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 年 经 历
范宏贵先生1934年出生于云南省开远县。其父亲为范华盛先生，早年在越南工作，母亲是广西凭祥人士，有兄弟姊妹共8人。其父亲勤奋耕读，既通越南语，又谙法语，遂考入法国人经营的滇越铁路管理部门工作，后成为滇越铁路昆明站首任站长。幼年时，家境优越，几位兄姐均在越南法语学校攻读，均成栋梁，其中胞兄范宏科先生曾在北大东语系任教。少年时，先生曾在昆明教会学校念书。1952年，先生考入中央民族学院语文系。根据先生的回忆，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央就有为少数民族创制拉丁化拼音文字的打算，由于自幼通晓越南语文，毕业后本有为少数民族创制文字的兴趣。但1956年，国家要建立民族学专业，请来苏联专家——莫斯科大学民族学教研室主任切博克萨罗夫教授到中央民族学院讲苏联民族学，于是先生被保送至历史系民族学研究生班。
先生在中央民族学院耕读时期，正是我国高校院系调整时期，1952年，大批社会学名家转入中央民族学院任教，其中包括费孝通、潘光旦、夏康农、翁独健、林耀华、杨成志、闻在宥等。费孝通的老师吴文藻从日本归国后也到中央民族学院任教。根据先生的回忆，当时中央民族学院还聘请著名的语言学家高名凯、罗常培、吕叔湘、夏鼎、傅懋勣给他们上课，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先生得以学术熏陶。［1］P1-3
2013年11月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越南祖国阵线主席阮善仁看望范宏贵教授
学 术 道 路
先生的学术经历是从翻译开始的。由于自幼通晓越南语文，1956年至1957年，先生即在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编辑出版的《民族问题译丛》上发表译文。1956年，先生与胞兄范宏科翻译出版了《胜利的越南》一书。[i] 1958年-1961年，先生在广西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工作了三年，几乎走遍了广西的所有县份。先生由此也获得了很多书本上没有的知识。1959年，先生从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民族学研究生毕业后分配至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民族研究所工作。也就是这一年，先生第一篇严格意义上论作刊登在《史学月刊》上。1959年，《史学月刊》第12期刊登了先生的《谈谈“坐家”和“不落夫家”》。
1961年，先生又从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调至广西民族学院（今广西民族大学），1963年，先生独立翻译完成了《越南社会发展史研究》。[ii]先后在历史系、政治系、外语系、民族研究所工作。
2008年在泰国朱拉隆功大学讲学
先生认为，他的知识主要从八个方面获得：一是师承导师；二是教科书；三是普及读物；四是听学术报告；五是各类座谈会；六是学术研讨会；七是与人交流；八是田野调查。
严格意义上说，先生也算厚积薄发，逾花甲之年才出版个人著作，共有个人学术著作7部，合著13部，译著3部，译著3部，发表论文160余篇，译文20篇。先生的著述又可分为三大领域。首先是少数民族研究，其次是东南亚民族文化研究，第三是史籍、资料整理。
1983年，先生与胡起望先生合著了《盘村瑶族—从游耕到定居的研究》，[iii] 1990年先生出版了个人著作《少数民族习惯法》，[iv] 1997年，先生与顾有识等合著有《壮族历史与文化》。[v]
