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

国宝小档案——骑马狩猎俑

百科知识杂志

2022-08-06 08:35北京

关注
打开网易新闻 查看更多图片

疑点重重的唐墓

1991年8月,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今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发现了一座唐代墓葬。从现场情况来看,这座墓葬曾被盗掘,只剩一些盗墓贼看不上的诸如陶俑之类的随葬品,散落在甬道及墓室中。根据墓葬形制判断,墓主人的身份应该不会太高。随后出土的一方墓志也印证了考古人员的这一猜想:墓主人名叫于隐,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死于唐初武则天执政时期,逝世时官至朝散大夫、蜀州司法参军,一个从五品下的小官。种种迹象表明,这次发掘工作可能不会有太大的收获。

然而,随着考古工作的持续进行,墓葬中出土的随葬品却让考古人员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先是墓葬中出土的陶俑、金筐宝钿缠枝卷莲纹金饰等随葬品制作精美,规格高到令人咋舌。唐朝的丧葬制度非常严格,对使用随葬品的规格和数量有着明确的规定。

以随葬的陶俑为例,《唐六典》记载明器人俑高度为一尺,也就是30多厘米,而这座墓中出土的一对文武官员俑竟然高达60厘米。早年间发现的唐中宗的女儿永泰公主墓中的陶俑才20多厘米高,一个五品小官的随葬品的规格竟然高于公主?除此之外,甬道两侧壁画上的侍女明显绘制于不同的时期,她们有些身材纤细、体形匀称,带有强烈的初唐时期风格;有些看上去则丰满圆润、雍容华贵,无论是服饰还是体态都表明这是盛唐时期的作品。缘何一个墓葬中会有不同时期的壁画呢?

随着考古人员对墓室进行清理,一个更大的惊喜逐渐浮出水面。墓主人遗体所在的主墓室的地面上,有三块巨大的青石板,西侧还有一堆乱石。经过简单的清理拼合,考古人员辨认出这是唐代皇亲贵胄才可以使用的庑殿顶石椁。目前已经发现的唐代石椁不过10余座,带有庑殿顶的就更少见了。这个五品小官是如何为自己挣到这份殊荣的?为何不曾见诸于史册?

这些不合常理的现象,让考古人员有了一个大胆的猜想,墓主人可能不止一位,这些高等级的随葬品应该属于另一位等级更高的墓主人。然而,当发掘清理工作即将结束时,考古人员还是没发现任何有用的线索。

身份尊贵的县主

随着时间流逝,发掘工作也要结束,可萦绕在考古人员心头的谜团还是没有解开,在考古人员一筹莫展之际,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从考古工地传来,甬道北部正中的黄土下又有一方墓志出土。果不其然,墓中还有一位墓主人。

原来这是一座夫妻合葬墓,通过对墓志的释读,可以得知新发现的墓主人是于隐的夫人——金乡县主。《旧唐书·职官志》记载,金乡县主为滕王李元婴幼女,生于唐高宗永辉二年(651年),封地在山东兖州一带。这位县主并没有做过轰轰烈烈的大事,以致史料中都没有关于她的记载。

不同于金乡县主的籍籍无名,她的父亲滕王李元婴则在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他是唐朝开国皇帝李渊最小的儿子,贞观十三年(639年)授金州刺史,后因骄奢淫逸、祸患百姓,被一贬再贬。虽然劣迹斑斑、恶名远扬,但这位滕王却热衷建房子,一辈子建了三座滕王阁,最有名的莫过于王勃笔下那座能看到“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滕王阁。不仅如此,他还精通音律,熟悉歌舞;更以书画见长,擅长画蝴蝶,甚至被后人誉为“滕派蝶画”的鼻祖。对此,唐代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中就有明确记载,宋代诗人陈师道还将滕王画的蝴蝶与江都王画的马并称,写下“滕王蛱蝶江都马,一纸千金不当价”的诗句。

