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二、三十年，平台经济从打通供需两端入手，以最大程度削减传统流通中介环节起步，开始了自身的发展之路。从取代传统中介到衍生新经济形态，再到培养自有生态，平台经济的每次跃升都带来巨大的体量拓展，将更多、更广阔的生产要素融汇起来。无数小微企业从中寻得商机，消费者多样化、多层次的需求得以满足。
伴随着平台经济的茁壮成长，却出现了一些有悖公平竞争的行为。无论是“二选一”式垄断，涉嫌不当的促销手段，还是变相压榨商品供应方，这些都是平台经济资本逐利缺乏约束后所呈现的现象。这样的情况下，规范平台经济、加强市场监管就格外必要。
平台经济方面仍存在新机会。一是，平台从消费端向产业端转型，消费互联网红利开始见顶，产业互联网开始逐渐兴起。二是，金融是中国数字平台比较重要的一个创新方向。三是，数字技术通过平台向线下生活渗透，各领域都出现相应的数字平台企业。
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和技术经济研究所所长李雪松表示，疫情发生后，经济增长受到影响，经济结构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数字经济、平台经济是疫情下一个重大的发展机遇。他提出三个观点，一是数字经济背景下，平台企业市场份额、盈利水平和生产率的头部化现象加剧；二是数字经济的发展改变了中国区域结构的布局，下一轮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中各个地区必须抢抓数字经济发展机遇；三是数字经济和绿色经济的发展是中国未来的重大发展方向，挖掘经济增长新动能，推动中国经济绿色平衡发展。
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目前有四个问题，一是“大而不强”，底层技术薄弱有短板，如半导体、操作系统、数据库这些技术。二是产业端数字化转型发展慢。上云率是未来衡量一个国家效率和经济增长潜力最重要的指标，中国的上云率不到美国的一半，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目前中国服务业的产业数字化程度高于工业，工业高于农业。发展潜力方面，农业要高于工业。三是国际化发展严重滞后。未来要进一步打通数字化，通过消费端、支付端向全球拓展。积极参与国际规则的构建，就如同创建世界贸易体系、世界金融体系一样，未来一定要创建世界数字规则，否则对中国、对全球的经济发展都不利。四是数字经济治理，这是世界性难题。数字经济对世界各国都带来各种各样的治理挑战，这不是中国单独面临的问题。
平台经济应当发展与规范并重。规范是为了更高质量的发展，反垄断并不是反对企业的市场支配地位，而是反对企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反垄断不仅仅反市场垄断，还反行政垄断。要加快健全市场的准入制度、公平竞争审查制度以及预防和制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的制度。
重点要从发展消费互联网转向发展产业互联网。产业互联网发展方面，要丰富中小企业的数字化服务供给，充分发挥平台企业或行业龙头企业在建立产业互联网中的独特优势。加大对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支持，继续完善数据的规则，鼓励企业建立共建、共享、共生的产业互联网思维，鼓励互联网企业参与数字社会的建设，通过这些措施加大发展产业互联网。完善数字创新体系，发展数字核心技术，一方面继续加大基础研究的投入，强化基础研究，构建全面的人才培养体系，建立更畅通的产学研机制，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另一方面要充分利用资本市场，引导资本流入关键技术领域。
头部企业的创新也有正外部性，但其正外部性首先要服务于利润最大化以及专利的保护，并没有国家实验室和大学的创新正外部性强。此外，数字经济背景下，现在的创新有一个重大变化，即跨国合作创新产生的专利占比明显提升。在科技自立自强的背景下，我们还必须高度重视开放创新。
要规范平台的运行规则，完善平台的治理体系，实行合理的市场准入规则，建立科学的监管体系以及多元立体的共治格局，深化数据安全政策，以及探索数字平台内外协同的治理格局。规范管理数字平台的手段，加强使用法治规范方式，一方面要重视典型案例的引导，防止平台的机会主义现象，另一方面要推动数字平台管理的法治，避免运动式执法，警惕行政权力的滥用，规范执法。
“各国都在构建面向数字时代的规则框架。如何使用我们的独特体制优势，根据产业发展情况、经济发展状况制定出适合我国的面向数字时代的数据规则框架，这是我国未来五至十年数字经济领域以及整个宏观经济面临的非常重要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