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0年之前，我对清代的历史其实没有很多的兴趣，即使是看清代为背景的电视剧也就是用互联网搜索下剧中主角是不是有历史原型。
接触到一些思想极端的人，他们用不友好的语言攻击满族人和清朝，我虽然不是历史学家但也是一位有良知的中国人，我知道少数民族和汉族一样是中国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不能散播破坏民族团结的内容，因此我去查了《清史稿》不过有人说《清史稿》未定稿有些内容不一定是史实，所以一直在找《清实录》。但是找了四年也没找到《清实录》一直到两年前我才通过一位百度网友
一次付费下载以及部分史料的免费公开，我发现《扬州十日记》里面说的事情是假的，因为清朝入关之前扬州本身就是闹旱灾，不仅仅是很多人逃荒去了而且满语是皇太极发明的，很多北方汉人还不知道满语咋说的，而《扬州十日记》却造谣说扬州商人听懂两个满族兵说的话稍微用脑子想想就知道是造谣的，因为1645年的时候不同地方的汉人都不了解彼此的方言，何况对陌生的满语？
一些自媒体作者说扬州十日是因为汉人反对剃发令这就更加胡扯了，入关之后的剃发令是多铎去了南京的第三天才颁布的，而扬州在长江的北边，那时候还没有颁布剃发令。
而且清朝入关之前和多尔衮摄政时期是没有杀敌奖励的，多杀人对建设不利，多铎也是一个比较仁厚的将领。
天聪五年的时候多铎给皇太极提意见敢说用贪官污吏去审问案件只会让案件越审问越不公平， 官员利用自己的权利去欺压百姓和奴仆是不义之举对国家不利。
天聪九年的时候皇太极曾经谴责明军杀良冒功，皇太极亲自写信给崇祯让崇祯议和。
崇德八年的时候的多铎曾经给皇太极上奏章要皇太极停止战争，发展农业释放俘虏恢复经济生产。
我发现晋江潇湘的人都有写和多铎有关的小说 我试着写了几个起初并不想写顺治的后宫，从我发现静妃是被电视剧抹黑的之后我才写了《戏说顺治》。
我写完《戏说顺治》之后我发现我没有了解陈名夏和陈之遴的人品。
我不确定我以后还会不会再写一个。
后来我看了胥渡吧的配音，这让我决定去研究清代历史然后我自己阻止人写剧本做配音。
很多人赞同我这个想法但是我目前还没有找到能和我一起配音的朋友。
历史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尊重客观的历史研究而不是因为历史看法不同而互相谩骂。
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
研究生非学位课程试卷
专 业 学科教学(历史) 方向
考试科目 扬州地方文化 第 一 学期
研究生姓名 李艳 学号 MZ(12008)
试论扬州盐商的社会影响
社会发展学院 学科教学(历史) 李艳(MZ12008)
摘要:在古代扬州历史上, 盐业始终是一个支柱产业, 它直接影响到扬州城市的发展。形成于明中叶衰落于清末民初的盐商曾在扬州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产生过巨大影响。清朝时期，两淮盐税收入占全国财政总收入的1/4左右，对扬州经济作出重大的贡献，同时孕育出扬州书院、扬州八怪、扬州园林等知名文化品牌，这些文化品牌又铸造了扬州盐商的人文精神，推动了盐业经济的增长。
关键词：扬州盐商；政治影响；经济；儒商；青楼文化；园林
一、盐商起源与发展
