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公主历经四朝，对唐前期政治产生深刻影响。
自武则天主政开始，太平公主可以与武则天讨论政事，提早接触政事。
中宗至睿宗时期，太平公主发展自己的政治势力，推动时局发展。
太平公主集团被清除后，唐前期出现的多方政治势力问题、李武政权等武周遗留问题得到逐步解决。
女性主政的认同变化
唐前期女性主政的认同呈阶段性变化。
第一阶段是武则天当政前，社会上对于女性当政问题存在质疑，存在一定的阻力，武则天通过一系列措施不断减轻这部分阻力；第二阶段是武则天主政后，对于女性认同仍然存在非议，但相比之前开始减弱。
在中宗和睿宗时期，太平公主、韦后、安乐公主等女性势力得到发展，对政局产生一定影响；
第三阶段是玄宗发动先天政变清除太平公主势力除后，玄宗在制度等方面对于公主、皇后等上层女性进行了限制，女性主政的认同逐渐恢复到武周之前。
（一）女性主政认同的出现
武则天当政前为减轻参政阻力，提出以皇后身份作为亚献参与泰山祭祀，得到了高宗的支持，这也是第一次女性参与国家祭祀。
周郢先生在《试论泰山“政治山”地位的形成》一文中谈到：“泰山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渐同国家政权发生关系……并进而发展成帝王宣示其君权神授的舞台。”这一重大的国家祭祀仪式是以皇帝为主导进行的，之前没有女性参与的先例，故而武则天以皇后身份参与泰山祭突破了常规礼制。
这一过程中，武则天为提高女性的地位，提出皇后和内外命妇代替宰臣公卿完成祭奠，也得到了高宗的支持。
弘道元年（683）高宗驾崩后，武则天以太后之位掌控军政大权，为后期主政奠定了基础。
“弘道元年二月，丁巳……上崩于贞观殿。遗诏太子柩前即位，军国大事有不决者，兼取天后进止。”在高宗病逝以后，下诏太子李显即位，但是军国大权交予武则天，由此武则天掌握了绝对的实权。
在中宗正式即位之后，控制了军政大权，据《资治通鉴》记载：“十二月，甲子（初七），中宗即位，尊天后为皇太后，政事咸取决焉。”这表明武则天以皇太后身份控制了军政大权。
在第二年武则天以中宗欲与韦玄贞共天下为由，废掉皇帝，由睿宗即位。
同样睿宗也并没有任何实权，据《资治通鉴》记载：“光宅元年（684）正月己未（初七），立雍州牧豫王旦为皇帝。政事决于太后，居睿宗于别殿，不得有所预。”由此可见，虽然在高宗和武则天称帝之间经历了两次皇位变动，但是实权掌握在武则天手中。
光宅元年（684），武则天再次追尊老子的母亲为先天太后。
“九月甲寅……追尊老子母为先天太后。”武则天以追尊老子母亲的方式来暗示自己的地位，为之后的政治活动减轻阻力。
天授元年（690）九月初七，武则天在洛阳称帝，女性参政阻力进一步减弱。“太后可皇帝及群臣之请。壬午，御则天楼，赦天下，以唐为周，改元。乙酉，上尊号曰圣神皇帝。”武则天以女性身份称帝，虽说是冲击了礼制，但是它并不是唐前期一个新的变革。
因为从武则天开始，虽然女性参政的情况增多，但是并没有形成常规性的制度。
而且武则天在考虑传位问题时，第一考虑的并非是男性和女性，而是李家和武家，说明武则天也没有将女性当皇帝作为一种标准，她的称帝为之后女性掌握核心权力提供了一种可能。
（二）女性主政认同的发展及结束
武则天主政后，女性参政现象增多，出现了一些权势较大的女性。
在中宗时期，女性参政情况超过武则天时代，出现了韦后、安乐公主以及太平公主等权力大的女性势力。
