也低，在不幸流产后，父母会希望通过墓葬的形式寄托哀思，将没出生的孩子埋葬在生活区和墓葬区的中间，也许就是为了孩子受到两边的照顾。
（山东省考古研究院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