“扬州繁华以盐盛”，其发轫期远可追溯到2100年前的西汉吴王濞时期。“濞则招致天下亡命者盗铸钱，煮海水为盐，以故无赋，国用富饶。”（司马迁《史记·吴王濞列传》）而从隋炀帝开凿京杭大运河以来，扬州逐渐形成南北交通的枢纽和全国财货的集散地，成为盐运漕运的重镇。唐代后期统治者鉴于相对稳定的南方经济开始超过北方，全国经济重心逐渐南移，因而重视东南海盐生产，其重臣良吏第五琦、刘晏相继担任盐铁使，先后制定榷盐法和整顿盐法，整改为民制、官收、商运、商销，尤以刘晏的改革破除积弊，简化盐税征收办法，减轻了商人负担，促进了盐的流通，两淮盐区食盐生产的极大发展奠定了它在全国食盐生产中的重要地位。而自明嘉靖、万历以后，随着商品流通领域扩大，经济活动频繁，扬州也开始了新的振兴，出现了继汉唐以后的第三次繁荣。明代万历年间进行盐制改革，新的盐法制纲盐制的推行，使盐商们携家带口驻足扬州，扬州成了他们的第二故乡，扬州盐业经济又步入一个重要阶段。清承明制，清政府尤给予盐商种种优惠，盐业获利丰厚，积聚了大量商业资本，两淮盐商“以盐富”，因而在清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最为显赫，形成为除广东行商、山西票商以外全国又一大的商业资本集团。
清代中叶，扬州更是两淮盐漕运输的一大都会，设有两淮盐漕察院和两淮盐运使司，众多盐业商总寓居其地，财力人力物力之厚，富甲天下。清代两淮有30个盐场，所产之盐集中到扬州，行销苏、皖、赣、湘、鄂、豫六省，皆富饶地区。扬州位于长江、运河交汇点上，清廷设两淮巡盐御史衙门和两淮盐运使司衙门于此，前者由皇帝心腹主持，后者由三品大员开府。据《两淮盐法志》，乾隆期间两淮每年食盐吞吐量为1525900余引(每引一般为300～400斤)，成为康乾盛世最重要的经济支柱。
扬州盐商的私人财产亦很庞大，堪称富可敌国。盐商大户主要有陕帮、晋帮、徽帮，并在清代迎驾“以布衣上交天子”，(道光《歙县志》卷9)。高宗目睹江春实力，惊叹:“盐商之财力伟哉!”其时“扬州盐商豪侈甲天下，百万以下者谓之小商”。乾隆37年国库总资产为780余万两白银，两淮盐商的总资产，亦达7000～8000万两。汪喜孙《从政录》卷2、《姚司马德政由叙》、《扬州画舫录》和若干著述，对两淮盐商与扬州经济息息相关的状况及盐商所操盐业曾产生的巨大作用和影响，都有不同程度的揭示。
嘉庆、道光以后，两淮盐业急剧衰落。两淮盐商走向衰退的原因包括很多方面，既缘于盐商本身大量奢侈性的消费造成入不敷出，又由于封建官府的无厌搜括，盐引制的弊端和盐业制度的变革，鸦片输入的冲击，社会动荡的打击，海岸线的东移等多种社会和自然因素的交织。最根本的原因则在于纲盐制所赋予的世袭和垄断权利的取消。两淮盐商“属于一种封建性的商业资本，由于脱离了生产过程而极其游移不定，一旦封建专卖权利被剥夺，它就必然变成无本之木，而趋于衰亡”。清朝道光年间，随着政局颓败，盐业凋敝，内外交困，税课无着，清政府不得不结束同两淮盐商的漫长蜜月，忍痛放弃盐专卖制度。两淮盐商终于全面破产了。
二、盐商与封建政府的关系
两淮盐商是清政府的财源所系。乾隆年间，两淮都转盐运使司辖3个分司，23个场。在当时全国的11个盐区中，两淮盐区为最大，产量也最高。每年运销170万引左右，几占全国所有盐区额定行盐总数的1/3。其销地最广，包括鄂岸武昌、汉阳、黄州、德安、襄阳5州，湘岸长沙、岳州、常德、衡州4府及澧州，赣岸南昌、饶州、南康、九江、建昌等10府，皖岸安庆、池州、太平、宁国4府，及和州、江宁府7县，扬州及高邮、宝应、天长、泰兴等地都是淮盐额定销地。如此两淮盐商每年可赚银约1500万两，上交盐税约600万两，占全国盐课60%左右。据孔鼎臣《论盐》中统计，也可看出两淮盐商行盐总额和上缴政府课银占全国应缴份额的比重均相当大。清中期时全国9个主要产盐区共额定行盐总数为540万引，淮南淮北额引为168万余，约占31%；全国盐课总额为982万两税银，两淮课银为607万两，约占62%。“盐课居赋税之半，两淮盐课又居天下之半”，足见其盐业经济“损益盈虚，动关国计”。（李发元《盐院题名碑记》）
