鄙号“荐书”栏目曾推介过一书，作者是英国谢菲尔德大学的蒂姆·伯克黑德教授（Prof. Tim Birkhead），曾有幸参与翻译的亦出自他之手。蒂姆教授是自己非常喜欢的一位作者，他总能如抽丝剥茧般将人们对于鸟类学重要研究领域的认知历程娓娓道来，带领读者去经历一段段奇妙的旅程，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今年，蒂姆教授又将有新作问世，从书名来看会是从更大时间尺度上探讨我们人类与鸟类之间的关系，想必会不出所料地同样值得期待。
蒂姆教授在《 鸟的智慧 》的序里面举过个例子，他在波兰参与一次国际合作野外研究项目时，向在场同行发起了一个小调查：你认为谁是最有影响力的鸟类学家？
结果显示，大家在做出选择的时候都显得特别具有爱国情怀，英国人选了 （David Lack 1910-1973），美国人则选了 恩斯特·迈尔 （Ernst Mayr 1904-2005），德国人选的是 埃尔温·施特雷泽曼 （Erwin Stresemann 1889-1972）。对了，迈尔出生于德国，1931年移居美国，年轻时的他正是在施特雷泽曼的指导下走上了鸟类学研究的道路 。
或许您多少听过，大卫·拉克被后人尊为“演化生态学之父”，而恩斯特·迈尔更是被誉为“20世纪最伟大演化生物学家”或“20世纪的达尔文”，可施特雷泽曼是谁？怎么就跟前面两位大佬相提并论了呢？
青葱岁月
埃尔温·施特雷泽曼于1889年11月22日出生于德累斯顿，他父亲经营着一家药店，全家的生活倒也四平八稳。他父母非常看重子女的教育，埃尔温和自己的三位姐妹一起在家接受有位英国家庭教师的督导，儿时奠定的语言基础也为他日后的国际交往埋下了伏笔。
年轻的埃尔温（箭头所指）与同学们的合影，引自Nowak 2018
埃尔温从小就对大自然及鸟类感兴趣，到他二十岁左右时已经开始抓住一切机会去见识外面的世界。1907年，他跟随一位探亲的同学去了莫斯科，在附近的乡村采集了一些猛禽的剥制标本带回国。随后，他在德国鸟类学会（Deutsche Ornithologische Gesellschaft ，DOG）的年会上向参会者们展示了这批标本，至今这些标本仍保存在柏林自然博物馆。
虽说对鸟类抱有格外的热情，但在职业道路的选择上，埃尔温却不得不遵从父亲的意愿于1908年到耶拿（Jena）去学医。第二年，他就转到慕尼黑的医疗机构开始了实习。作为当时巴伐利亚王国的首都，慕尼黑也是当时欧洲的鸟类学研究重镇。在这里，年轻的埃尔温与巴伐利亚国立博物馆的鸟类学家卡尔·赫勒梅尔（Carl E. Hellmayr）建立起了联系，并在后者的指导下开始从事鸟类研究。当时的鸟类学几乎可以就等同于鸟类分类学，但埃尔温却并未局限于此，而对新兴的研究方法抱有浓厚兴趣，比如他去了东普鲁士的罗西腾环志站（Rossiten，世界上第一个鸟类环志站，今俄罗斯加里宁格勒州境内）学习当时饱受争议的环志技术。
渐渐地，在欧洲游历的经历已不再能够满足埃尔温，他向往着更远的旅行，去见识更大的世界。机会总是青睐有准备的人，埃尔温很快便得偿所愿。他被弗莱堡的卡尔·德宁格博士（Karl Deninger）选中，以生物学家的身份参与卡尔组织的第二次南马鲁古群岛（South Moluccas）探险。得到这样的机会令埃尔温兴奋不已，他在稍晚些时候写道：“作为依然单身的我来说，参与冒险必是应有之意”。
为了给去到遥远东方的旅行做准备，埃尔温前往荷兰和英国的博物馆查验标本，好熟悉即将见到的亚洲鸟类。正是在这次旅行中，他在（Lord Walter Rothschild）位于特林的私人博物馆里见到了爵爷本人和鸟类学家恩斯特·哈特尔特（Ernst Hartert），并与二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事实上，埃尔温将哈特尔特视为榜样，后者也成为了他亦师亦友的偶像。埃尔温去世之后，依照其遗愿被安葬在了哈特尔特下葬的柏林达勒姆森林公墓（ Waldfriedhof Dahlem），他们俩还共用了一块墓碑！
