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天，乘车5个小时，步行4个半小时，开会座谈访贫2个小时，一路风尘，大汗淋漓，辛苦程度不言而喻……回到县城招待所后，许多干部才发现脚底、脚趾都磨出了血泡。”
1989年7月19日，时任福建宁德寿宁县副县长连德仁在工作日志中写下这段话。那天临近大暑，日头毒，他陪同到任不久的宁德地委书记习近平去下党乡调研。
连德仁的工作日志。（图源：《习近平在宁德》）
福建9个地市，宁德最穷。说位置，宁德一边挨福州，一边靠温州，两头都富，它却“短路”，靠着海，但海没沙滩，海岸边儿就是悬崖峭壁，往里走，又全是大山。山区交通不便，从宁德城区到寿宁县城，都是盘山路，坐车得一整天。
下党乡离县城45公里，在寿宁县里最偏远，也最穷。进出下党，只有一条荆棘丛生的羊肠小道。“九山半水半分田”，到上世纪80年代末，下党还穷得叮当响：没公路，没自来水，没电灯照明，政府不仅没财政收入，连办公场所都没有。
政府穷，老百姓更穷。当地人说自己有“三怕”：一怕生病，二怕挑化肥，三怕养大猪。怕生病，因为没钱治；化肥沉，山路难挑；怕养大猪是因为猪养肥了，从深山里抬出去都费劲。
肩挑手扛的小商贩也视下党为畏途。钱难挣不说，挑些瓶瓶罐罐的去那儿，摔碎了血本无归。下党人一半没吃过酱油，七成连醋是啥滋味都不晓得。
习近平是这块穷地方的新官。连德仁回忆，1989年7月19日这天，清早6点多，习书记一行就乘中巴从寿宁城关出发了，队伍一共30多人，包括地直和寿宁县相关部门负责人。9点多，车开到平溪乡上屏峰村，再往前到下党，就没有车能走的路了。
咋办？走吧。一行人下了车，踏上崎岖古道。走在头里的是时任下党乡党委书记杨奕周，手里一把柴刀，在前开路；习近平和其他干部走成一列，头戴草帽，毛巾肩上一搭，再握根竹竿，显然提前做了准备。
1989年7月，习近平冒着酷暑，带头步行到下党乡调研。（图源：《习近平在宁德》）
多年来，习近平是第一个来下党的地委书记。听到消息，乡亲们自发在路边摆摊，每隔两三里就备一桶清凉汤——拿当地土药材做的，解暑。
15里山路，走了2个多小时，人人浑身汗湿。村口鸾峰桥上，当地干部拉一块塑料布围个小圈，习近平和大伙一起，举一桶水从头浇下，换了身衣裳，脱下的湿衬衫就晾在廊桥上。有乡亲把全乡仅有的一瓶菠萝罐头递给习近平，他一口没吃，让工作人员倒在碗里，端给了一位老大爷。
当时下党乡党委就设在一个改造过的牛圈里。这么多人，去哪儿开会？找来找去，大伙把廊桥旁的小学校收拾了一下，索性开现场办公会。
1989年7月，习近平（右一）在下党乡召开现场办公会。（图源：《习近平在宁德》）
一张桌子，三把椅子，一块从村民家里拿来的床单，就拼成发言台。习近平跟杨奕周说，你坐中间，我们两个坐在边上，听你讲。我们尊重基层同志，你就放心大胆地坐在当中，讲给我们听。
条件简陋，办事麻利。下党干部百姓现场反映的问题，习近平当即交办给同来的地县各部门同志，要求限时解决。
1989年7月，习近平（左一）在下党乡调研期间，深入田间地头考察农业。（图源：《习近平在宁德》）
就这样，整整一天，往返14个小时，直到晚上8点多，一行人才回到县招待所扒了口饭。
从下党回寿宁路上，有位干部问习近平：“实在太累了。你身体吃得消吗？”
习近平答：“这点苦不算什么”。他知道明代著名文学家冯梦龙曾在寿宁当过知县，从苏州赴任寿宁，路上走了大半年。“为官都想当舒服官，那还不如封建时代的士大夫呢。”
第二天一早，在寿宁县政府，习近平主持会议，就寿宁县和下党乡建设工作现场研究、现场拍板。会上，他提出，下党乡的发展建设要优先考虑，让各部门负责人或代表表态。你拿多少钱，他拿多少钱，现场就定。
会开完，资金筹了72万元，用于下党乡水电照明和公路建设，这在当时可是一笔巨资。为支持下党建设，大家拼了全力。有部门领导打趣：“习书记啊，我们把口袋里的‘毛’都拔拉出来啦！”
“下党这个地方，我来了一次，一辈子都忘不了。 ”习近平说。 1989年7月26日、19 96年8月7日，习近平又两进下党，协调解决建设发展难题。
多年后，已是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习近平依然数次忆及下党，忘不了“那一碗绿豆汤、那一杯草药茶”。他说：“我在中国福建省宁德地区工作，我记住了中国古人的一句话：‘善为国者，遇民如父母之爱子，兄之爱弟，闻其饥寒为之哀，见其劳苦为之悲。’至今，这句话依然在我心中。”
文、配音/静玄
编辑/绫波
制图/少鹏
资料来源/人民日报、新华社、《习近平在宁德》、《习近平扶贫故事》、《摆脱贫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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