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玄奘寺供奉侵华日军战犯牌位一事在朋友圈刷屏,供奉牌位的人署名吴啊萍,一开始,许多人都以为这是化名,但据最新调查核实:吴啊萍是真名。

吴啊萍,女,1990年9月生,无曾用名,原籍福建晋江,2000年迁至南京随父母生活,曾在南京某医院从事护理工作,后辞职去五台山某寺当居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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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2月18日,吴阿萍来到玄奘寺,要求供奉牌位,在登记表上填写松井石根、谷寿夫、野田毅、田中军吉、向井敏明、华群(美国人明妮·魏特琳)6人的名字,并向当值僧人谎称被供奉者是其朋友,寺庙按照每个牌位每年100元标准、供奉5年共收费3000元,注明供奉时间为“2018-2022”。

一个90后的中国女孩为何要供奉日本战犯呢?

据调查显示,吴啊萍来到南京后,了解到侵华日军暴行,产生心理阴影,长期被噩梦缠绕,在接触佛教后,产生了通过供奉5名侵华日军战犯“解怨释结”、“脱离苦海”的错误想法。

小语看到这个调查结果时,想到了一个美籍华裔作家,她的名字叫张纯如。

1994年12月13日,张纯如在加州库比蒂诺参加一个关于日军罪行的展览,了解到日军暴行,在触目惊心影像资料的刺激下,张纯如留下了心理阴影,但她做出了一个不同于吴啊萍的决定:写一本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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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还没有一本用英语写成的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专著,西方人对南京大屠杀的近于遗忘,以及日本政府对这件事的轻描淡写乃至于否认,都令张纯如义愤填膺。

1998年,张纯如的著作《南京大屠杀》出版后引起巨大反响,让侵华日军的禽兽暴行在世界范围内曝光。

今天,小语就通过《张纯如:无法忘却历史的女子》这本书,跟大家讲讲张纯如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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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愤

张纯如出身书香门第,祖父是抗日国军将领张铁军,后曾为中国台湾中华日报总主笔。

张纯如很早就立志以写作为业,经常琢磨图书选题。

在加州的那次展会上,张纯如看到了许多反映侵华日军罪行的照片,尽管孩提时代,张就听到许多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事情,却从未做好准备面对这些照片:被砍掉的头颅,被割开的肚腹,赤裸的女人被强奸者强迫摆出各种姿势,她们的脸扭曲变形,带着让人永远无法忘记的痛苦和耻辱表情。

参加完展览后,张纯如给母亲张盈盈去电,她必须把南京大屠杀作为下一本书的题目,这是一种道义上的责任,也是受害者应得的公道。

《南京大屠杀》出版后,一名日本记者采访了张纯如:为什么你决定写这本书?

张纯如回答,当我还是个小女孩时,我父母讲述的南京大屠杀就令我震惊。

他们告诉我,日本军队在中国南京屠杀了数十万计的中国平民,甚至连小孩也不放过,这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但在我的世界历史教材里,什么都找不到,更糟糕的是,我的老师们居然对这件事一无所知。这件事在我记忆中作为一个问号存在了很多年,直到1994年我在图片展上看到相关的照片,那些照片之恐怖激发了我写这本书的念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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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写《南京大屠杀》,张纯如每天一大早就起床,乘公交车去美国国家档案馆,在13层的军方资料区,查找有关文件,填写所需各类报刊的存档索引卡片。

接着,几十个大箱子从档案架上被取下来,放在小推车上,送到二楼的阅览室,供张纯如查阅。张纯如在那里一待就是一整天,浏览文件,将那些和南京大屠杀相关的内容贴上标签,尽快复印下来。

档案馆有个叫约翰·泰勒的老头儿,一直不辞辛劳地帮张纯如查找资料,他给张纯如介绍了一些新近解密的美军截获的日本外务省情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全部审讯记录,上海市警察局的记录,以及1937年到1938年间来自美国国务院和军方情报信息的微缩胶皮。

张纯如将一张张泛黄的信件放在复印机上复印时,眼前闪过那些残酷的内容,关于成千上万被机枪扫射致死的男人,被用刺刀、碎瓶子或高尔夫球杆蹂躏下体的女人和女孩。

看完魏特琳的日记,张纯如感动得当场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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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特琳与张纯如毕业于同一所大学(伊利诺伊大学),她的日记记录下她在南京担任金陵女子大学校长期间所目睹的奸淫掳掠。魏特琳尽自己所能,庇护了上万名中国女性和儿童,使他们免受日军奸污凌辱,然而,在魏特琳于1940年返回美国后,不堪精神上的折磨而自杀身亡。

张纯如后来对一位采访者,谈起她写这本书的热情:

我是在非常愤怒的状态下写出《南京大屠杀》的,我不关心能不能赚到钱,让整个世界知道1937年发生在南京的那些事,对我来说很重要。

为了写好这本书,张纯如采访了许多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每个采访者都极其渴望讲述自己的故事,每个采访都要花上好几个小时,用录像带录下故事的细节,一些人在采访中过于激动,乃至流下眼泪。