埃尔温和哈特尔特的墓碑，引自博客Catching Flies
埃尔温参加的探险队于1910年8月从欧洲动身，当年9月15日抵达新加坡。在等待后续设备运来的过程中，探险队到马来半岛进行了考察，收获颇丰。当年年末，探险队按照最初的计划造访了巴厘岛（Bali）、安汶岛（Ambon）、塞兰岛（Seram）和布鲁岛（Buru）。在为期约两年的考察当中，埃尔温一共获取了超过1200号鸟类标本，为自己后续的研究打下了良好基础。这段亚洲热带的经历也启发了他之后将学生派往海外的做法。
在那个交通尚不发达年月，背井离乡的异国旅行也是充满了各种危险。有两次埃尔温就险些丧命，一次是被风浪从桅杆上刮落，头朝下地悬在空中，甲板上还空无一人，全靠自救才得以脱险。还有一次，埃尔温在塞兰岛接受了当地人的纹身，结果继发伤口感染，差点儿哦豁。
埃尔温在接受当地人的纹身，这次尝试险些要了他命，引自Nowak 2018
不过好歹算是有惊无险回到了欧洲，埃尔温在哈特尔特的指导和举荐下，将自己对南马鲁古群岛鸟类的分类研究发表在了《英国鸟类学家俱乐部通讯》（Bulletin of the British Ornithologists’ Club）第31卷。在这篇论文里面，埃尔温描述了一个新属（Leucopsar），对应的新种则是（L. rothschildi）。为表示对罗斯柴尔德爵爷对自己研究工作的支持，埃尔温用爵爷的姓作为了这一椋鸟科新种的种本名。爵爷后来投桃报李将一个新种蝴蝶献给了埃尔温，没想到竟还引发出了一段不大不小的插曲。
长冠八哥命名文献的截图
曾饲养于马普鸟类学研究所（拉尔多夫采尔部分Vogelwarte Radolfzell，2019年6月之后改为马普动物行为研究所）的一对长冠八哥，从历史沿革上看，这里的前身正是罗西腾鸟类环志站，也就是埃尔温最初学习鸟类环志的地方，缘妙不可言~
随着研究的持续发表，埃尔温在德国鸟类学界的名声渐起，一切看起来正在走上正轨。然而，一场世界大战的腥风血雨却已在不远处虎视眈眈了。
一战经历
随着萨拉热窝的一声枪响，欧洲迅速陷入了战争深渊。然而，跟当时德意志帝国的其他热血青年一样，在高涨的爱国热情驱使下埃尔温主动请缨，在1914年9月就加入了作战部队。他被编入了炮兵，主要的职责是操控系留的热气球为矫正炮击的弹着点提供观察数据。因为位于后方相对安全的地方，埃尔温便利用待在气球上的机会观察鸟类，通过军用测距仪来收集鸟类飞行高度的数据。同时，他还抓紧部队驻扎换防的机会观察附近的鸟类和采集标本，真真是“身在军营心在研究”。
身着戎装的埃尔温，引自Nowak 2018
然而，战争越来越展现出其残酷的本质，在经历了如“凡尔登绞肉机”这般的地狱考验之后，埃尔温们也渐渐从开始时的狂热冷静下来。1916年，他在回国休假时跟南马鲁古群岛探险时的领队卡尔·德宁格博士的妹妹伊丽莎白（Elisabeth Deninger）结了婚。婚后，他被调到了意大利前线作为战地摄影官。其后不久，他就遭遇了一场事故，导致了严重的腿伤而被送回后方。这次不幸或许救了埃尔温的命，让他活到了战后，而卡尔则战死在了意大利。
德国投降之后，官至中尉的埃尔温终于回到了慕尼黑与妻子和女儿团聚。大难不死，或有后福？
短暂和平
一战的结束也标志着德意志帝国的垮台，彼时的德国进入了魏玛共和国（Weimar Republic）时代。埃尔温想要重拾自己被战争中断的鸟类研究事业，但是又谈何容易呢。身为战败国，在当时的欧洲德国人并不招受待见，去往英国拜访哈特尔特和罗斯柴尔德爵爷一时半会儿是不太可能了。学界对德国同行的态度也一样令人沮丧，英国鸟类学会竟然做出了开除所有德国会员的决定。