我们还是说回今天的主角——金乡县主。考古人员能在这座墓葬中发现那么多不合常理的事情,其实是因为这位金乡县主。她卒于唐玄宗开元十年(722年),比她的丈夫于隐晚了39年。于隐去世时只是一个从五品下的小官,没有资格享受更高规制的墓室。

然而,金乡县主却不一样,她是唐朝开国皇帝李渊的亲孙女,如果按照规制,她应该能享有更高的墓葬规格,但是唐朝推崇夫妻合葬,金乡县主墓志铭中也提到为了“遵乎古礼”“同穴攸归”,县主不得不委屈与丈夫共用低等级墓室。不过,为了尽量符合县主的身份,也为了体现皇家的威严,金乡县主下葬时,还是将墓葬中先前的随葬品进行了更换,将甬道两侧剥落的壁画进行了重绘,并且使用了皇亲贵胄才能使用的庑殿顶石椁。

这些“补偿”看似平淡无奇,但是和其他贵族一对比,就能发现金乡县主的随葬品不一般。她和懿德太子、章怀太子、永泰公主一样使用同款庑殿顶石椁,但是这些人的等级明显要高于她;与她逝世年代相当,等级比她高的正一品成王李仁、越王李贞墓葬中随葬的仅是石棺床。加上前文所述,金乡县主随葬的人俑更是高达60厘米,不敢说在唐墓中绝无仅有,至少是出类拔萃,非常罕见。

金乡县主能拥有这么多高规格的随葬品,主要得益于她的辈分。她逝世前是当朝皇帝唐玄宗的姑奶奶,是李氏宗亲中辈分最高的一位。她一生经历了永徽之治、武后称帝、中宗复位、韦后之乱、开元盛世等不同时期,李氏宗亲在一系列的政变中逐渐凋零,唐玄宗登基后为了安抚众宗亲,自然会对这位辈分最高的姑奶奶礼遇有加,赐予其高规格的随葬品也就不足为奇。对于处于盛世的大唐王朝来说,这些随葬品或许根本不值一提,但却能很好地笼络宗亲,不失为一次成功的投入。

黄泉下的“狩猎”

金乡县主墓在发现时已被盗掘,只留下156件“不值钱”的陶俑。当年盗墓贼看不上它们,并非因为不识货,而是用于随葬的陶俑没法出手。其实这批陶俑是唐代甄官署专为皇室宗亲和有功之臣烧制的“东园秘器”,代表唐代陶俑艺术的最高水平。

金乡县主墓中的这批“秘器”不仅制作技艺高超,而且题材丰富,除了一般唐墓中常见的镇墓俑、动物俑、男女侍立俑、牵马牵骆驼俑等,还有唐墓中罕见的骑马伎乐俑、骑马狩猎俑、骑马鼓吹仪仗俑等。尤其是那组活灵活现的骑马狩猎俑,为我们勾勒出一幅生动的盛唐时期贵族狩猎的场景。

打开网易新闻 查看更多图片

在唐代,狩猎是一种非常受欢迎的消遣娱乐活动。受欢迎到什么程度,看看唐太宗李世民说的话或许就会有些概念。在唐太宗看来,狩猎可与天下太平、六合大同并称为人生三大乐事。针对皇帝的这种喜好,唐朝为此专门在宫廷内设五坊使,负责狩猎事宜。金乡县主的父亲滕王李元婴也是一位酷爱狩猎之人。据《新唐书》记载,他每到一处并不急于处理公务,而是借猎狗、求捕兽之网,常彻夜沉迷于狩猎活动中。齐王李元吉更是“宁三日不食,不可一日不猎”。俗话说“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在帝王的影响下,上至将相,下至平民百姓,也多有狩猎的喜好。

