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节选自：暴力——六个侧面的反思
作者：【斯洛文尼亚】斯拉沃热·齐泽克
译者：唐健、张嘉荣
主观暴力、客观暴力
1922年，苏联政府有组织地驱逐主要的反共知识分子，当中包括哲学家、神学家、经济学家及历史学家。这些人被送上一艘名为“哲学蒸汽轮”的船离开俄罗斯前往德国。尼科莱·洛斯基（Nikolai Lossky）是其中一人，在被驱逐之前享受着由仆人和保姆服侍下的上层资产阶级的舒适生活。他：
根本无法搞清楚究竟是谁要摧毁他的生活方式。洛斯基一家以及和他们差不多的人究竟干了什么坏事？他的孩子和朋友继承了俄罗斯的精华，他们向世界提供了文学、音乐和艺术知识，并且过着善良的生活。这些人究竟犯了什么错？
洛斯基确实是一个诚恳善良的人，他关心穷人并尝试使俄罗斯的生活变得更文明一这种态度透露了一种惊人的迟钝，对一直以来使他的这种舒适生活成为可能的系统暴力的迟钝。在这里，暴力指的是系统的先天暴力：不单是直接的物理暴力，还包括更含蓄的压迫形式，这些压迫维持着统治和剥削关系，当中包括了暴力威胁。洛斯基家和他的同类，实际上“没做任何坏事”。在他们的生活中没有主观邪恶，只有这种系统暴力的隐形脉络。“然后突然间，这个几乎是普鲁斯特式的世界…被列宁主义破门而入。1917年5月安德烈·洛斯基出生的那一天，一家人能够听见无人策骑的马匹在相邻的伊万诺夫斯卡雅大街上疾驰而过。”这种不祥之兆以倍数的方式滋长。有一次，洛斯基的儿子被一个工人阶级同学粗暴地嘲笑，对方公然大喊“他和他家的好日子已经成为过去了…”在他们善良、温和的纯真之中，洛斯基一家感知到来源不明、有关马上要降临的灾难的症候，预示着一种不可思议、充满恶意的新精神的入侵。他们当时不明白的是，在这种非理性、主观暴力的面纱背后，他们以真实、倒置的形式收回了自己发出去的讯息。或许这种貌似“来源不明”的暴力，就是本雅明在《暴力批判》中所谓的纯粹的神圣暴力（pure divine violence)。
今天统治世界的宽容的自由主义态度，其关注焦点看来是：它反对所有形式的暴力，从直接的物理暴力（大屠杀、恐怖统治）到意识形态暴力（种族主义、煽动、性别歧视）。一个紧急求救的呼叫（SOS call）支撑着这种话语，并淹没了所有其他取向：一切其他事情可以、亦有必要暂时搁置…对于这种聚焦于主观暴力的取向（这种由社会组织（social agents）、邪恶个体、纪律化的压迫性国家机器以及狂热群众执行的主观暴力）这里面难道没有一些可疑的、事实上是症候性的（symptomatic）的东西吗？难道这种态度不是通过淹没我们视线内的所有其他暴力形式，并积极与那些暴力形式为伍，从而竭力让我们的注意力离开问题的真实内核吗？有一个众所周知的趣闻，二次大战期间一位德国官员拜访了毕加索和他在巴黎的工作室。当他看到《格尔尼卡》（Guernica）并被这幅画作的现代主义“混乱”所震惊时，问道：“这是你画的吗？”毕加索平静地回答：“不，是你画的。”今天，每当自由主义者面对暴力爆发一例如近期在巴黎市郊的抢掠潮一就会质问那些所剩无几、仍然坚持激进社会改革的左翼分子：“这难道不是你们造成的吗？这就是你想要的吗？”我们应该像毕加索那样回答：“不，是你造成的！这就是你所拥护的政治的真实后果！”
有一个古老的笑话，说的是一个提早收工回家的男人发现老婆和另一个男人睡在床上。讶异的妻子惊叫：“你为什么提早回家？”做丈夫的马上反击：“你和其他男人在床上干什么？”妻子平静地回答：“是我先问你的，不要转移话题试图脱身。”——同一个逻辑也适用于暴力问题：我们需要做的，正是转移话题：由那种不惜一切号召去阻止暴力的紧急求数式人道主义，转移到对另一种紧急求救进行分析一分析三种暴力模式的复杂互动：主观暴力、客观暴力、符号暴力。这故事告诉我们，要抵抗主观暴力的魅惑，也就是抵抗由社会组织、邪恶个体、纪律化的压迫机器以及狂热的群众所行使的暴力的魅惑一主观暴力仅仅是三种暴力中最显而易见的一种。
客观暴力的观念需要被彻底历史化：在资本主义中，客观暴力采取了一种新形态。马克思描述了资本疯狂的、自我促进的循环运动，它的那种单性繁殖的、不理外界的唯我论路径在当今期货交易的后设一自反式投机（meta-reflexive speculations on futures）中达到了顶峰。说资本这头不顾任何人道或环境灾难一往直前的、自我生产的（self-engendering）怪物的幽魂，是一种意识形态之抽象化过程，以及说在这种抽象化过程背后，存在着真正的人和自然对象、这些人和自然对象的生产能力和资源为巨形寄生虫一般的资本主义提供了基础和养份一这些都还太过简单化。