没有别的办法，埃尔温只能一边先在慕尼黑大学读个博士，一边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工作机会。他最终以对一批来自巴尔干地区的鸟类标本的分类研究完成了自己的博士论文。差不多是论文快写完的时候，战前结识的 威利·库昆塔尔 教授（Willy Kükenthal）抛来了橄榄枝。这位教授已经是腓特烈-威廉大学动物博物馆（即后来的柏林自然博物馆）的馆长了，正在主持编写《 动物学手册 》（Handbuch der Zoologie），他邀请埃尔温来完成鸟类卷的工作。埃尔温展现出了自己在写作上的惊人效率，他于1920年3月提交了博士论文，当年5月就交给库昆塔尔教授试写的鸟类卷章节。后者对埃尔温的效率和高质量写作印象十分深刻，一字不改地就接受稿件。
教授的认可对埃尔温来说自然是极大的赞誉，但远水解不了近渴，战后的就业现状实在萧条。手里日渐拮据的埃尔温甚至动了移居到马鲁古群岛的念头，想要去开一个私人的研究站，学医的伊丽莎白也支持这个想法，表示可以去当一名海岛医生。 如果施特雷泽曼家真搬到了东南亚，后面的鸟类学史恐怕就要重写了。
天无绝人之路，1921年3月末，正处在焦虑之中的埃尔温收到了库昆塔尔教授从柏林发来的一份电报，表示愿意在博物馆给自己提供一个职位。半个月之后，埃尔温正式到柏林工作，他不仅开始着手整理馆藏标本和图书资料，也担任起了《 鸟类学月报 》（Ornithologische Monatsberichte）的编辑，从而被越来越多的德国同行所熟悉。
埃尔温的努力逐渐得到了大家的认可，1922年他被选为了《 德国鸟类学杂志 》（Journal für Ornithologie）的编辑，这份创办于1853年的刊物是世界上历史最为悠久的鸟类学期刊，能被委以编辑重任自然也是一份荣誉。埃尔温也确实对得起这份信任，正是在他的治下《德国鸟类学杂志》吹响了鸟类学研究革命的号角。那个鸟类学约等于分类学的时代逐渐走入历史了，更多关于鸟类生态、生理、分布等方面的研究内容开始成为刊发的主角。
埃尔温还被选为了德国鸟类学会的秘书长，并在这个位置上一直干到了二战结束。儿时打下的英语基础开始发挥作用，他开始积极地与德国之外的鸟类学界同行联系，突破战后外界的敌意和孤立，很快美国鸟类学家 詹姆斯·查平 （James P. Chapin）和英国鸟类学家 （Richard Meinertzhagen）先后来访柏林。而在出国旅行重新变得可能之后，埃尔温也先后访问了瑞典、丹麦和英国，并在1924年年末再次见到了偶像哈特尔特。
在野外采集标本的哈特尔特，引自Nowak 2018
阴云密布
好像似乎一切都在变好了，然而魏玛共和国内部却开始了暗流涌动。“凡尔赛和约”的屈辱和重压之下，德国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日益高涨，关于“犹太人背后捅刀子”的阴谋论也渐渐大行其道。通过下面这个例子，或许能感受一下当时的诡异气氛。
1926年9月，有两家德国的民族主义报纸刊发了社论，猛烈抨击当时的外交部长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Gustav Stresemann）。理由嘛，很简单。在《国际昆虫学杂志》（Internationale Entomologische Zeitschrif）上有人发表了一个蝴蝶新种（Papilio stresemanni Roth.），火眼金睛的报纸编辑们认定Roth.是犹太名字罗斯柴尔德（Rothschild）的缩写。考虑到古斯塔夫一向秉持的自由主义温和对外政策，这不就是他屁股歪了的铁证么！要不一个犹太人为什么平白无故要用我们外交大臣的名字来命名新种蝴蝶呢？！
埃尔温一看差点儿笑出声来，罗斯柴尔德你们是没猜错，但这里的stresemanni 正主是我好伐。原来，他1911年在塞兰岛的高山里采集到了Papilio stresemanni 的模式标本，并将其赠予了英国的罗斯柴尔德爵爷。作为亚洲鳞翅目分类的大牛，爵爷经过仔细的研究，发现这是一个未曾描述过的新种，于是就以埃尔温的姓来命了名。这本是一段英雄惜英雄的佳话，没想到却成了喷子们扣向外交部长的大黑料...