国家每有重大军事行动，或大灾大赈，或河防工需，或巡幸典庆，扬州盐商以“捐输”、“报效”为名，向封建政府提供几十万，甚至数百万银两。自清初开始，在清兵攻占扬州城后，扬州盐商汪文德，为了自身的利益，带领其弟汪文健亲自至豫亲王多铎军营中，拿出了三十万两白银赏清军。再如大盐商江春，“嗣为商总，系两淮盛衰者垂五十年。乾隆中，每遇灾贩、河工、军需，百万之费，指顾主办，以此受知高宗纯皇帝”。其助修河、赈灾以及朝廷在台湾设防军费等七项捐输即达1120万两。
据嘉庆《两淮盐法志》的记载，自康熙至嘉庆，捐输次数和银两数越来越多和大，自乾隆13年征讨大金川开始到乾隆60年镇压湖南石三保苗民起义，扬州盐商因军需之捐，多达八次之多，总计银一千三百一十万两。雍正5年，淮商黄光德等捐银二十四万两，以备内务府公用，到乾隆55年，多的捐输共计十五次，每次多则一、二百万两，少则十数万两，总额达九百五十万两之多。
两淮盐商在对政府作出重大贡献之余，也同盐官相互交结，共同取利。他们甚至通同作弊。有的盐官将贪婪所得之钱交盐商营运，而扬州盐商也乐于“挟其重资交结权贵”，以谋取更大的利益。他们可以在封建官府的庇护下，用压低盐价收购、短秤、掺沙、故意哄抬市价等方法来获取利润。
三、盐商与扬州经济
历史上的两淮盐商所操盐业曾在扬州经济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以盐业为中心的盐商经济，拉动了其他众多经济行业的发展。两淮盐商对扬州城市发展及名都结构布局与地位、性质的最终奠定作用。明代嘉靖以来，特别是清代康乾时期，扬州经济的繁荣，与两淮盐商的投资、特殊需求和“盐商派”逐奇斗富的奢侈消费，有着极大的关系。其突出表现在对建筑业、旅游业、木材业、花木业、粮食业、饮食业、药材业、服装首饰业、化妆品业等工、商贸易行业，与漆器、玉器、刺绣、书画装裱、制花、灯彩、木雕、木器等工艺美术等手工业的资金投入或高档次消费，驱动和推进了这诸多行业的高速发展。
两淮盐业在乾隆朝达到极盛。它在扬州经济行业中所处的决定性地位和作用，可从反面得到证明。嘉庆、道光以后，两淮盐业急剧衰落，盐商大困，与之“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商贸流通领域和众多经济行业也就全面衰退，一蹶不振。其中金融业的衰败首当其冲。扬州大都市风光不再，倒退为中小城市的格局。
四、盐商与扬州文化
扬州文化大体可分为三种形态、三个层次。三种形态即物质形态，如建筑、园林、街巷等；文艺形态，为戏剧、曲艺、书画、工艺等；观念形态，如人文精神、风俗民情等。三个层次，即学术、艺术、技术。不是说其他城市没有这些，但像扬州这样，差不多每个门类都能自成一派、独树一帜的很少。扬州文化和盐业繁盛息息相关，本文中以学术为例加以简单介绍。
清代盐业经济发展到最高峰，支撑国家财政，造就了巨大的儒商集团。他们通过建书院、筑园林、贮图书、行善举等方式支持士人读书，通过组戏班、开诗局、收字画、办文会等方式开辟文化市场。吴、皖、浙诸派巨子皆得其惠，扬州八怪、扬州学派更因之而异军突起，树帜艺林学苑。同时，两淮盐商自身也创造了别具特色的商业文化，以自己的才智、见解和价值取向影响士人的学术研究与文艺创作，创造出清代学术文化的辉煌。胶州高凤翰、淮阴边寿民、宁波陈撰、钱塘金农、宁化黄慎、兴化郑板桥等人到扬州卖画，扬州盐商则成了他们最大的买主，从而培育出巨大的文化市场，郑板桥等人则成为画坛一支异军崛起于扬州，被后世称之为扬州八怪。盐商又延请艺术家住于自己的家中，艺术家为他们设计出精美的园林。
