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兰寺遗址贝丘堆积
■增城墨依山遗址商早中期墓葬出土玉牙璋（邓聪教授拍摄）
■增城浮扶岭遗址M305出土竹席、箭镞
■本版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考古广州·寻迹羊城”系列讲座第一讲昨日举行
■收藏周刊记者 潘玮倩
炎炎夏日，草木清幽，羊城故事，细话你知。记者从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获悉，为丰富大家的假期生活，充分发挥博物馆社会教育职能，传承好中华文明优秀成果，该院（馆）推出“考古广州·寻迹羊城”系列讲座，7月30日至8月27日每周六下午3点，资深文物考古人用心用情讲述“羊城故事”。
7月30日，系列讲座的首场“何以广州”的考古学观察——如何理解南岭视野下的岭南文化中心地，在南汉二陵博物馆公众考古活动中心举行。主讲人、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张强禄，以考古发现，为人们解读了新石器时代晚期到西汉南越国时期广州早期文明史的发展历程，藉此理解岭南文化中心地的广州是怎么形成的。
“边缘”和“中心”： 不同视角下的广州
壹
对我们自身的从前、现在和未来的好奇，支撑起探究本源和规划未来的勇气。
张强禄首先和听众分享了考古的独特魅力。他引用布赖恩·费根的话来说，“考古学令人着迷，是因为它不仅能研究最远古的人类起源，更可以研究不断变化的人类和文化的多样性”。
讲座从三个方面次第展开：东亚空间中的南岭、岭南、广州，从考古发现认识早期广州，历史进程选择广州。“何以广州，是个问题吗？生于斯长于斯，我们有无思考过这个问题？”广州，岭南明珠，在空间而言，从大陆看广州、立足中原看广州，她是南方的南方，但是，倘若我们换一个更大的视野，把大陆、海洋以及其间星罗棋布的岛屿看成一个整体，广州的地域位置，就变了一个模样——
“‘区域’‘地域’这些概念，作为一个范畴，在中国研究中常常是从一个陆地上的点或者空间单位去理解的。从这个角度看，广州是一个边缘的地方，不过如果我们从海洋的角度、从海洋与陆地连接的角度去看，广州就是一个中心。”张强禄引用刘志伟在《广州三重奏》中的话语，来说明不同视角下的岭南与广州，出现了从“边缘”到“中心”的转移。
环珠江口区域早期先民的渔猎采集生业方式
贰
三江汇总之地，云山珠水环抱，在用考古发现构建早期广州（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到南越国）之时，我们发现，先秦时期，这片土地上的遗址分布区域集中在两个地方： “两河流域”与环珠江口。这里的两河，指的是流溪河和增江。
为何会集中于此？一张地图为我们解开疑窦。讲座中展示了“全新世中期（距今6000年）珠江三角洲古地理图”，和现在所熟知的截然不同，在6000年前，我们现在身处的很多地方还“在水里”。“珠江三角洲大致在大西洋期约距今6000年上下开始形成，当时海侵的岸线北达清远盆地，西达肇庆盆地，东达博罗盆地，海蚀崖及海蚀平台还可见到这种海岸地形。大致在2500年前，东江三角洲由东江、增江两三角洲合并，下伸至中堂，南面仍为海域。”也就是说，距今2500年前后，目前珠三角的地形地貌才大致稳定下来。
沧海变桑田的印记，是缓慢的，但也可以倏忽穿越六千年，一下子告诉我们目前已知最早的广州人在吃什么。讲座中，张强禄重点介绍了5处遗址的发现，来构建早期广州轮廓，第一个说到的就是增城金兰寺遗址，它和接下来介绍的南沙鹿颈遗址，都处于上述所说的“环珠江口”区域。那时，海岸生活带来丰富贝类，如今则成为贝丘遗址上，被考古人员捧在手心的贝壳遗存。这里的先人逐水而居，渔猎为生。
“距今7000年到6000年的史前文化，相对密集地分布于环珠江口地区，其中彩陶和白陶，显示出长江中游地区大溪文化与沅水流域高庙文化的影响。但目前广州地区和广州以西佛山地区考古发现提供的传播路径的证据链，还不是很充分。是长江中游和洞庭湖平原的早期‘农人’，来到渔猎采集物产丰富的环珠江口地区，放弃了早期农业的经济模式吗？”