埃尔温随后在报纸上撰文说明了这个新种命名的由来，针对外交部长的这场荒诞攻击也就渐渐平息了下来。虽说都姓施特雷泽曼，埃尔温跟外交部长并没有亲戚关系，他是凭着良心站出来仗义执言的。顺道说一句，这位古斯塔夫力主法德和解，1926年跟法国外交部长白里安一道获得了当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唉，只可惜要经历又一次的残酷大战之后，法德两国才真正地走向了和平。
发现迈尔
事实上，短命的魏玛共和国（1918-1933）时期是埃尔温在学术上取得最好成就的日子，他也是在这期间发现了自己最为得意的门生—— 恩斯特·迈尔 。迈尔出生在巴伐利亚肯普滕（Kempten）的一个医学世家，受父亲的影响，他从小就对鸟类特别痴迷。跟埃尔温和其他千千万万的德国家庭一样，迈尔家也承受了一战带来的巨大痛楚。父亲战死，原本富足的家庭也遭受重创，尚处年少的迈尔不得不随家人搬到了德累斯顿（埃尔温的老家）。
好在家庭的重大变故并没有折损迈尔对于鸟类的兴趣，1923年3月23日，他在家附近的湖中记录到了一只 红头潜鸭 （Aythya ferina）。据当时的记载，1845年之后在萨克森州就再没有记录到过红头潜鸭，这就被一个初出茅庐的无名小伙给碰上呢？迈尔的这个记录在当地观鸟俱乐部引发了激烈的争论，支持和反对的声音不相上下。眼看着这么僵持不是个办法，迈尔当时的观鸟导师鲁道夫 · 齐默尔曼（Rudolf Zimmermann）出个主意，让他去见见自己的同学埃尔温，听听这位鸟类研究的专业人士的看法。
就这样，年仅19岁的迈尔就在自己前往医学院报到的机会，顺道去柏林自然博物馆见了埃尔温。一只红头潜鸭，开启了两位最重量级德国（裔）鸟类学家维持终生的缘分。迈尔对于鸟类的热情和已掌握的知识，给埃尔温留下了深刻印象，他随即建议年轻人可以在假期的时候来博物馆做志愿者。
到了医学院放假的时候，迈尔果然如约而至。不知道是出于考验，还是其他什么原因，埃尔温在第一天就交给迈尔一堆旋木雀的标本，要他将混在一起的 旋木雀 （Certhia familiaris）和 短趾旋木雀 （C. brachydactyla）分开。这两种是出了名的不好分辨，在过去曾长期被视为同一种，直到人们对其鸣声有了更多了解以后，才认为应当分立两种。
短趾旋木雀（左）和旋木雀（右）翅上的区别特征，分清楚了没？
一般人可能需要花上两三天仔细测量之后才会做出判断，结果往往还不一定理想。而当天年轻的迈尔只用了半个小时就将分好的标本交还给了埃尔温，还几乎全部正确！眼前的这个小伙子令埃尔温刮目相看，同时他还给出了自己的强烈建议：还学什么医啊？你天生就适合搞鸟类分类！
就这样，迈尔开始了自己弃医从鸟的生涯。埃尔温也在后来就争取到了资助，送迈尔前往新几内亚进行考察，并且指导了他的博士论文。这一老一少之间亦师亦友的情谊一直保持到了埃尔温去世。
20世纪最伟大的三位鸟类学巨擘同框：前排左-恩斯特·迈尔，前排右- ，后排中（戴眼镜者）-埃尔温，摄于1962年在纽约举办的第13届国际鸟类学大会，引自Nowak 2018
二战癫狂
除了发现迈尔这么个天才学生之外，二战前属于埃尔温的高光时刻当属1934年7月在英国牛津召开的第8届国际鸟类学大会。在上一届于荷兰阿姆斯特丹举办的大会上经由罗斯柴尔德勋爵提议，埃尔温被选为了第8届的大会主席，届时他也不过才45岁。
除了主席的身份之外，会上还有几件事值得埃尔温骄傲。一来他耗费了多年心血的鸟类卷在大会召开前终于完成，在国际同行面前有了一份相当拿得出手的著作。尽管是由德语写作的，依旧获得了不错的销量。其次，大会以他用德语做的报告开幕，埃尔温在一个小时内精要概括了国际鸟类学大会自1884年创立以来鸟类学的发展历程。会议期间，他又能够用流利的英语跟各国来宾谈笑风生，考究穿着的绅士派头丝毫不输于东道主英国人。
第8届国际鸟类学大会期间的出游，最左边着西装者就是埃尔温，引自Nowak 2018
美好总是短暂。1934年的德国，希特勒已经上台了。在跟迈尔的通信中，埃尔温也表达出了对于未来的担忧，他认为希特勒第三帝国的种种举动终会毁了德国。作为《德国鸟类学杂志》的编辑，埃尔温不得不出席由戈培尔主持的会议，接受有关出版行业的整训。回到博物馆里的气氛还算融洽，大家甚至时不时会开一开当权者的玩笑，然而随着身边穿着冲锋队、党卫军制服的年轻人越来越多，时代变了的讯号也愈发地明显。