韦后相较于太平公主和安乐公主有很大不同，太平公主虽然权势极大，但是从史书的记载中并未发现太平公主有称帝的意图，其多数的谋划和做法都是为了稳固自己的政治地位，即使是在睿宗时期，对于李隆基的态度也只是更换太子，而非夺权。
安乐公主也只是存在这一意图，并不具备这一政治势力。
而韦后是效仿武则天的思路进行夺权。“宗楚客与太常卿武延秀、司农卿赵履温、国子祭酒叶静能及诸韦共劝韦后遵武后故事，南北卫军、台阁要司皆以韦氏子弟领之，广聚党众，中外连结。楚客又密上书称引图谶，谓韦氏宜革唐命。谋害殇帝，深忌相王及太平公主，密与韦温、安乐公主谋去之。”从宗楚客等人劝韦后遵武后故事可见，这一时期对女性称帝一事的态度已有大的转变。
安乐公主作为中宗的女儿，在中宗支持下，势力发展迅速。
“安乐恃宠骄恣，卖官鬻狱，势倾朝廷，常自草制敕，掩其文而请帝书焉，帝笑而从之，竟不省视。又请自立为皇太女，帝虽不从，亦不加谴。”安乐公主想要废立太子，自立为皇太女，而中宗不加谴责的态度也反映出这一时期女性主政已经不是有悖常理的事情了。
太平公主历经四朝，权力不断发展。
在中宗时期，获得开府的权力，比肩亲王。到了睿宗时期，可以左右军国大事。
据《旧唐书》记载：“公主频著大勋，益尊重，乃加食封五千户，通前满一万户。公主子崇行、崇敏、崇简三人，封异姓王……每八奏事，坐语移时，所言皆听……军国大政，事必参决。”先天政变后，太平公主集团被清除，玄宗开始对女性势力进行限制，玄宗空置皇后之位、禁止后宫干政以及减少公主食封，这些措施使得女性主政失去根基。
新旧势力的更新
（一）推动中宗时期政治势力的重新洗牌
武则天时期到中宗时期，政治势力重新洗牌，太平公主在这一进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首先，太平公主参与政变谋划，促使了神龙政变的顺利实施；其次，太平公主与武氏微妙的关系，对中宗时期的政治格局产生重要影响。
神龙政变后，武则天退位于中宗。
这次政变不仅是皇位的更迭，还附带政治势力的更新。
在神龙末期，中宗虽是太子身份，但掌握的实权有限。
即使武则天病重后，国家权力的行使也仍未落到太子身上，是由张昌宗两兄弟把控。
只不过张昌宗兄弟最后的排除异己等行动，触动了太平公主、相王等人的利益，最终被清除。
据《旧唐书》记载：“神龙元年，预诛张易之谋有功，进号镇国太平公主”。从中可以看出太平公主参与了神龙政变的谋划，而从太平公主获得赏赐的封号“镇国”也可以看出，太平公主在这一次政变中起到的重要作用。
所以，太平公主的这次政治参与，在一定程度上促使神龙政变顺利实施。
太平公主对于政局的影响不仅体现在政变上，太平公主的宗亲关系对于政局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从太平公主的婚姻情况来看，太平公主第一次婚姻的对象是与薛氏家族的薛绍，这是唐高宗为太平公主做出的选择。
而武则天在称帝前，利用薛怀义等人谋杀薛绍，继而将太平公主嫁给武攸暨。
此次是武则天为太平公主做出的政治选择，自此太平公主与武氏之间的关系便一直存在。
而太平公主也将儿子薛崇简与武氏联姻，巩固这一层关系。
“夫人太原武氏，周方城县主、故梁宣王三思之女也。”从墓志中发现，薛崇简的妻子是武三思的女儿，并且从武三思女儿卒于开元十二年三月四日可以推知，薛崇简与武三思女儿成婚时间大致在中宗朝或神龙末期。
所以，从太平公主以及薛崇简的婚姻上来看，太平公主在武则天的作用下与武氏家族联姻，同时通过子嗣的婚姻一直与武氏家族存在微妙的关系。