由于唐代狩猎之风盛行,狩猎也便成为当时绘画、雕塑、诗歌等艺术创作的主题,诗人王维就曾写下描述狩猎场景的诗句:“风劲角弓鸣,将军猎渭城。草枯鹰眼疾,雪尽马蹄轻。”中国古人往往“事死如生”,因而狩猎风尚也被带到黄泉之下。目前已发现的懿德太子墓、永泰公主墓等唐代高等级墓葬中都有狩猎场景的表现,不过相较之下,金乡县主墓中这套狩猎俑更为精彩。

墓中共出土八件造型各异的骑马狩猎俑:一个拉着缰绳的骑马男俑,走在最前面,好像在观察周围的动静;跟在他身后的是两个怀抱猎犬的骑马男俑,两个手托猎鹰的骑马男俑,一个骑马带豹男俑,一个骑马带猞猁女俑,这几个人神情专注,好像正在寻找猎物,随时准备出击;最后面是一个驮着鹿的骑马俑,表情得意,似乎在告诉大家马背上的鹿是他们的战利品,正好应了那句“少年猎得平原兔,马后横捎意气归”,只不过这位狩猎者猎得的是鹿,更加霸气。

如果说呼鹰唤犬的狩猎俑比较常见,那么金乡县主墓葬中带猞猁俑和带豹俑则是非常罕见了。骑马带猞猁双垂髻彩绘女俑出土于墓葬西龛,女俑头梳双髻垂于耳际,身穿白色圆领窄袖缺袴袍,腰系褡裢,足蹬黑色长靴,骑一匹枣红色马;右手紧握成拳,左手前伸作控缰状,神态自若。在她身后有一只猞猁蹲伏在红色圆垫上,竖耳瞪眼,前腿直立,后腿弯曲,十分机警。枣红色马昂首张口,剪鬃缚尾,颈部有白底红褐色斑块,黑色马鞍上置豹皮鞯。猞猁,又叫猞猁狲,是一种小型猫科猛兽,四肢粗长、矫健,耳尖生有黑色耸立簇毛,两颊有下垂的长毛。猞猁是一种耐寒动物,栖息在北温带寒冷地区及高山地带,可以驯养用来助猎。

我国驯养动物辅助狩猎的习惯由来已久,不过有的学者认为这种带猞猁狩猎的做法是受到西域的影响。《帕木儿武功记》中记录了一段西域地区驯养动物的情况:(瓶沙王)长期观察森林中的野兽,他选中了猞猁狲和猎豹,在荒凉的地方以陷阱捕获了它们,训练它们为自己狩猎。而在瓶沙王之前的史料中,没见到我国驯养猞猁的记载,据此推测唐人是模仿西域地区驯养猞猁。此外,懿德太子墓及金乡县主墓中出土的狩猎俑和壁画中狩猎之人多为高鼻深目的胡人形象,也从侧面印证了这个猜测。

更有意思的是,这套狩猎俑中大多是男性,但带猞猁骑马的却是一位女性。这种情况并不少见,无论是出土的唐代实物,还是唐代文献中,均有女性狩猎的记载。诗人杜甫就曾描述宫女随皇帝出宫打猎的情景:“辇前才人带弓箭,白马嚼啮黄金勒。翻身向天仰射云,一箭正坠双飞翼。”由此可见,唐代女子不仅可以骑马出行,甚至可以参与激烈的狩猎活动,这也是唐代民风开放、女子社会地位高的一种体现。

时光流转,转眼间千年已逝。这些造型各异、制作精良的“东园秘器”,不仅让我们得到了完美的艺术享受,而且使我们看到了1000多年前人声鼎沸、纵马飞驰的狩猎场面。

本文节选自《百科知识》2022.7B

将好“分享”给更多人

三伏天养生

特别声明:本文为网易自媒体平台“网易号”作者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观点。网易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
打开网易新闻,阅读体验更佳
帮TA点赞
目前还没有跟贴,欢迎发表观点
网易热搜每30分钟更新
打开应用 查看全部
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