不得不说，埃尔温的有些表现确实有令人费解的地方。一方面，正如跟迈尔交流的那样，他对纳粹政权持批评态度。在跟查平的信里面，他也提到“我们这些打过仗的人明白战争是多么的毫无意义”。可是另一方面，他又对合并奥地利和吞并苏台德地区这样的变化表示支持。事实上，多半是出于对他的保护，1935年美国有机构为埃尔温提供了职位，希望他能到大西洋的另一侧工作，但是却被他婉拒了。
然后，战争爆发了。面对德军在战争初期的势如破竹，埃尔温甚至一度为之感到欢欣鼓舞。1941年2月，尽管已经51岁了，埃尔温还是作为后勤军官被征召入了伍，先后被派往了希腊、意大利和法国。这期间，他时不时会收到一些身陷德军战俘营的国外鸟类学同行发来的求助信息，埃尔温总会尽可能地为这些同行提供帮助。 提到过的英国战俘约翰·巴克斯顿（John Buxton 1912-1989）和乔治·沃特森（George Waterson 1911-1980）就收到过埃尔温寄来的文献和鸟环。不难想象，埃尔温的这些“通敌”行为在那个时候是要冒风险的事情。
人就是这么复杂的存在。
1942年底，埃尔温正式退役回到了柏林，他仍想到博物馆继续从事研究，然而此时急转直下的战况让工作和生活都变得愈发艰难。即便如此，在他的组织领导之下，还是在1943年6月召开了当年的德国鸟类学会年会。更为奇特的是，在这次会议上丹麦鸟类学家 费恩·萨罗蒙森 （Finn Salomonsen，犹太裔）被提名为了学会的通讯会员。这之后，埃尔温某次发现自己有个学生在抱怨为什么犹太人会被选为学会的通讯会员，不由得为自己的命运开始捏了一把汗。这种担心在博物馆的同事被盖世太保带走之后，就更是让人胆战心惊了。
与惴惴不安的人相比，博物馆所遭受的损失就是实打实的了。1943年11月22日和23日连着两晚的盟军轰炸，博物馆的部分建筑和藏品毁于一旦。花费了埃尔温大量心血完成的鸟类卷存世的并不多，大部分消失在了战火之中。埃尔温的第二任妻子带着孩子躲了出去，他自己则藏在家里听着外面呼啸的炮火声捱过了战争的最后时光。
柏林自然博物馆外墙上的弹痕至今依然明显
墙的两边
度过了战后最初的混乱，埃尔温又回到博物馆开始工作了。不过，现在的状态很是微妙，他住在西柏林美军占领区，但博物馆却位于东柏林苏军占领区，每天步行往返就需要三个小时。往复穿行于柏林城的断壁残垣，他以惊人的毅力和效率将博物馆带回正轨，到1945年10月馆长曾经的书房就恢复使用了。
与国内外同行们之间的联系也开始陆续恢复，几乎所有幸存下来的德国鸟类学会会员都再次跟埃尔温这个秘书长取得了联系，巴克斯顿来信对他在战俘营期间提供的帮助表示感谢，差点儿惹来麻烦的萨罗蒙森也来信诉说了德军占领下提心吊胆的生活，而一直牵挂着埃尔温的迈尔和查平也从纽约发来了问候。迈尔还动用自己的影响力，在美国发起了为生活窘迫的德国同行们募集食品的活动。
随着冷战铁幕的徐徐拉开，东西德的建立，生活在西柏林，工作在东柏林的埃尔温不自觉地又处在了一个有趣的位置——成了东方阵营和西方阵营为数不多可以正面接触的地方。他治下的《德国鸟类学杂志》于1951年复刊，同时接受刊载来自柏林墙两侧鸟类学家们的投稿。也是在这一年，他关于鸟类学史的德语著作《 自亚里士多德以来的鸟类学 》（Die Entwicklung der Ornithologie von Aristoteles bis zur Gegenwart）正式出版。没人知道在战后最初那段缺少食物、照明、取暖等生活必需品的艰难岁月里，是什么支撑着埃尔温完成这样一部，也是第一部系统梳理鸟类学发展脉络的作品。或许，经历了德意志帝国、魏玛共和国、第三帝国和两德分治这些起伏跌宕，沉浸在历史的长河里能多少从现实中的烦扰里抽离出来一下吧。
1957年5月，埃尔温迎来了一位中国客人，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的 郑作新 博士（Cheng Tso-hsin）。实际上这不是他第一次跟中国同行打交道了，早在1930年他就在《德国鸟类学杂志》上发表了关于中国广西鸟类研究的论文，所依据的标本源自国立中山大学在1928年开始的大瑶山考察。他笔下的Prof. S. S. Sin应该是指的 辛树帜 先生吧，正是先生主持了大瑶山的考察。此外，中国鸟类学的先驱 任国荣 先生（Yen Kwok-Yung）早年游历欧洲各大博物馆，想必也一定跟埃尔温有过交集，任公论文的致谢里也确实经常提到Stresemann。