1999年以后，先生转入华南与东南亚民族文化的研究。先后出版了《越南民族与民族问题》[vi] 2000年，先生代表作——《同根生的民族—壮泰各族渊源与文化》出版，[vii]该书曾获第三届中国高校人文社科优秀成果奖。2004年，《华南与东南亚相关民族》问世，[viii]2006年，《中越边境贸易研究》出版，[ix] 2008年，《越南语言文化探究》出版，[x] 2013年，先生又出版有《同根异枝的壮泰族群》，[xi]2014年，先生八十寿辰，又出版有《华南与东南亚论稿》，[xii]2015年，《中越跨境民族研究》出版。[xiii]
先生治学尤其注意史料的搜集甚至整理。如先生曾点校《粤西丛载》，2005年，主编了60多万字的《侬智高研究资料集》[xiv]，该资料集为学界影响较大。此外，广西民族大学早年有关越南的重要汉文典籍，如《大南实录》、《大越史记全书》、《钦定越史通鉴纲目》、《大南会典事例》等都是先生藏书，并复印赠与相关资料室。
除以上三个领域外，先生偶尔也涉猎文史、民族领域之外的研究，如2000年出版的《越南、古巴社会主义现状与前景》[xv]一书中越南部分的撰写，即是先生的手笔。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先生即陆续发表了有关中法战争史研究的论著十余万字，后来均收录至其文集——《广西社会科学专家文集——范宏贵集》中。[4]P191-260
在先生的学术道路中，徐松石和费孝通是对先生影响较大的两位学者。先生曾说，“1954年，我有幸拜读了徐松石先生的大作《粤江流域人民史》[xvi]和《泰族僮族粤族考》，[xvii]使我茅塞顿开。那时我对壮族有肤浅的认识，阅读过这两本书后，才知道我国的壮族还与越南、老挝、泰国、缅甸的一些民族有血肉关系，真是天外有天，大开了我的眼界。1954年初，我在北京王府井的旧书摊上如获至宝地买到了1941年中华书局再版的《粤江流域人民史》，后来又得到《泰族僮族粤族考》，我又细读了两遍。[xviii]这两部专著对壮泰系列民族的渊源关系做了开创性的论述，使他受益匪浅。先生提及徐松石先生这两部著作让他受益最大的方面包括：一、在旧社会歧视少数民族，不当人看，视为禽兽，在族称旁写犬字边，在口语上叫他们“蛮子”或“苗子倮倮”。唯独徐松石先生用双人旁，即有意提高少数民族的地位。二、徐松石先生的著作透露了很多信息，其中包括壮族还有很多亲缘民族，在国内与摆衣（傣）、仲家（布依）、侗、黎；在国外与越南、老挝、泰国、缅甸的一些民族是兄弟姊妹关系。他的这一论断为后来的语言学、历史学、民族学等学科的研究所证实。三、徐松石先生把“地名研究考证法”首先用于壮族的研究中。徐松石先生经过研究，归纳出壮族地名的特点，然后探索出壮族古今的分布。
正如先生所言，他其实在沿着徐松石先生的足迹在前行。[xix] 1978年改革开放以前，涉及国外的研究是禁区，但先生一直想把壮族的研究扩大到老挝、泰国、缅甸与壮族有亲缘关系的民族，但那时的时代环境仍盼不可及。直至1986年，泰国朱拉隆功大学邀请广西民族学院（今广西民族大学）赴泰访问，先生是代表团成员之一，当时先生在朱拉隆功大学和清迈大学做了相关的学术报告。从此，先生将壮族与东南亚相关民族的研究逐渐结合起来，并取得了可喜的学术成就。
费孝通先生则是另外一位对先生学术道路具有重要影响的学者。先生在中央民族学院攻读研究生时，费孝通先生当时任中央民族学院副院长，由于担任学校研究生会秘书长的机会，先生得以与费孝通先生有过几次接触。1956年，中央决定组织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由费孝通先生负责，先生参加了这一调查组，受益匪浅。1980年，费孝通先生委派中央民族学院的胡起望教授和先生一起到广西金秀瑶族自治县进行调查，此次调查成就了《盘村瑶族—从游耕到定居的研究》一书。此后，先生与费孝通先生的学术往来日益密切，先生也得费孝通先生支持良多。先生对费孝通一直敬仰，他说，费孝通先生的一生，经过坎坷和磨难，但他挺过来了，他不仅是卓越的学者，还是知识分子的楷模。[5]
治 学 思 想
先生的治学思想主要包括几点，首先是重视文献，二是坚持调研，三是注意学术交流，四是强调国学基础。
