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救亡歌曲是那个时代关乎于时代命运的宏大叙事，是反映社会面貌的重要艺术组成。
尤其在民族危亡时期，充满号召力的进步歌曲，点燃了无数人的爱国热情和抗争精神。而另一方面，人类的情感是多种多样，那么对于情感的需求也是多面的。
它不仅需要激励和鞭策，同时也需要安抚慰藉。尤其是对社会氛围压抑而紧张的沦陷区而言，那些曲调婉转，唱腔温柔的流行乐是民众们排解郁闷，寄托情感的必要渠道。无论是哪种音乐，对于人类而言，它都有自己的社会意义，并且发挥出了自己的价值。
1960年代的香港 图源 搜狐网
对于1920-1940年在都市中流行的那些“靡靡之音”，多年来一直有着不同的争论和看法，随着时间推移，人们对它们的态度也逐渐转变，在去芜存菁之后，更加公正地认同这些作品的价值。
1949年，新中国成立，在特殊的时代背景和人们的观念中，流行音乐的发展是必然会受到一定的冲击。为了获得相对自由的发展空间，一批音乐人、词曲作者、歌手纷纷南下，度过深圳河，来到了香港。彼时的香港为英国殖民地，虽然与大陆隔岸相望，其社会氛围却截然不同，因此，时代曲在这里得到了一些得以安歇的土壤。
1949年的香港移民潮 图源 端传媒 BY Jack Birns
在1950年前后，市民娱乐生活以粤曲为主，并且有浓郁的广东民乐风格。偶然会有来自上海的时代曲回荡在大街小巷当中。1950年，伴随着一批内地移民的到来，香港的社会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同时，香港的本土音乐也随之产生了新的发展态势。
二十世纪中期是香港飞速发展的时期。从50-60年，短短十年，香港从一个港口城市飞速转型为工业化城市，经济发展繁荣。同时，由于香港的中小学教育主要采用英国的教育模式，大量吸收西方的思想和文化，生活习惯上也崇尚向欧美靠拢。
这一切都为香港流行乐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相对上海时代曲，香港流行乐呈现出更加丰富多变的风格，它一方面有着本土特色（广东粤曲），另一方面又与时代紧密相连（上海时代曲），并且大量吸收了来自欧美流行乐的特色（欧美流行乐），呈现出多种文化形态共同影响的局面。
粤曲
粤曲如今仍然是粤语地区重要的文化组成部分 图源 珠江时报
粤曲，是香港流行乐中相当重要也相对特殊的一个组成部分，有着非常突出的地域特征。粤曲是主要流行于广东广西粤语方言区的传统曲种，源于戏曲声腔，清道光初期，由八音班的乐工清唱而萌发。粤曲重唱功，讲究声腔艺术；音乐性强，曲调优美，表演形式除继承传统的清唱外，还发展了说唱、弹唱、表演唱、小组唱、小合唱等。在时代曲到来之前，粤曲是香港街头最主要的流行曲种。
1950年代，受新音乐和时代曲的影响，粤曲的伴奏方式从传统的二胡、三弦、扬琴、琵琶等扩大到小提琴、大提琴、萨克斯管等西洋乐器。
1950年代初，香港电台开始播放粤曲节目，主要是转播粤剧演出和唱片。到了中期，开始出现自己制作的粤曲节目，并深受欢迎。虽然我们现在已经很难追溯粤语流行乐的确切源头到底是谁，不过，也就是在50年代中期这段时间里，这种继承了粤曲传统，但是又采用自然发声方式的新粤曲开始出现，并被称为“粤语时代曲”。
这些作品为了适应时代，采用西洋乐器伴奏和口语化的歌词，并且选择更轻快明确的节奏风格。并通过电台、戏院、电影广泛传播。
英美流行乐在香港
英文歌曲在香港的群众基础则主要以青少年为主。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香港社会逐渐与国际接轨，作为英国殖民地，香港的英式教育让当地的年轻人非常轻易地就接受了英国人所听的流行音乐。
1950年代的香港也深受美国流行音乐的影响，爵士乐、摇滚乐、乡村音乐等多元化的美国流行歌曲纷踏而至。老牌爵士歌手富兰克·辛纳特拉（Frank Sinatra），抒情乡村歌手帕蒂·佩吉（Patti Page），“猫王”埃尔维斯·普莱斯利（Elvis Presley）等歌星相继成为香港青少年的偶像。
到了1950年代中后期，美国摇滚乐的兴起对英国乐坛产生巨大影响，这股摇滚热潮很快就影响到了香港，随着摇滚乐的到来，青少年逐渐成为流行音乐的主体。
50年代的香港小学 图源 香港历史档案馆
1960年代，披头士（The Beatles）的成功使英国摇滚乐迅速崛起。