扬州盐商又兴办书院，给教育以很大投入，提高了市民的总体文化素质，造就了一批有影响的学者。旧时书院是为国家培养人才的场所。一般情况下，掌院由地方政府聘任，经费由地方财政拨付。扬州书院在管理体制和经费来源上异于他地:“皆隶于盐官，藉其财赋之余以为养育人才之地，故饩廪之给视他郡为优”(李斗《扬州画舫录》卷5)。安定、敬亭、维扬、广陵、虹桥及仪征乐仪等书院，生员经费亦很优厚，除正项开支由盐政拨付外，盐商个人亦时有资助。如马秋玉于雍正十二年(1734)助建梅花书院，筑讲堂5间、号社64间。汪应庚于乾隆元年(1736)捐资5万金重修学舍，并以113万金购学田，岁入归学宫。江春也“加意于书院、养老院、育婴堂诸事，每发一言，画一本，群商拱手称诺而已”。由于经费充足，待遇优厚，知名学者纷纷前来讲学。王步青、姚鼐、厉鹗、赵翼、杭世骏、全祖望、蒋士铨、王乔林等人先后任各书院掌院。名师执教，高徒辈出。生徒助学经费丰厚，更为其他书院所莫及。
据《两淮盐法志》载，“在院诸生分正课、附课、随课。正课岁给膏火银三十六两，附课岁给膏火银十二两。”当时府学教官俸银仅31两多，书院奖学之举确实给有志之士提供了难得机遇。兴化贫士顾九苞入安定书院，专攻《毛诗》、《三礼》，成为扬州学派起首人物。九苞的表侄任大椿亦入安定书院，业满后考中进士，任礼部郎中、监察御史，协修《四库全书》。江都汪中生于“酷贫”之家，后入安定书院，与掌院杭世骏论学，得其褒奖，终博通《书》、《礼》、《春秋》、《尔雅》，成一大家。江都焦循本极贫寒，亦入书院，终淹通于易学、历算、声训、诗文、戏剧，有“通儒”之誉。“海内无匹”的文字学家王念孙和经学家刘台拱等人亦出于安定、梅花二书院。“安定、梅花两书院，四方来肄业者甚多，故能文通艺之士萃于两院者极盛”。任、顾、汪、焦、王、刘皆为扬州学派重要成员，阮元更成为一代儒宗、扬州学派集大成者。其他著名学者如段玉裁、洪亮吉、孙星衍、王应馨等皆曾于诸书院就读。
扬州盐商对书院教育事业的投入，结出丰硕的成果，至今被人们所称道。其时商人在经济上支持文人，文人也在内功上支持商人，强化商人的竞争能力。扬州书院为盐商子弟培养出一批经世致用之才，有的成为儒商，有的步入仕途。扬州八怪的书画创作、叠石造山，美化了盐商的居住环境，提高了他们的文化品位、社会地位。八怪的代表作家郑板桥在穷困潦倒之时得大盐商马秋玉资助，从而在扬州立足。他看到工商业者的社会作用，便大胆提出改变“士农工商”的社会成员排列顺序，说:“工人制器利用，贾人搬有运无，皆有便民之处”，“而士为四民之末”。(郑板桥《范县署中寄舍弟墨第四书》，载《郑板桥集·家书》)后来他到山东做官，出告示保护各烟行商人的合法权益。阮元遍校群经，任两广总督时积极发展对外贸易，开启洋务之先河。
五、盐商与扬州青楼文化
万历二十五年，王士性在其名著《广志绎》中说到，当时的天下商品集散地有十数处，广陵姬妾竟然也被列入物产土贡之榜，与维扬盐斛、淮阴漕粮等相提并论。这是耐人寻味的一种社会现象。发展到清代，伴随着盐商财力的如日中天，“千家养女先教曲”，更形成为扬州城市的普遍风尚。广陵青楼文化的繁荣，突出表现为“养瘦马”风俗的盛行。