由于早年先生在北京求学，再加上其胞兄曾在北大东语系任职和先生性格宽和等原因，先生的学术交往较广。如上个世纪80年代初，法国汉学家苏尔梦教授即登门造访，据先生早年回忆，那时广西还不允许在家中接待外宾。多年来，先生与欧美、日本和东南亚各国学界有较为密切的联系，先生故而也多关注学界动态。曾在日本、越南、泰国、老挝等国讲学，香港、台湾等地慕名到访的学者也较多。但无论走到哪，还是与学者们交流，先生颇注意搜集、询问和交流相关文献，先生宅中，可谓处处皆书，且对研究生全部开放。
先生逾古稀之年，仍坚持每个学期都赴东南亚调研，甚至赴“金三角”调研。重视调研的学术思想，与其早年出身民族学学科有密切的关系。且先生经常教导我们治学也要注意“看菜吃饭，量体裁衣”，多注意分寸，如胡适先生所言：“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有七分证据，不能说八分话”。
先生治学尤重学术交流。重视学术交流又体现在以下三点：首先是重视与国内学术重镇的交流。如几乎每年，先生都带青年骨干教师和研究生赴北京大学参加学术会议。其次是重视与国际学界的交流。先生与欧美、日本、东南亚各国学界有着密切的学术联系，经常推荐相关同行至国际学术界。第三是重视学校内部青年教师和研究生之间的交流。先生曾回忆：“我校老师经常到东南亚国家出差，他们的观感很多，于是我就举办不定期的 “东南亚之夜”沙龙，邀请刚出差回国的老师讲出国观感，然后大家议论。如果东南亚出现重大事情，也开沙龙，由一人主讲，与会者各抒己见。”先生曾多次坦言，其年青时对国学重视不够，以致文笔仍有不足。其对于国学之重视，在其回忆文章中也有谈及。先生说，“我还有一个感悟，研究周边国家的文化，必须先熟悉中华文化，否则见到宝贝不识宝。中华文化深厚、丰富，不要以为自己是中国人就什么都知道，其实不然。”此外，先生治学强调文史哲不分家，这对于外语学科而言，尤其难得。
2011年在中国驻老挝大使馆讲座
学 科 贡 献
先生对广西民族大学民族学和亚非语言文学的学科贡献是较大的。首先是培养了民族学专家周建新等教授，指导并引导周建新等教授走特色研究之路——接班做华南与东南亚相关民族以及跨境民族研究。周建新等教授不负众望，2012年，广西民族大学以特色优势获得了民族学一级学科博士点。
先生曾长期任教于广西民族大学民族研究所（今广西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2001年，外国语学院黄秀莲院长希望先生到外国语学院推动亚非语言文学（东南亚语种专业方向）的学科建设，先生为其真诚感动，遂担任亚非语言文学学科带头人，先后培养了大批既懂语言，又逐渐步入学术之门的研究生，这些研究生后来有不少毕业生分别考上了北京大学、中山大学、厦门大学、暨南大学、郑州大学的博士研究生。此外，先生还积极推动学校与东南亚国家的学术交流，扩大了学校在东南亚国家的学术影响。2012年，广西民族大学又以亚非语言文学学科为特色优势，与四川外国语大学、西安外国语大学同时获得了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博士点。
广西民族大学有两个博士点，最具国际特色的是民族学和亚非语言文学。先生退休以前的绝大部分经历都在为民族学学科建设添砖加瓦。退休后，又为亚非语言文学学科培养大量人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先生，就不会有广西民族大学的亚非语言文学学科。
我国著名东南亚史学家朱杰勤教授与先生相交甚笃，他曾力邀先生至暨南大学工作，但由于种种原因先生未能去成。
先生对学科建设的贡献还在于营造了包容、开放的氛围，只要是对国家、社会有益的研究方向，他都支持，且从不夺人之功，不以尊长自居，这与其受到费孝通先生治学为人思想具有重要的关系。先生曾回忆，在费孝通先生的指导下，早年他和胡起望教授一起调研，合作了《盘村瑶族—从游耕到定居的研究》书稿，请费孝通先生审阅。费孝通先生就学术观点等问题提出了修改意见，但尊重作者的意见，说：“我提的意见，你们好好考虑，消化了，接受得了，你们就改。想不通，可以不改，按你们的思路去写。”先生曾多次跟我提及费孝通先生学术民主，学术自由的大度思想对他治学和指导研究生的影响。