与此同时，英、美流行歌曲对香港流行音乐产生了更大影响，国语时代曲、粤语时代曲逐渐被年轻人冷落，乐队潮流日益兴起。随着一批英美乐队的到来，他们对后来的香港流行歌曲及香港乐队潮流产生了很大影响。
1964年Beatles来到香港（当时香港人民给披头士起的的名称是狂人乐队）
图源 新传网
香港传媒业的诞生
电影、广播、电视等媒体介质，在流行音乐的传播发展中始终占据着重要的地位，这一点对于香港也毫不例外。相对于三十年代的上海，香港的传媒公司发展到了更加成熟也更为强大的阶段。
随着时代曲在50年代南迁香港，当时在上海已经初具雏形的唱片业也随之一同南下。在这个过程中，一部分海外唱片公司退出了华语音乐的舞台，而也有一些新的成员加入了进来。
1949年，大长城唱片公司在香港成立，在时代曲南迁香港初期，它填补了上海唱片公司留出来的空白，延续了上海时代曲（“海派”）的传统。1950年代初，大长城录制了一批时代曲作品，尤其是在1950年至1953年间，它的成绩尤为显著。如《叹十声》《东山一把青》《小喇叭》等歌曲均是“大长城”公司该时期录制的作品。
大长城唱片 图源 Youtube
1952年，百代唱片公司在香港设立办事处，和大长城形成激烈竞争并迅速超越，成为香港时代曲的重要制作公司。百代唱片因其深厚的上海底蕴，来到香港之后，他们再次和上海时期的名歌星姚莉、张露、逸敏等人合作，录制唱片；在创作方面，百代公司一方面和来自上海的作曲家李厚襄、姚敏保持紧密合作，同时也继续和留在上海的作曲家黎锦光、严折西合作，录制他们创作的作品。
百代唱片的宣传资料 图源 中国流行音乐简史
一方面，这些唱片公司保持着和来自上海名歌星的合作，另一边又开始不断地挖掘新人，推出新作。例如，百代推出了方静音、邓白英，大长城推出了顾媚、葛兰等新人。
1956年，大长城公司结束营业，来自欧洲资本的飞利浦唱片公司填补了它的位置，不仅和老歌星白光合作，继而推出崔萍、韦秀娴、江玲等一批新人。在以这三家为首的唱片公司的推动下，由上海迁到香港的时代曲在1950年代迅速成为香港流行音乐的主体。
1960年代，随着33转长行唱片（Long-Play Records）的问世，百代公司开始将库藏中的上海老歌重新转录成33转长行唱片，重新包装后再度推向市场。当周璇、姚莉、白光、白虹、龚秋霞、梁萍、吴莺音、欧阳飞莺等歌星的歌曲以新的唱片形式重现唱片市场时，引来了一大批老歌迷的追随，他们离乡别井，怀念上海风情，因此在上海老歌中得以重温上海余韵。
时代曲与电影的关系早在上海就已经非常密切，而电影也是流行音乐传播的一个重要渠道。而到了50年代，香港歌舞片的蓬勃发展更是为时代曲的传播提供了极大的助益。1950年代中期以后，香港歌舞片开始得到发展，《桃花江》《曼波女郎》《野玫瑰之恋》等多部歌舞片在社会上产生广泛影响。到了1960年代，歌舞片在香港达到繁荣，“每片必歌“成为一种潮流，时代曲的产量因此而加大，在歌舞片的推动下，一批新的“港派”时代曲应运而生。
邵氏电影《不了情》 图源 中国流行音乐简史
1958年，邵氏兄弟（香港）有限公司由邵仁枚、邵逸夫两兄弟在香港成立。
1960年代，“邵氏兄弟”在香港电影市场产生重要影响，“每片必歌”的潮流使歌舞片电影在香港再登高峰。与此同时，“电懋”公司和“邵氏兄弟”形成强烈竞争。
1959年，香港“商业电台”开播。同年，日本的原子粒收音机（Transistor Radio）登陆香港，广播节目开始深受大众喜爱。“商业电台”设有中文台，以播放国语歌曲和粤语歌曲为主，同时也设有英文台，主要以传播西方流行音乐为主。
1960年代，随着“丽的电视（香港亚视的前身）”的开播，电视逐渐走进老百姓的家庭。“丽的”的电视节目都来自美国，美国流行音乐通过电视在香港产生巨大影响。
1954年，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越剧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在香港播出，引起极大的关注。1955年，黄梅戏电影《天仙配》同样大受欢迎。受此影响，香港也拍摄了一系列戏曲影片，并且掀起了一阵以戏入歌作为电影插曲的热潮。
《江山美人》的插曲《扮皇帝》随之风靡香港，一时间，“黄梅调”成为时代曲的重要元素。不过这一阵跟风式的拍摄，使观众的口味开始厌倦，“黄梅调”终究好景不长，经过一个短暂高峰之后，迅速滑落。