“两河流域”的农业渊源
叁
然而农业的萌芽也终于“落子”“两河流域”。在张强禄介绍的第三组遗址——茶岭和甘草岭遗址中，就曾出土目前珠江三角洲地区年代最早的“栽培稻”。“它们的地貌和增城金兰寺遗址、南沙鹿颈遗址不同，位于两山所夹的谷地盆地，自然资源丰富，这样的环境比较容易催生农业。”
“至少在距今4400年前，茶岭先民可能已经开始种植以粳稻为主的栽培稻。茶岭遗址检测到的水稻植硅体，应是目前珠江三角洲地区出土单位明确、年代最早的栽培稻实物遗存，这无疑是茶岭遗址最为重要的考古发现。”
张强禄强调，文化特征来看，茶岭遗址遗存与粤北石峡文化有较为密切的联系，总体面貌属于石峡文化的范畴，同时又存在一些自身的区域特点。甘草岭墓地随葬品中的玉环、被扰乱的地表层中采集的玉琮残件等，也都显示出粤北石峡文化乃至环太湖良渚文化的深度影响。
而我们知道，礼玉、农耕，在那个时期，是良渚文化突出的两个文化特征。
“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龙山时代，以琮、璧、钺、环/镯等典型器为代表的良渚玉礼文化因素向华南的浸润，在构建距今4000多年前的中华文明多元一统格局的进程中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可能是粤北山地的早期农人来到了珠江三角洲平原，带来了稻作农业甚至粟作农业，最早可能始于距今4800年。这是革命性的变化和大时代的到来。”
肆
到了年代在商至西周早期的增城墨依山遗址，则“以大口尊、T形玉环、牙璋等为代表的出土文物，显示增江流域中晚商时期文化面貌与粤东地区浮滨文化具有密切关系，是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商文化南渐并与岭南文化融合的历史见证”，张强禄说。年代在西周中晚期至春秋战国的增城浮扶岭遗址，其高等级墓葬则有出土随葬青铜兵器。
“广州东部和东北部地区在相当于中原夏商时期的考古发现中，有不少由玉石牙璋、‘T’字形环、戈等代表的中原礼玉文化对环珠江口‘史前’文化影响的因素，显示出环珠江口的区位优势，这些礼制因素也经环珠江口地区渐次传递到越南北部地区；同时，几何印纹陶和原始瓷为代表的浙闽古越文化也在另一层面开始浸润珠江三角洲‘史前’文化，持续在增强‘越文化’的特色。西周中期以后，以珠江三角洲为主要分布范围的先秦时期的‘南越’文化逐渐形成，主要表现在丧葬习俗、几何印纹陶、原始瓷等方面。而战国初期发生在五岭以北的‘楚灭越，越以此散’和楚悼王吴起‘南平百越，席卷沅湘’的历史大事件，更是加速了岭北越文化、楚文化和中原汉文化对岭南的传播和影响。”张强禄介绍。
时光走近到距今两千多年前，顺应沧海桑田的地貌演进，“负山带海”的广州地形基本定型。伴随着长达两千余年的文化积累，顺应天时地利人和之便，在秦定岭南之后，云山珠水间的广州自然成为南海郡治所在的首选之地。八方辐辏，花落广州。
历经南越立国近百年“和辑百越”的平稳统治，到了汉武帝平南越，重新将岭南纳入到汉帝国的政治版图中，以广州为政治文化中心地的岭南终于完成了“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岭南中国化的最终完成，为岭南文化中心的广州，继续打开了一幅绵延不绝的壮阔图景。
预告
“考古广州·寻迹羊城” 系列讲座
●8月6日 全洪（广州市文博学会会长、二级研究馆员） 《辽阔的南海——广州海丝文物遗产的考古学解读》
●8月13日 朱明敏（副院长、副研究馆员） 《发现南石头》
●8月20日 易西兵（院长、研究馆员） 《云山·珠水·羊城——广州的历史记忆与文化传承》
●8月27日 李克义（副研究馆员） 《广州城防史迹的保护与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