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导，电话里的战斗机。”
1999年，这个广告口号响彻街头。无论是幼儿园的孩子，还是退休的爷爷奶奶，几乎都能脱口而出。
彼时伯德手机的地位不亚于今天的华为，堪称国产手机的佼佼者。
只是一个宁波的小伙子，大学毕业，进入了蓬勃发展的Bird公司。他成了一名推销员。他从早到晚勤奋地卖东西。入职不到一年，他就成为了公司的销售冠军。
后来，伯德公司转型失败，走向没落。但这家伙却打开了不被重视的非洲市场。
他默默发财，成为与马云、马化腾齐名的上百亿富翁。
他就是成功抢占非洲手机市场的传奇商人朱兆江。
朱兆江1973年出生于浙江省宁波奉化农村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
他的父母都是老实的农民，对他没有太大的期望，只是一步步送他上学。
从小到大，朱兆江看不出有什么特别之处，成绩也不是一流的，但父母也不必太担心。
他从小就被夸得最多的，就是懂事。因为他知道，如果他不想种地，读书是唯一的出路。
1992年，19岁的朱兆江顺利考入江西航空航天大学机械与电子工程专业。朱兆江擅长科学。他听说未来计算机会有很大的发展，所以他选择了一个电子名字的专业。
作为浙江人，一开始不能吃辣的朱兆江，到了江西后，就努力让自己迅速适应当地的饮食习惯。
再加上他温柔可靠的性格，在同学中很受欢迎。而他强大的适应能力也成为了他未来事业成功的基础。
大学那几年，朱兆江很早就开始工作了。虽然赚得不多，但也让他豁然开朗。他知道，如果他想赚钱，就必须出售和交易。
1996年，23岁的朱兆江大学毕业后回到宁波。他成功申请了一家叫Bird的电子公司，成为了一名销售寻呼机的推销员。
在手机还未普及的年代，传呼机是最流行的移动通讯工具，无数年轻男女将腰间烟包大小的传呼机作为一种趋势。
当时，仅宁波市就有数百家生产寻呼机的厂家，市面上的寻呼机种类繁多，但没有一家做得特别好。
与其他业务员不同的是，朱兆江在找到了宁波当地一些最大的寻呼机零售商后，并没有一上来就找老板，想着让老板多买自己的产品。
但在请老板喝茶吃饭的过程中，我慢慢了解到哪些传呼机卖得最多，谁卖得最多。
最重要的是老板想要什么样的货。
相比于讨好、先入为主的硬推销，朱兆江对症下药的推销方式很快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短短几个月，他就成为了公司的销售冠军。
更难得的是，朱兆江每天下班回家后，都会写下自己每天逛市场的经历。
在发展的后期，无论是公司领导还是零售商，甚至有时遇到客户询价，朱兆江都能脱口而出市场竞品与自家产品的功能差异，找到适合自己的产品。尽快满足对方的需求。产品。
在伯德工作的第三年，朱兆江升任伯德华北大区首席销售代表。
在他的带领下，伯德华北地区的销售业务连续四年位居公司第一。
而伯德正是因为抓住了时代的机遇，才逐渐从生产寻呼机转向生产手机。1999年，凭借李可可的一句“波导，手机里的战斗机”风靡全国。
伯德的生意蒸蒸日上，销售越来越好的朱兆江很快被公司任命到了更重要的位置。
2000年前后，手机厂商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为了争夺市场份额，他们更加冒险。
原本凭借品牌优势，在波导市场占有很大份额。
于是，由于手机行业规则的变化，PG推出智能手机后，再加上市场的接踵而至，Bird的销量一次次受到挤压。
看到国内市场竞争激烈后，朱兆江主动提出要带队开拓国外市场。不过，就当时的波导技术而言，去欧洲也没什么不好的，就别想了。
简单来说，朱兆江开发海外市场，就是在捡这些大品牌看不上的边角料。从非洲到南美和东南亚，他每年至少有300天在国外，往返于国外大大小小的城镇。
2005年前后，朱兆江凭借自己的销售功力，实现波导手机出口量高达611万部，连续三年保持手机出口第一的位置。
只是今年以来Bird的国内销量逐渐下滑。为了断臂求生，公司决定缩减手机业务，转向房地产和汽车行业寻找出路。
他的海外销售团队也岌岌可危。
任何事情都有两个方面，在困难的情况下往往隐藏着机会。朱兆江很清楚这一点。
他不想坐以待毙，大学毕业就加入了Bird，一眨眼就在手机行业深耕了10年。
朱兆江在开拓海外市场的过程中，已经到过90多个国家和地区。每个地方的手机市场都不一样，但他从来没有在中国看到过手机广告，一直很担心。
2006年，朱兆江带着伯德的海外销售团队单干。对于未来的发展，朱兆江心中有想法，但想法还不是很清楚。
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香港注册一家公司。
而与香港隔江相望的深圳，拥有全球最大的手机集散地——华强北，也成为了朱兆江创业的起点。
作为一家没有名气的小公司，朱兆江一开始也是通过倒卖山寨机去非洲赚点小钱的。
它还将获得为东南亚和印度生产OEM手机的订单。只是时间久了，朱兆江觉得这没什么意义，既不赚钱，也没有长远的前途。
他逐渐觉得，公司要想做大做强，就必须要有自己的品牌。国内市场几乎被几位大牌抢了风头，他想着出国寻找机会。