郑作新先生的这次出访，主要是查看前苏联和东德博物馆内保存的中国鸟类标本，为他的中国鸟类分布目录第二卷雀形目搜集资料。他造访埃尔温的时候正好遇到了前苏联鸟类学家博辰库教授（Prof. L. A. Portenko）、美国鸟类学家（Charles Vaurie 1906-1975）也在柏林自然博物馆查看标本，于是留下了下面这一张珍贵的照片。冷战时期来自两大阵营的学者坐在一起，其乐融融，令人感慨良多。
居中着黑色西装者为埃尔温，他右手边是沃里，再右是郑作新先生，左手边年轻人边上的年长者是前苏联鸟类学家博辰库，其余三位都来自德国，引自Nowak 2018
这一次到访还促成了直接的合作成果，1961年郑作新先生跟埃尔温合作了一篇论文发表在《德国鸟类学杂志》上面，可能也是对 蓝鹀 （Emberiza siemsseni）这个我国特有鸟种最早的繁殖报道之一了。
埃尔温领导下的柏林自然博物馆在整个上世纪50年代都扮演着国际鸟类学交流领域的重要角色，直到1961年8月柏林墙的突然出现使他正式退休之后，他仍然经常回到博物馆里的办公室工作、与同行见面交流，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
埃尔温在柏林自然博物馆书房/办公室里的留影，引自Nowak 2018
最后，让我们回到最开始的那个问题，埃尔温·施特雷泽曼是谁？
他从1921年开始，直到1961年退休都在柏林自然博物馆工作，如前所述，退休后他仍然坚持回到博物馆工作（即便需要穿过柏林墙）。他从1922年至1967年都担任德国鸟类学会的重要职务，先是秘书长，1949年后成为主席，1967年后荣获名誉主席的身份直至去世。从1922年至1961年退休，他一直担任《德国鸟类学杂志》的编辑，使得这份杂志成为了鸟类学革命的旗手。同样的变化，在英国则要等到1942年拉克开始经手《 英国鸟类学会会刊 》（The Ibis）之后才开始发生。从1927年至1934年，他主编完成了《动物学手册》鸟类卷，在书中系统整合了鸟类生活史、生理学、形态学、生态学等方方面面的内容。终其一生，埃尔温发表了近700篇论文，以他名字命名的鸟类超过20种。自始至终，他都不遗余力地提携后辈，先后指导了30名博士生。
迈尔在给恩师所写的讣告里有这一句话：“施特雷泽曼的同辈人当中没有谁像他那样对于鸟类的研究，以及作为生物学领域重要组成部分的鸟类学的发展产生过如此巨大的影响”（None of his contemporaries had as great an impact as Stresemann on the study of birds and on the development of ornithology as an integral part of biological science）。
参考资料
程路明. 2013. 恩斯特·迈尔：达尔文的使徒. 自然辩证法通讯 ，35 (3): 112-119, 128.
蒂姆·伯克黑德[著]，任晴[译]. 2019. . 北京：商务印书馆.
Birkhead, T. 2018. Stresemann’s History of Ornithology.
https://americanornithology.org/stresemanns-history-of-ornithology/
Haffer, J. 2007. Ornithology, Evolution, and Philosophy: The Life and Science of Ernst Mayr 1904–2005. Springer-Verlag Berlin Heidelberg.
Mayr, E. 1973. Obituary: Erwin Stresemann (22 November 1889-20 November 1972). Ibis , 115: 282-283.
Nowak, E. 2018. Biologists in the Age of Totalitarianism: Personal Reminiscences of Ornithologists and Other Naturalists. Cambridge Scholars Publishing（原书是德文，此为英译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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