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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已经崛起为一个经济大国，并很快或者已经成为经济总量第一大国，但中国离成为全球性大国——全方位的世界大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而在中国崛起成为全球性大国的道路上，还有无数困难与挑战。要战胜这些困难与挑战，首要条件就是为中国崛起营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争取到更多的外部力量支持。
西方有这样一句俗语：“一个人是否会取得成功，不在于他知道什么，而在于他和什么样的人来往。”中国也有句俗话，叫做“行要好伴，住要好邻”。人如此，国家亦是如此。只是邻居是搬不走的，但与谁为友可以选择。
因此，在选择与谁为友的问题上，我们必须要慎之又慎，因为这关乎到中国崛起后的发展方向和可能的作为，继而关乎到世界各国如何看待中国崛起，这是能否为中国崛起营造一个良好外部环境的关键！
在决定选择与谁为友的问题上，有三个决定因素：
一是国际环境决定我们能与谁为友。
二是国家利益决定我们愿与谁为友。
三是价值观决定谁愿意与我们为友。
我们能与谁为友
当前国际政治中有四大主要的世界性力量：中、俄、欧、美。其他力量均根据自己的国家利益，决定与这四个主要的世界性力量之间的距离。
通常意义上，人们将欧洲当作美国的附属，因此，将当前的国际环境框架形容为中、俄、美大三角。
这种看法有两个误区，一个是低估了欧洲，或者对欧洲存在认识误区；一个是高估了俄罗斯。
首先说欧洲。
我们通常意义上将地理上的欧洲当作一个整体看待，但在当前国际政治中，欧洲有多种划分方法。
一是两分法。第一种两分法是主动跟随美国的欧洲，和被动跟随美国的欧洲；第二种两分法是盎格鲁撒克逊——日耳曼，和地中海——凯尔特（排除了斯拉夫人）。
二是三分法。第一种三分法是英国为首的新教联盟，法国为首的地中海联盟，德国为首的新欧洲联盟。第二种三分法是英国、欧盟、欧元区。
三是四分法。建立在第一种三分法的基础上，英国、北欧、法国为首的地中海联盟，德国为首的新欧洲联盟。
鉴于英国和美国的“特殊伙伴关系”，我比较认同四分法更能反映欧洲的国际政治现实。
当然，以上无论何种划分方法，都不包括俄罗斯，这既是大多数欧洲国家的历史心结，也是大多数欧洲国家现实的选择，更是国际政治力量版图发展的必然结果。
在2021年世界GDP总量前十中，欧洲国家占了四席。整个欧洲的力量如果得到有效整合，其政治外交资源、地缘政治影响力、经济总量、军事潜力可以与美国一较高下。只是欧洲在一战、二战中被美国趁虚而入，使欧洲陷入分裂；同时欧洲国家本身也吸取了一战、二战的教训，在地缘政治上进行收缩，军事上开始依靠美国。因此，使得国际上把欧洲视为美国的附庸。
我认为欧洲各国有被美国分而治之的现实，也有欧洲各国主动跟随美国的意愿，但说美国完全主导欧洲，欧洲整体变为美国的附庸的说法言过其实。欧洲各国有自己的思考，也有自己独立的价值观，并非所有欧洲各国都盲目追随美国，尤其是大国。
其次说俄罗斯。俄罗斯现在在国际政治中相当活跃，而且依仗自己的军事实力、能源武器和传统地缘政治影响力，俨然依旧是叱咤风云的一方霸主。
但实际上俄罗斯的“一方霸主”地位只是“空中楼阁”：在前苏联军事遗产上坐吃山空；越来越递减的传统地缘政治空间；如果失去前面两项，俄罗斯的能源也只能任人予取予夺。
俄罗斯在国际政治中正越来越边缘化。究其根源，在于俄罗斯没有自己的文明张力。游牧民族的本性、从欧洲抄来的不完整的作业、从被灭亡的东罗马帝国“窃取的嫁妆”——东正教，构成俄罗斯文化的全部。最终真正属于俄罗斯的，只有游牧民族深入骨髓的扩张与掠夺的本能。这也是盛极一时的前苏联在一夜之间轰然倒塌的主因。
回到主题，在目前四大主要的世界性力量：中、俄、欧、美中，中国暂时是综合实力相对较弱的一方，但也充满无限潜力。
正因为中国充满无限潜力，决定了我们不仅与当前的世界霸主无法成为朋友，而且两者之间很长一段时间都会充满竞争和对抗。
因为是综合实力较弱的一方，必须选择至少一方成为朋友，中国才有可能在与美国之间的竞争和对抗中坚持下来，并最终实现中美“两强共存”。
如果我们选择与俄罗斯成为朋友，最坏的结果是世界变成中俄—美欧阵营对立，中国还随时有可能被俄罗斯出卖，换取西方给予的利益，因为中俄在某些第三世界国家中还存在主导权之争；最好的结果也就是一时苟安，却变得越来越落后，越来越孤立。所以，我们不能与俄罗斯为友。中俄之间只能是各取所需的合作伙伴。
我们最好的，也是可能实现的选择就是与欧洲为友，但不是整个欧洲。按照上面的四分法，我们首要选择有戴高乐主义传统，与美国明显存在嫌隙的法国，和以法国为首的地中海联盟；其次是放弃争霸世界，甘当“隐世富家翁”的北欧。
已然成为新欧洲联盟的德国，虽然现在在欧洲国家中，与中国经贸往来最为密切，但德国有争霸世界的雄心，和与美英结成盎格鲁撒克逊——日耳曼轴心体系的倾向。
德国后面的新欧洲联盟，除了匈牙利和塞尔维亚这两个“老朋友”，其余大多从原社会主义阵营脱离的国家，因为皈依者狂热的原因，天然会与中国保持距离。