结 语
先生的辞世是中国民族学界和东南亚研究学界的重大损失。同时，先生也留下了不少未竞的书稿，其中我知道的就有专著四部，译著一部。专著三部为《中越关系百年史》，此书稿十余万字，为先生文革时期便起笔至今，未能续写，曾嘱我完稿。另有《老挝史纲》、《越南语言文化新究》、《越南历史与社会主义改革》，每部均有十余万字。此外，有个人译著《一网打尽》（越文反特小说），尚未付梓。
先生认为，从事社会科学研究，与医生行业一样，靠经验，靠积累资料。没有资料是很难行得通的，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2010年，先生在谈及自己治学及著书立说思想时，曾总结出五点，可供学界学人参考：第一是兴趣。第二是选题要符合社会和国家的需要，顺应时代的要求，对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有益。先生特别强调了国家和社会的需要，有眼前的需要和长远的需要两种。第三，研究方向的选择要注意是否有完成课题的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第四，选题和成果是否有生命力，是否经得起“大浪淘沙”。第五，我们的研究和成果要留有余地。这个“余地”有两层意思，一是人的知识和能力是有限的，甚至对某些人来说，是很有限的，不可能“包打天下”，自己不能解决的问题，或没有把握的问题，或没有确切根据的结论，就不要急着下结论。另一层意思是自己一时解决不了的问题，留待研究成熟后，可能是几个月或者几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后续研究来解决，这样可以保证研究成果相对更科学和客观。“板凳须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先生常用范文澜先生的治学精神鞭策后学。
[i]［越］文锋著，范宏科、范宏贵译：《胜利的越南》，1956年，新知识出版社。
[ii] [越] 明峥著，范宏贵译：《越南社会发展史研究》，1963年，三联书店。
[iii]胡起望、范宏贵著：《盘村瑶族—从游耕到定居的研究》，民族出版社，1983年。
[iv]范宏贵著：《少数民族习惯法》，吉林教育出版社，1990年。
[v]范宏贵、顾有识等著：《壮族历史与文化》，广西民族出版社，1997年。
[vi]范宏贵著：《越南民族与民族问题》，广西民族出版社，1999年。
[vii]范宏贵著：《同根生的民族—壮泰各族渊源与文化》，光明日报出版社，2000年。
[viii]范宏贵著：《华南与东南亚相关民族》，民族出版社，2004年。
[ix]范宏贵、刘志强等著：《中越边境贸易研究》，民族出版社，2006年。
[x]范宏贵、刘志强著：《越南语言文化探究》，民族出版社，2008年。
[xi]范宏贵著：《同根异枝的壮泰族群》，广西民族出版社，2013年。
[xii]范宏贵著：《华南与东南亚论稿》，民族出版社，2014年。
[xiii]范宏贵，刘志强等著：《中越跨境民族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
[xiv]范宏贵主编：《侬智高研究资料集》，广西民族出版社，2005年。
[xv]周新城主编：《越南、古巴社会主义现状与前景》，安徽人民出版社，2000年。
[xvi]徐松石著：《粤江流域人民史》，中华书局，1939年。
[xvii]徐松石著：《泰族僮族粤族考》，中华书局，1936年。
[xviii]范宏贵：《沿着徐松石先生的足迹前行》，载《中国壮学》（第三辑），民族出版社，2007年。
[xix]范宏贵：《沿着徐松石先生的足迹前行》，载《中国壮学》（第三辑），民族出版社，2007年。
资讯来源 | 感谢本文作者刘志强教授授权。
本文原载《中国东南亚研究会通讯》2017年第1期，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