当发现这些幸存者生活条件很差时,张纯如为他们鸣不平,表示写这本书既重要又急迫,她还希望有朝一日成为一名律师,这样就可以帮助这些贫苦的受害者在国际法庭讨回公道。

张纯如来到中国南京,走进南京郊区的荒草丛中,寻找那些有标记和没有标记的屠场,当她看到刻在石碑上的死亡数字和日期,想到无辜的中国人就是在这里被屠杀,巨大的悲痛涌上心头。

写《南京大屠杀》时,张纯如感觉自己被大量材料淹没了,最困难的事要数一桩又一桩的日军暴行记录。她读到上百桩这样的案例,一段时间后,她甚至感觉麻木了,有时必须远离那些文件,深吸一口气,她觉得痛苦万分,几乎要窒息。

1996年3月一天,张纯如看到一份文件,描述了一位年仅9岁的女孩,尖叫着被日本军人拖进卧室加以强奸,张纯如怒不可遏。4月的一个晚上,张纯如打电话给母亲,说她最近总是睡不好,经常做噩梦,体重也减轻许多,洗澡时头发一掉就是一大团。

听到这些,母亲很担心张纯如的健康,问她是否真的还想继续写这本书。

张纯如坚定地说,是的,妈妈。我现在所承受的这些,与在大屠杀中死去的那些遇难者的遭遇完全无法比拟,作为一名作家,我要将这些遇难者从遗忘中拯救出来,替那些暗哑无言者呼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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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次屠杀”一章中,张纯如鞭挞批判了日本右翼刻意隐瞒南京大屠杀的真相,母亲张盈盈读完这一章的原始草稿后,深深为女儿担心,她知道,这本书出版后,张纯如将成为日本右翼组织的眼中钉、肉中刺。

事实上,张纯如写《南京大屠杀》的消息传出后,她就已经受到过日本狂热右翼分子的恐吓,为了安全起见,张纯如一家搬到了一个不那么容易被找到的地方。

1997年11月3日,张纯如收到了两本印刷好的《南京大屠杀》,当她拆开棕色包装箱时,双手不禁为之颤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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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斗

张纯如的《南京大屠杀》出版后,引起轰动,很快上了畅销书排行榜,也因此受到日本右翼分子的忌恨。

1998年4月21日,时任日本驻美大使齐藤邦彦在华盛顿召开新闻发布会,称《南京大屠杀》一书“包含众多极不准确描述和一面之辞”。4月24日,图书出版方基本书局发布声明,谴责日本大使。

在这份声明中,基本书局总裁杰克·麦基翁表示,张纯如将60年前发生在南京的悲剧重新带入人们视线,这本书已在畅销书榜停留了13周,德国、西班牙、中国、捷克斯洛伐克、意大利等国都购买了此书的海外版权。声明还指出,尽管这本书在日本遭到批判,但柏书房出版社仍将出版它的日文版。

面对日本大使的无端责难,张纯如提出要和他在全国性的电视台进行公开辩论。然而,齐藤邦彦未能指出书中任何不实之处,也不肯对公开辩论一事作出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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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6日,中国驻旧金山总领事馆发表声明,支持张纯如的书,批评日本大使公开发表扭曲历史的言论是一种极其不负责任的行为。

与此同时,一部名为《骄傲》的电影在日本公映,这部电影将甲级战犯东条英机美化成英雄,引发了又一轮对《南京大屠杀》的报道。张纯如对此回应,这部电影再次证明了日本右翼分子对南京大屠杀的否认,但没有哪一部电影能否认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基本事实。

据说,东条英机的孙女东条由布子是这部电影的幕后推手,而电影正是根据她写的书改编而来。东条由布子妄图洗白祖父的战犯形象,将作为甲级战犯被处决的东条英机,在电影中描绘成一个爱国者和温和的顾家男人。

电影中有一幕,东条英机拒绝相信日本军人在南京制造了大屠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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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条由布子


张盈盈对女儿张纯如说,你的书此时面世正是时候,东条英机的孙女试图粉饰自己的祖父在战争中的丑恶行径,但谢天谢地,我父亲的外孙女向全世界展示了1937年真实发生的事情。

张纯如的书受到历史学家的一致好评,并得到全世界华人社会的尊敬,但日本极端民族主义分子想尽一切办法诋毁张纯如。

6月12日,一群日本“学者”在东京召开会议,指责张纯如的书误导和夸大了南京大屠杀,他们宣称受害者被杀是出于中国人自己的原因,否认大屠杀的死亡人数,还质疑书中刊登的照片的真伪。

作为回敬,张纯如在加州研究所发表演讲,逐一驳斥了这些指控。

张纯如还提到赔偿问题,日本狡辩说,所有关于战争赔偿的问题都在1951年的《旧金山和平条约》中被解决了。张纯如指出,这个问题只不过被搁置了,当时日本经济因战争濒临崩溃,条约表示等日本有能力作出赔偿时再讨论此事,如今,尽管发生了亚洲金融危机,日本依然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之一。

张纯如质问,如果德国都可以道歉并支付赔偿,为什么日本不能?德国人向受害者支付了大约600亿美元的赔偿,容忍日本继续逃避自己的战争责任是对南京大屠杀遇难者们的新的侮辱。

张纯如是最早一批提出向日本追索金钱赔偿的人。

在旧金山的一家书店,张纯如分享完写作《南京大屠杀》的经验心得,一个男人起立发言说,你真有勇气!人群中爆发长时间的掌声。

紧接着,这名男子问,你认为日本人会不会悬赏要你的命?