问题是：这种“抽象化过程”不仅存在于金融投机家对社会现实的错误认识之中，而且正是在决定物质性社会过程的结构的意义上，这种“抽象化过程”是“真实的”：整个阶层的命运，有时甚至是整个国家的命运都可能被资本的“自私自利”的投机之舞所决定，这种资本的投机之舞只会冷漠地以追求利润作为它的目标，丝毫不会顾及自己的整个运作会如何影响社会现实。所以，马克思的论点主要不在于把这第二个层面还原为第一个层面，亦即他并不是要展示商品的神学式疯狂舞蹈如何来自“现实生活”的对抗性。相反，他的论点是，如果没有第二个层面，我们便无法准确地理解第一个层面（物质生产和社会交往的杜会现实）：正是资本的自我驱动的形而上的舞蹈在操纵着整个表演，它是导致真实生活发展和灾难发生的关键所在。这里存在着内在于资本主义的基础性系统暴力，这种暴力比任何直接的、前资本主义的社会意识形态暴力更诡异（uncanny）：我们不能再将这种暴力归咎于任何具体个人和他们的“邪恶”意图，它是一种纯粹“客观的”、系统的、匿名的暴力。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拉康所提出的现实（reality）和真实界（the Real）之间的区别（裂口）：“现实”，是指彼此交往和生产过程之中的真实的人的社会现实，而真实界，是指那个无法改变、决定了社会现实里将发生什么事情的“抽象化”、幽灵似的资本逻辑。当我们来到一个人们的生活陷入明显困境中的国家时，就能切身体验到这种断裂（裂口）。我们会看见大量生态灾难、人为痛苦和不幸。然而，经济学家的事后报告却对我们说，该国的经济状况“财政健全”一现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资本的状况…
在今天，这不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真实吗？难道，通常被指称为虚拟资本主义的现象（期货交易和类似的金融投机）不正是以比马克思的时代更彻底的方式通向最纯粹的“真实的抽象化”统治吗？简言之，意识形态的最高形式，并不在于人们被困于意识形态幽灵之中、不在于忘记了意识形态是以真正的人和他们的社会关系为基础，而是恰恰在于我们忽略了这一幽灵般的真实界，在于我们假装直接为“真正的人提供真正的忧虑”。到过伦敦股票交易所的人都会收到一本小册子，这个小册子会告诉我们，股市并非神秘的金融波动，而是真实的人和他们的产品。这确实是最纯粹、最登蜂造极的意识形态。
黑格尔的基本规则是，“客观”过剩（“objective” excess）抽象普遍性（abstract universality）的直接统治，它将自已的规则机械地强行实施，并且全然忽视被它网罗的对象一总是需要用“主观”过剩来补充一众多奇想反常规地随意实行。埃蒂安·巴里巴尔（Etienne Balibar）为这二者间的相互关系给出了一个例子，他区分了过剩暴力的两种既相互对立、又相互补充的模式：一种模式是内在于全球资本主义的社会状况的“超客观”（ultra-objective）暴力或系统暴力，这暴力包含一种自动的排外运动，它认定那些无家可归者和失业者是可有可无的；另一种模式是新兴的族群和/或宗教性的、简言之即种族主义的“原教旨主义”之“超主观”（ultra-subjective）暴力。
当我们的注意力转向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后果时，比如从十六世纪在墨西哥发生的悲剧到一个世纪前比利时殖民时期的刚果大屠杀，数以百万计人命丧失的罪责就被否认了。所有这些罪行看似一个“客观”过程的结果，没有人刻意策划和执行，自然也没有一个“资本主义宣言”（最貌似写出资本主义宣言的是安·兰德【Ayn Rand】）。事实上，统治大屠杀时期的刚果的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Leopold II）是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还有他被教皇册封为圣人这些事实，不能简单地被斥为单纯的意识形态虚伪和犬儒主义。主观上，这位残酷掠夺他治下的刚果自然资源的国王可能是一位诚挚、甚至温逊地反对大屠杀的人。毕竟刚果是他的私人封地！尤为讽刺是，他甚至将上述罪行的全部利益都奉献给了比利时人民、用于建设公共设施、博物馆等等。利奥波德国王肯定是今天“自由派共产主义者”（liberal communists）的先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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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陈珍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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