虽然太平公主参与了神龙政变，但是并不意味着太平公主的直接目的是反对武氏集团，这是太平公主为了稳固自己的地位做出的选择。
在中宗即位后，并没有对武氏展开清除，这其中虽然存在制衡的目的，但是也不可否认太平公主所起到一定的作用。
从这一时期武氏的政治活动也可以证实这一点。
中宗时期，武三思与韦后和安乐公主合谋，清除五王势力。
而韦后与安乐公主一直与太平公主存在一定的矛盾，然后在这一时期，武三思始终未帮助韦后与安乐公主打击太平公主的势力，从侧面也可以反映出，太平公主与武氏之间始终存在一种关联关系。
在中宗朝后期，五王势力、太子势力被清除。
武三思也在与太子势力的斗争中被杀，由此武氏势力开始衰弱，太平公主事实上成为了武氏势力最后的代表。
而太平公主与李隆基共同发动唐隆政变，清除了韦后集团，自此结束了中宗时期的多种政治势力共存的政治格局。
（二）旧势力的彻底清除
睿宗时期出现了太平公主与太子李隆基相对立的局面。
太平公主集团和太子集团也呈现两种不同的态势。
太平公主集团核心人物萧至忠、窦怀贞、崔湜等人，很多都是来自于韦武集团。
而太子集团的核心人物宋璟、姚崇等人，多数是反对韦武势力的。
先天政变后，太平公主集团被彻底清除。
显然，玄宗的政治目的不仅仅在于清除太平公主集团。其更深的目的在于，清除所有政治势力，重建新的政治格局。
对此黄永年先生也在《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一书中谈到：“玄宗这次军事行动的成功，不仅迫使太上皇睿宗交出全部权力，自己成为名副其实的皇帝，而且把太平公主代表的武氏家族残余势力彻底消灭，重新恢复清一色的李氏政权，当年武盟创建的李武政权，至此终于宣告结束。”在玄宗即位后，陆陆续续削弱了部分在先天政变中政治立场并不明确的李唐功臣。
这部分功臣并不是不属于任何阵营，而是在睿宗和玄宗之间互相摇摆的部分臣子。
在这里并不是指这些人立场不坚定，是指这部分臣子实质上属于支持李唐皇室正统的人，故而一方面以皇帝为尊，听命于皇帝，另一方面又以太子即位为正统，反对太平公主集团的政治活动。
这部分代表人物即上文提到的：郭元振、魏知古、韦安石等人。
玄宗在新丰讲武上，借机清除郭元振势力。
先天二年（713）十月初九，“己亥，上幸新丰；癸卯，讲武于骊山之下，征兵二十万，旌旗连亘五十余里。以军容不整，坐兵部尚书郭元振于下，将斩之。刘幽求、张说跪于马前谏曰：‘元振有大功于社稷，不可杀’，乃流新州。”在清除太平公主集团后仅三个月，玄宗便以郭元振所带的军队军容不整，就准备杀掉郭元振，很明显不符合玄宗的一贯作风。
在彻底掌权三个月不到便直接杀掉先天政变中的功臣，肯定并非玄宗的目的，而玄宗真正的目的是解除郭元振的兵权，以免再次对自己造成威胁。
归根到底是因为，郭元振之前的政治立场模糊，游离于睿宗和玄宗之间，之后即使在关键时刻选择了玄宗，但仍然得到不到玄宗的信任，所以便以阅兵不整为借口，下令杀掉郭元振，但是顾及其有功以及不良影响，在众大臣的劝说下，将其流放。
魏知古和韦安石与郭元振的经历也存在相似之处。
魏知古在先天政变中及时将太平公主谋逆之事的具体时间和内容告诉玄宗，使得玄宗集团提前进行了准备，促使了这一政变的成功。
只不过，魏知古曾经是睿宗的旧吏，“魏知古……睿宗即位，以故吏召拜黄门侍郎，兼修国史。”故而也不得信任。
在“开元元年，官名改易，改为黄门监。二年，还京，上屡有顾问，恩意甚厚，寻改紫微令。姚崇深忌惮之，阴加谗毁，乃除工部尚书，罢知政事。”仅仅以姚崇的几句话，便撤掉尚书之位，足见端倪。