在东海岸的另一场演说上,有人递纸条说,故事讲的真棒,我担心你的生命安全。

在推广图书期间,张纯如还收到一封装有两颗子弹的恐吓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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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的事情,断断续续,时有发生,对张纯如此后的人生造成了困扰,直到2004年她精神崩溃、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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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渊

2004年4月,张纯如向母亲透露,她在宣传新书的路上被人威胁。

张纯如并没有明确指出在哪里、在什么情况下遭到威胁,她只是说,有个人在我演讲后走过来,用充满威胁的语气对我说话:如果你加入我们的组织,或许可以安全些。

听到这句话,张纯如大吃一惊,不知说什么好,立即走开了。但这成为张纯如的一个心病,不止一次对家人念叨,我是不是做错了?我是不是不应该立即走开?

2004年10月5日,张纯如自杀前一个月,再次提起这件事。

当时,张纯如和母亲张盈盈在一个被紫藤环绕的木凉亭休憩,周围很静,耳边只有风吹过树林的声音,突然,张纯如说,他们想让我加入。

张盈盈吓了一跳,谁?

张纯如坐在长椅上,用惊恐的语气说,图书签售的时候,有个人走过来提醒我,你加入我们会更安全。

停顿了一下,张纯如继续说道,妈妈,你觉得加入某个组织是不是真的会安全些?我很担心家人的安全。

面对身陷恐惧的女儿,张盈盈也只能好言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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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纯如和张盈盈

在此之前,张纯如经历了精神崩溃,去看了精神科医生,被迫服用抗抑郁药物,但都无济于事。

有一次,半夜两点钟,张盈盈被女儿的电话声惊醒,张纯如颤抖着说,她在旅馆的电视机上看到了一些吓人的照片。张盈盈问,是什么样的照片?张纯如说,那是一些恐怖血腥的场面,还有战争中小孩子被残杀的景象。

张纯如告诉母亲,她一到这家旅馆,就觉得不对劲,前台的服务生看她的眼神很可疑,还与另一个后来频频注视张纯如窗户的人交谈。就在与母亲打电话的时候,张纯如还看到那个人站在窗外不远处的草坪上。

母亲怀疑张纯如精神出了问题,产生了幻视幻听,赶紧督促她吃药看医生。

遗憾的是,张纯如宝贵的生命依旧没有被挽救。

2004年11月9日,张纯如在自己的车内用手枪自杀,年仅36岁。

张纯如的《南京大屠杀》在日本产生了强烈反响,有人猜测,张纯如或许是被日本右翼团体谋杀的。

对于这个猜测,张纯如的母亲张盈盈在《张纯如:无法忘却历史的女子》一书中写道:

‍我最初排除了这一可能。然而,随着时间过去,仔细回忆起发生在她生命最后时刻的那些事情,我重新得出结论,这些组织的确有某种可能促成了纯如的死亡。纯如在图书签售旅行之后变得非常情绪化,非常多疑,如果我们相信她对我说过的话——有人在旅行中曾威胁过她,那么,她之后的突然变化(精神崩溃和自杀)便可以理解了。

有句话是这么说的,凝望深渊太久,深渊予以回眸。

在写作《南京大屠杀》期间,张纯如不是凝望深渊,而是凝望地狱。

在写作过程中,她经常气得发抖,失眠噩梦,体重减轻,头发脱落,张纯如面对的是人类最残忍血腥的历史,为了写书,她不得不将南京大屠杀的细节在内心一一消化,书成之后,又不得不面对日本右翼势力的骚扰报复,张纯如曾对友人说,这些年来,她一直活在恐惧之中。

然而,张纯如并不后悔。

张纯如死后,她的母亲张盈盈向外界透露,即使在最痛苦的时候,张纯如也绝对没有为写了《南京大屠杀》这本书后悔过,绝不后悔向全世界揭露历史上这悲惨的一章。

张纯如多愁善感,常感叹生命短暂,她想要在短时间内完成许多事情,总是觉得时间不够。她说她必须把握此时此刻,有朝一日,生命将消失无踪,但书和文字却会留下来。

小语想对张纯如的在天之灵说:

张纯如,你是勇敢凝望深渊的人,更是不惧深渊回眸的人,历史会记住你,人民会记住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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