类似的风潮还有1963年由《刘三姐》掀起的山歌风格，虽然都未成气候，但是也由此可见，传统音乐和文化，一直是华语流行乐吸取养分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些具有戏曲、山歌风格的时代曲，尝试将流行节奏和西洋乐器与戏曲、山歌的音乐元素融合的这种民族化探索是非常有价值的，但是它却未能有效地抓住主流听众的口味。
“西曲中词”和“创编分离”
五六十年代，市民对流行歌曲的需求越来越大，但是香港音乐界作曲力量严重匮乏。为了满足听众，唱片公司开始从美国和英国买入版权，引用英文歌曲的旋律，填上中文词，使其成为一首新的国语歌曲。
这种“依曲填词”的做法既快捷又方便，再因所填之曲都是在欧美已得到市场检验而广受欢迎的歌曲。因此，“西曲中词”的作品在香港广受听众喜爱，此举便蔚然成风，掀起一股翻唱热潮。从此，选曲填词成为香港流行歌曲创作的重要方式。
香港乐坛以中文填词翻唱外国流行乐的历史源远流长 图源 bilibili
在“西曲中词”的创作中，司徒明（原名冯元祥，又名冯凤三）是一位重要代表人物。
1950年代，他填写了大量的作品，如根据《River of No Return》填词的《大江东去》（姚莉演唱）、根据《Changing Partners》填词的《舞伴泪影》（姚莉演唱）、根据《Jambalaya》（什锦菜）填词的《小喇叭》（张露演唱）、根据《Seven Lonely Days》填词的《给我一个吻》（张露演唱）、根据《Mambo Italiano》填词的《叉烧包》等歌曲，其辞藻清丽流畅，虽然经常改变原作的意思，但是更加适合中文听众的习惯和偏好，甚至比原词更加深入人心，在市场上产生了很大影响。
另外，在年轻人中也开始盛行“中西合璧”式的歌曲，半首歌唱原作，半首歌唱中文，这种新奇的方式吸引了不少好奇的人。
由于香港具有英文教育背景，年轻人深受西方文化影响，翻唱英文歌曲的做法从1950年代起一直延续至今。即便在1980年代粤语歌曲火热时期，也有不少粤语歌曲的旋律也都来自美国。
1950年代，从上海来到香港的作曲家姚敏、李厚襄开始显示出了他们在创作界的重要地位。但是姚、李二人以创作旋律见长，在编曲上颇有不足。因此，他们仿效1930年代美国流行音乐的制作模式，采取创作和编曲分离的制作模式。将旋律创作出来之后，交由专门的编曲者进行编曲。
李厚襄 图源 百度百科
在当时，编曲工作主要由菲律宾编曲家担任。菲律宾乐师的技术一流，优秀者足以与美国、西班牙乐手相媲美，他们晚上在夜总会、大酒店的乐队中演奏，白天参加录音，负责编曲和演奏。对于菲律宾乐师而言，编曲工作是信手拈来，“一首中型乐队十余乐器的总谱，两三小时内一挥即就”。这种快速的编曲方式，非常适合快节奏的香港乐坛的制作环境。
姚敏 图源 百度百科
姚敏和李厚襄来到香港之后，和固定的菲籍乐师合作，如姚敏的歌曲多出自乐师歌诗宝（又名葛士培Vic Cristobal）之手。编曲者的水平决定着歌曲的音乐质量，菲籍乐师高水平的编曲能力造就了港派时代曲的音乐质量，也提升了香港流行音乐的整体水平。
西曲中词和创编分离的做法体现了香港作为一个开放性大都市，具有吸收外来文化的包容性，但是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作为国际大都市，香港的文娱在创作上却难以潜下心来，积淀自己的文化产业。所谓与外界的交流，也以吸收为主，极少能将香港本土的音乐作品传播出去。因此，虽然香港的文娱产业一时之间发展至鼎盛，其创造性和对外的影响力却从未能达到国际上的前列水平。
这种便捷的方式虽然满足了当时香港流行音乐快速发展的状况，却也为未来埋下了隐忧。
图源 港生活
引用参考： 1. 李罡主编；尤静波著 《中国流行音乐简史》 2. 黃湛森：洋為中用．新人輩出 http://www.hkmemory.org/jameswong/text/index.php?p=home&catId=241&photoNo=0 3. 60年代最重要的音符──披頭四 https://www.symedialab.com/talk/60%E5%B9%B4%E4%BB%A3%E6%9C%80%E9%87%8D%E8%A6%81%E7%9A%84%E9%9F%B3%E7%AC%A6%E2%94%80%E2%94%80%E6%8A%AB%E9%A0%AD%E5%9B%9B/
*微信编辑：Kikko
*原文转自：Soundlibrary声音图书馆
*转载、投稿、合作：欢迎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