一开始，他想到了南美和非洲，但经过一番考察，他认为以他当时公司的实力，去非洲的机会比较大，那里的条件比较艰苦，但竞争比较激烈。较少的。
于是，当时33岁的朱兆江决定去非洲卖手机。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不同于单纯的卖货，朱兆江想在国外打造一个全新的品牌，而且还是在非洲，信息传播不畅，难度可想而知。
手机大厂靠发达国家的利润赚了不少钱。对于这种第三世界国家来说，也只是为了商业布局，所以才勉强过来的，但真的不看不起。
对于像SX这样的大品牌来说，他们的主打智能手机售价超过300美元。在90%的非洲国家，没有互联网连接，很多人只能买得起其他国家已经淘汰的功能手机。
一开始，很多投机的中国商人，依靠不良信息，向非洲出售了一些质量低劣的山寨机器。一些号称超长待机的手机，使用不到一周，竟然出现了鼓包现象。
以至于朱兆江等人去非洲全力开发市场的时候，手机零售店的老板一听说他是中国人，二话不说就把他们给甩了。
面对重重困难，朱兆江并没有放弃，而是表现出经营业务的倔强，带着业务团队到处走访市场，调查非洲人民对手机的需求在哪里。
在偏远的非洲乡下，朱兆江经常铺垫铺地，生怕常年吃各种肠胃药拉肚子。
经过一番反复试验，他们发现不仅非洲当地通讯信号差，而且经常一离开服务区就换卡。许多人随身携带几张卡片。有时，他们在步行数百米时需要更换电话卡。
2007年，朱兆江推出低价双卡手机，在市场上大受欢迎，并在当年抢占了非洲大部分手机份额。
而后来推出的四卡四待手机，让这个品牌在非洲大陆一鸣惊人，因为它太棒了！
不过，朱兆江并没有掉以轻心，而是匆忙召集营销团队，制定了“农村包围城市”的宣传方案。
他们在偏远的乡村，甚至在大多数人不去的贫民窟，都竖起了蓝色的广告牌。
在一些没有路灯的地方，广告牌成了当地的指路明灯，在当地人的心中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连销售人员都扛着产品跑到外地推销产品，真正深入一线。
而在人头攒动的小镇上，朱兆江的营销团队充分利用了“扫楼”的宣传。
蓝底白字英文广告的楼宇，让人目不暇接，根本无法忽视。
更夸张的是，因为朱兆江的墙绘营销，涂料行业暂时成为了非洲的热门行业。
除了做好宣传，朱兆江还抓住了当地人用手机的另一个痛点，那就是维修难。
朱兆江和他的团队想出了一个非常接地气的解决方案。他们在非洲卖手机的地方都留下自己的维修中心地址，以保证用户的维修问题能够得到解决。
同时，团队还教授手机零售商各种销售套路，从热门抽奖，到邀请演员表演，甚至买手机送母鸡。
非洲老兵睁开眼睛挣了钱，他们坚持要跟着一起努力。
随后几年，朱兆江还研发了一款适合黑人的美颜相机。针对非洲电力不发达的情况，朱兆江让手机实现了长达24天不充电的超长待机功能。
虽然在很多国家，用手机看视频、发照片都很方便，但由于非洲当地网络限制，加上非洲人唱歌跳舞的天分，更多的人喜欢用手机听音乐.
而手机播放音乐的功能只有一个要求：音量够大。
这些外人很难想到的要求，是朱兆江和他的团队深耕当地市场的结果。
事实也证明，他们的功课并没有白费，他们的每一项功能都牢牢地发展在黑人老兵的心中。
2016年手机出货量达到8000万台，成为国内手机出口的冠军。
2018年，这一数字直接超过1.33亿部，位居全球智能手机销量第一。
“我看到了天空和天空，从近到远，密密麻麻，我这辈子都不会忘记。整个世界就是他的手机。”
不过，销量的增长并没有让朱兆江轻松。
低端功能手机虽然出货量巨大，但尴尬的是利润极低。一次性出货100万部手机，最低售价仅80元，每部手机净利润仅5元。
更悲观的是，在看到非洲的潜力后，原本专注于高端智能手机的厂商开始纷纷加入非洲市场的争夺战。
2019年9月30日，46岁的朱兆江与一群传音高管现身上海证券交易所。
他就站在众人面前，脖子上的红领巾让他更加容光焕发。
就在这一天，传音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挂牌上市。朱兆江身价一夜暴涨过亿。而当年与他一起勇闯非洲的老手下，也一夜之间实现了财务自由。
随着上市，这家在中国名不见经传，却在非洲取得巨大成就的公司，也引起了国内无数关注。
甚至有人假设，如果伯德没有放弃手机业务，而是让朱兆江带头，那今天就没有华为了吗？
尽管外界好评如潮，但低调到没有在官网上发照片的朱兆江，一刻也不敢停下脚步。
从业务员到公司上市，23年一线销售，始终保持着敏锐的市场嗅觉。
如今，意识到低端机的利润越来越薄，他努力发展其他周边产业，从非洲最大的本土音乐平台到生产耳机、灯具等的自有品牌，甚至开了各种家电卖场。
不过，他一直专注于自己最有优势的银行，卖手机。除了利用自己长期在非洲市场积累的优势，他也在同步开拓东南亚市场，准备与手机巨头分一杯羹。
2020年，朱兆江以130亿元的个人资产登上“胡润中国富豪榜”。和他一起上榜的还有马云和马化腾。
今年刚满48岁的朱兆江，在一群互联网老手中算是年轻有为。而如果他低调一点，未来会不会在无人关注的时候，在非洲大陆创造出一系列的电子产业。
拭目以待，时间会证明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