另外有一人比较特殊即薛崇简，他在太子与太平公主的斗争中隶属于太子集团，只不过又因为是太平公主的儿子，所以在先天政变之后也被弃用。
在之后的考古发现的薛崇简墓志中，甚至对于先天政变只字未提，可见玄宗的政治清洗的力度之大。
对玄宗朝的影响
太平公主势力被清除后，对玄宗的政治集权起到一定作用。
但是，太平公主所反映的政治问题并不是清除势力所能达到的。
因为从武则天开始，政局更迭频繁，政治问题频出，太平公主只是这一时期最大的权力受益者，而非政治问题的根本。
这一时期政治问题的根本在于皇权的式微。
从武则天退位后，中宗在众多势力的扶持下当政，对于这些政治势力极度依赖，所以才出现了“公主开府”以及“后宫干政”等政治问题。
在睿宗即位后，太平公主吸收了前朝韦武残余政治势力，政治势力进一步发展，而太子李隆基掌控了绝对禁军力量。
这样的政治背景下，睿宗的话语权被分割，所能达到的政治影响也是有限的。
对于这样的政治问题，玄宗做出了针对性调整。
在清除了旧的政治势力后，大力任用宋璟、姚崇等人，并且让自己的心腹王毛仲掌控禁军势力，“与诛萧至忠等，以功进辅国大将军，检校内外闲厩，知监牧使，进封霍国公，实封户五百。”由此，玄宗达到了皇权集中的目的，彻底消除了多方政治势力共存的局面，保证了政策制度的实施。
不仅如此，玄宗还进行了针对性的布置。
第一，限制公主势力的发展。
“亲王、公主等封物，宜随官庸调，随驾所在，送至京都赐坊，令封家就坊请受。余食封家，不在此限。仍令御史一人，及太府寺宫检校分付，使给了牒。”由此公主食封受到了极大的限制，从经济上限制了公主势力发展。
第二，禁止女性干政。
玄宗时期不再册立皇后，其直接目的是防止女性干政问题的出现。
不仅如此，玄宗还采纳了姚崇的“十事要说”，其中对于外戚势力做了限制，以此进一步限制后宫势力发展。“戚里贡献以自媚于上，公卿方镇浸亦为之；臣愿租赋外一绝之，可乎?外戚贵主更相用事，班序荒杂；臣请戚属不任台省。”
第三，澄汰僧尼。
“玄宗初即位，东都白马寺铁像头无故自落于殿门外。其后姚崇秉政，以僧惠范附太平弊，乃澄汰僧尼，令拜父母，午后不出院，其法颇峻。”所以玄宗时期很多政策都是防范类似于太平公主这样的政治问题出现，并且极具针对性。
结语
太平公主对于唐前期政治的影响不在于太平公主本身，而在于太平公主势力发展所反映的政治问题。
太平公主对中宗、睿宗时期政局走势产生深刻影响。
不仅如此，睿宗时期太平公主以个人权势直接威胁到玄宗的即位问题，如果不是最后时期玄宗集团提前发动政变，那么政局的走势更是不可预测。
而对玄宗而言，清除太平公主集团才有可能彻底结束李武集团的遗留问题。
所以玄宗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杜绝公主、后宫权势过大干预朝政的事情再次发生。
之后，玄宗有鉴于此，进行了一系列改革，防止此类事情发生。
陈寅恪先生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谈到韦后、安乐公主等一派与太平公主、玄宗等一派的斗争，是武则天集团内部的斗争。
在此，不对陈寅恪先生的观点作评判。
就仅从这一角度而言，自玄宗清除太平公主势力之后，对政局进行了重新洗牌，至此，无论是武周遗留问题还是政治集团斗争，都得以结束，这也是唐前期政治问题的一次重要转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