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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郑渝川
本号原创
第一次世界大战进行到第三年（1916）的时候，两个阵营中的主要参战国家都觉得力不从心了。这个战争不同于普通战争，一般情况下，战死者多为出身于平民、贫民家庭的普通士兵（更可能冲锋在前，即便没有马上殒命于战场，获得良好医疗和护理的可能也更低）。但一战不同，两个阵营中出身于社会最上层的军官，死亡率要高于中下阶层成员。
据统计，参加一战的全部英国士兵中，死亡率为12%，但参军的贵族及贵族后裔，却有19%的人战死。1913年毕业的牛津大学学生，总共有31%的人死亡。德国、英国、法国等国的许多政要、贵族、商界大佬都在战争中失去了儿子。
如此之多的贵族、精英子弟殒命于一战，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两边的参战国长期开展针对对方的妖魔化宣传，并坚信己方能够很快取胜，这种胜利的信念浸染了参战国从精英到平民的各个阶层。
而且，无论是英国人、法国人、俄国人，还是德国人、奥匈帝国的居民，也都认为自己的战争肯定是正义的——除非俄国布尔什维克的一些流浪在外的政治家，以及德国左翼工会的少数坚定分子，还有零散分布在各国的反战分子。
战争是正义的，而且将很快取胜，有什么理由不支持自己的国家参与这样的战争呢？可悲的是，这样一个错误观念席卷了当时的全欧洲。
战争爆发后，惨烈的牺牲，毫无希望的胜利可能，促成了越来越多的平民倒向了反战一边，其中的一些勇敢分子开始拒绝应征入伍，连非战斗性质的替代役也予以拒绝。
对此，英国等国家的政府采取的做法是强迫这些反战分子从军，或是将他们以及宣传反战的其他人（尤其是女性）以各种莫须有的理由投入监狱。英国警察还曾冒充反战分子，到曾为反战者掩护过的妇女家“卧底”，取得证据后将妇女一家送上法庭，冠以的罪名是这家人意图谋杀英国的战时首相。
这就带来一个颇具挑衅性的问题，反战是不是有违公民对国家的忠诚？如果正确答案为“是”，那么战争是错误的、侵略的、帝国主义性质的，从根本上有违国家利益，甚至会严重损害国家利益，那么反战究竟是不忠诚还是忠诚的体现呢？
一战时期的大英帝国政府，以及其他主要参战国政府，以实际行动强迫自己的人民必须在支持战争就是忠诚，或是反对战争，接受妖魔化评价之间作出选择。很多年以后，英国的历史学家和政治家才勉为其难的承认，一战期间的反战者或许是对的，而那些热烈支持战争的人，肯定没有想到，这场战争会让大英帝国的霸权因为战争而瓦解。
曾著有《利奥波德国王的鬼魂》等佳作的美国作家、记者亚当·霍赫希尔德出版了一部反思一战的重要作品《终结一切战争：忠诚、反叛与世界大战：1914-1918》。这本书展现了英国等国家政界、军界和社会不同角色的典型人物，在世界大战过程中如何面对战争的意义这一根本性问题的拷问，着重凸显了长期以来在世界历史以及英国史、欧洲史等历史作品中被严重忽视的反战者的道德力量。
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反战者的思想和行动，使得英国等参战国在战后开启了真正有意义的政治思考，使得一战不至于成为20世纪之前的几个世纪之中那些宏大战争的翻版。
固然，这种反思没能阻拦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这很大程度上归结于一战结束后，协约国对德国的清算过于严酷），但却继续发酵升华，促使了人们在二战战后用更为长远、谦逊、包容的态度来看待国家与国家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不同宗教信仰之间的差异，以及利益等方面的矛盾，推动了欧洲联盟以及世界范围内其他形式的国家合作、协作、联盟等形式的出现，让大规模的战争不再动辄成为国家之间解决利益纷争的首选。
所以，二战结束后至今，世界上的大国战争的爆发频率降到了有史以来最低，而无论是美国还是苏联（俄罗斯）以任何所谓正义借口发起的战争，在世界各地都很难赢得广泛的支持。世界上的多数人终于可以较为长期的生活在一个安定和平的环境中。
正如《终结一切战争：忠诚、反叛与世界大战：1914-1918》书中所描述的那样，战争爆发前，乃至战争初期，“欧洲各地人心中都洋溢着一种几乎无人体验过的怪异的兴奋情绪”。一战是一场各种新式武器竞相投放使用，以至于变成了杀人武器比赛的残酷现场的战争。
一直被英国等参战国政府打压、抹黑的反战者的努力，让惨烈牺牲的现场描绘，触动后方的民众有可能转向对于战争的反思，而不是仅仅限于对敌方的仇恨。
不放弃使用武力，但战争永远是最后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