白居易有“盐商妇”诗，曰“本是扬州小家女，嫁得西江大商客”。“养瘦马”一词也出自香山诗，所谓“莫养瘦马驹，莫教小妓女。后事在目前，不信君看取：马肥快行走，妓长能歌舞，三年五载间，已闻换一主。借问新旧主，谁乐谁辛苦”显然，这只是诗歌的“兴体”，殆非实指其俗。撰诸实际，蓄养雏姬，教以乐艺，长大即为人妾，原是江南吴中等地风俗，自宋代已然。明代扬州的青楼习俗，也主要源于金阎。不过，“养瘦马”风俗的形成，应当与大批盐商集聚广陵，有着密切的关系。根据徽州俗例，人到十六岁就要出门做生意。因此，男子年满十二、三岁，就得完婚，然后外出经商，有时需要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才能返乡省亲。绩溪人胡适曾回忆说，徽州当地有“一世夫妻三年半”的俗谚，说的便是这种情形。为了满足长期独身生活的生理需要，新安商人在娶妾、宿妓方面，一反吝啬故习，不惜挥金如土。许多盐贾爆发横财以后，终日花攒锦簇，恣情渔色。
随着徽商财富的急剧膨胀，追芳逐艳的故习，愈益变本加厉。适应这种新的形势，扬州娼家别出心裁地训练雏姬，让她们在待人接物时能掌握分寸，趋侍嫡长，以保证日后闺阃安宁，无嫡庶纷争之扰。故此，维扬姬妾多能自安卑贱、曲事主母。辗转相习，积以成例，于是，扬州姬妾成了纳宠者竞相聘娶的理想人选。“要娶小，扬州讨”，在大江南北尽人皆知。到万历前期，更是蔚然成风，成为举国上下竞相趋逐的时髦风尚。例如，在福州，应试及第的诗书举子，分到江苏做官，首先想到的就是穿湖绸，娶扬妾。甚至连皇帝也没能例外，崇祯的宠妃田氏，便是来自邗上的漂亮女子。朝初年，也曾有朝廷使者奉旨到扬州买女子的传闻。顺治十三年，荷兰使者率随员进京，沿途采风间俗，得知维扬不仅是富庶繁丽之乡，而且因该地美女如云而出名。她们的气度优雅娇美迷人，远胜其他地方的女子。于是，广陵之姬的秀色艳名，也随着尼霍夫的《荷使初访中国记》，而远播域外了。
事实上，早在明代后期，扬州城内每天靠介绍“瘦马”生意谋生的，就有数百人。这些牙婆终日耽于搭桥牵线，忙得不亦乐乎。扬州娼家以此为奇货，市贩各处童女，加意装束，教以书、算、琴、棋诸艺，藉以待价而沽。初买不过十余缗，嫁则高昂其价，多达数百缗。因此，“养瘦马”之风，在扬州愈煽愈炽，“以致四方商贾宦游者，买妾皆称扬州”。万历时人沈德符曾亲眼目击，当时每天由广陵关而出的鼓吹花舆，几乎是日夜不绝。对此，清初官员曾加严禁，痛打、惩革官媒囤户，乡人勒石于小东门瓮城，昭示百姓，但收效却甚微。
六、盐商与扬州园林
在盐商积累巨大财富的过程中，他们也投入大量资金修建住宅，其规模和豪华程度堪称天下第一，其住宅常常与园林相连使两者成为有机整体，这种建筑形式在今天被称为住宅园林或宅园，所谓“园林多是宅”在此得到充分体现。清代的扬州，大小盐商们在城内外筑有62座第宅或别墅园林。盐商园林的规模涌现，一方面，是盐商追求奢华生活、以园馆士的需要;另一方面，更受其“上交天子”、谋求社会地位的驱动。也正因此，扬州盐商园林风格独特，在遵奉疏淡、雅朴的同时，为恭邀宸赏、夸侈斗糜，园林又多仿作“京式”、“宫式”，甚至慕求西方异域风采，显露出浓郁的富贵习气。扬州盐商住宅园林是历史性民居的典型代表，它集建筑、艺术、文化、民俗等为一体，展示了匠心独具的造园方法，珍藏了众多精美独特的地方工艺品，并蕴含了深厚的文化底蕴。扬州保存了大量的盐商住宅，其中少数园林如个园、汪氏小苑等得到了有效地保护和开发，扬州也因此成为联合国人居奖获得城市。
盛极一时的两淮盐商，曾经在扬州历史上写下辉煌而厚重的一笔。虽然其风光早已不再， “成也在盐，败也在盐”，清末民初盐商的破落与解体业已无可挽回。作为一个具有腐朽性、寄生性、消费性和依附于封建统治阶级的阶层，两淮盐商又是集多面性、复杂性和矛盾性而不乏积极。总之，盐商对扬州当时和后世政治、思想、经济、文化及生活习俗等领域深远的影响，是值得人们加以重视和具体分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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