我们只能通过双边关系，尽量努力避免与德国，和德国后面的新欧洲联盟关系恶化，成为朋友的可能性极低。
最后一方英国，当前只有一项外交政策——紧抱美国的大腿，追随美国所有外交政策，显然不仅不能成为中国朋友，还会与中国充满竞争与对抗。
我们愿与谁为友
中国不是一个能源丰富的国家，又拥有比整个欧洲还多的、庞大的人口，因此，中国很长一段时间还会是出口导向型为主的世界工厂，和世界第一贸易大国。
从我们国家整体贸易进出口数据来看，2021年，东盟、欧盟、美国分别位列中国前三大贸易伙伴。而中国降为美国第二大贸易伙伴；2020年中国首次成为欧盟第一大贸易伙伴”，之前中国连续16年为欧盟第二大贸易伙伴。
在2022年美国发布对华整体战略，宣布与中国开始“全面竞争”后，可以预计，未来中美两国的贸易往来还有进一步下降的可能。
我们与东盟更多的是货物贸易，但我们与欧盟的贸易中，可以获得先进的技术，高端的制造设备、精密仪器和关键材料。同时，我们保持与欧盟各国的科技、文化往来，可以更好地学习先进的治理理念，和先进的科技文化知识。
而欧盟正是法国牵头成立的，虽然后来德国成为欧盟经济发动机，但法国依旧保持对欧盟很大的影响力。法国计划组建的地中海联盟，则包括2021年世界GDP总量排名第七的法国，第八的意大利，第14的西班牙，以及同样实力不俗的葡萄牙，和与中国往来密切的“欧洲文明之母”希腊。这个地中海联盟还毗连中国传统贸易伙伴非洲。
从国家利益出发，与法国，法国计划组建的地中海联盟，以及法国具有重大影响力的欧盟，理所应当是中国愿意与之为友的。
而法国是西方首个承认新中国的西方国家，中法最近也签署了订购了300架空客飞机、价值高达2500亿人民币的大单。
构建共同价值观
无论从国际政治现实，还是我们的国家利益出发，我们最有可能，也最愿意与法国，法国计划组建的地中海联盟，以及法国具有重大影响力的欧盟为友。
但对方是否愿意与中国为友，还需要构建共同的价值观，以及基于共同价值观的、不断拓深的国际合作。
我们应该抛弃老套的资本主义VS社会主义论调，从双方文明底层逻辑来构建共同价值观。
欧洲文明的底层逻辑是人文主义，包括以人为本的人本主义，主张自由平等和自我价值的“人性主义”，和注重人类尊严和关怀的“人道主义”。
孔子主张“仁”，孟子主张“ 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 ”反映出人本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符合人道主义原则的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普遍性要素。
近代以来，为了民族的独立富强，多少中国仁人志士从人性解放出发，高举民主、科学大旗，救亡图存。而早在中共七大，就将建设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中国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目标。
回到当前的具体政策上，中国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始终致力于消除贫困，抗击新冠疫情，发展清洁能源、绿色产业等,在应对世界贫富分化加剧、全球气候变化、环境保护、公共卫生等方面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欧洲则坚持在全球气候变化、环境保护等方面提出比美国更高的要求。这是构建共同价值观在具体国家政策上的契合点。
在应对国际政治热点时，双方也可以基于共同价值观深入合作。以当前的俄乌冲突为例，法国一直在呼吁冲突双方回到谈判桌，呼吁欧盟和俄罗斯回到谈判桌，但由于美国和英国的阻挠，和欧盟部分皈依者国家的狂热，致使法国的呼声被湮灭。
中国作为欧盟和俄罗斯的主要贸易伙伴，应当与法国等致力于劝和促谈的国家一起努力，共同促进俄乌冲突早日结束。基于共同价值观，中国在俄乌冲突中的立场应当如此完整表述：
中国反对美国主导的北约利用乌克兰不断挑衅俄罗斯，同时中国也反对俄罗斯首先使用军事手段解决国际争端。中国不会在政治和军事上支持俄罗斯，但会从人道主义出发，保持和俄罗斯的经贸往来，以保证俄罗斯人民的正常生产和生活。同时，中国也愿意为战乱中的乌克兰人民提供力所能及的人道主义援助。中国愿意和世界上，特别是欧洲，爱好和平的国家一道，积极劝和促谈，争取早日实现俄乌停火。
因此，我们有动力、有可能、有基础加强中欧合作，推动中、欧、美大三角关系的形成——不是中、俄、美大三角。
虽然这个过程中，会遇到美国的阻挠，会遇到欧洲极右翼势力的干扰，但我们始终要相信中欧有共同价值观基础，有共同或接近的国际立场。在共同推进科技文化经贸交流上，双方都有规模化的市场基础；在共同推动建设全球气候变化应对、全球数字货币等方面具有广阔的合作前景。
但必须牢记，同道为朋，同志为友。再多的经贸关系，不及构建共同价值观，和以此为核心的国际政治协作。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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