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孟子以道自任，既有为百姓养生送死的现实关怀，也有让自己舍生取义的超越境界，更怀有非宗教意义上的救世情怀。舍生取义是孟子生命观的核心主线，以身殉道是孟子生死观的超越追求，尽心知命是孟子生命观的道德践行。孟子生命观以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气魄，从容面对死亡，试图通过道的永恒实现生命的不朽。孟子坚信：只有将生死与道合一，才能够在有限的生命中探索出超越的方式，构建天下有道的理想社会。但是在实践中，孟子生命观由于道德理想过高，也遭遇了发展的困境。
关键词：孟子；生命观；舍生取义；生死
人之所欲莫甚于生（孟子·告子上），生命只有一次，任何人都不能逃避死亡，太史公说人固有一死，德国哲学家云格尔提出，只有死亡是确定的。[1]（p5）作为哲学的终极问题，如果洞悉了生命，看透了死亡，哲学上很多争论都会迎刃而解。孟子是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正所谓“求观圣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四书章句集注）。孟子的思想透彻着对他人的生命的尊重，对生命的热爱和对自己生命的敢于牺牲，这就是守死善道的超越性，更体现出舍生取义的崇高价值。这奠定了后世的儒家生命观：人之生固然可贵，但是比生命更可贵的是道，即孔曰成仁，孟曰取义。孔子的仁、孟子的义和儒家的道都有高于生命的意义，生命的意义不是碌碌无为，也不是行尸走肉，而是为了维护基本的价值而死而后已。将自己的全部生命献身于永恒之道，尽管孟子这种只关注永恒真理的思想让他在诸侯争霸中无用武之地，但是孟子的生命观一定程度上也实现了哲学的突破，[2](p12-13)让人对宇宙和生命的本质认识进一步提高，将人类文化建立在理性和道德之上。概括之，孔子将生死之问和日常伦理联系在一起，平实中无处不渗透着智慧，体现着深刻的人道思想。孟子继承了孔子“超越自己和阶层、关怀天下”的道德良知，在孔子士志于道理想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以身殉道的践行原则。孟子的一个重大哲学贡献就是将孔子的士志于道思想上升到舍生取义的高度，建立了影响东亚历史几千年的道德价值。
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人类永恒的话题。儒家思想蕴含着深刻的哲学伦理，尽管国外很多对中华传统缺乏了解学者认为儒家思想的伦理学多于哲学，但是如果他们能够深入研究儒家的生命观，他们就会发现儒家哲学之深奥和超越程度之高。孟子生命观的价值并不在于将穿裤子还是饿肚子的问题用鱼和熊掌的无与伦比的绝佳文采和对答如流的超高辩才表达出来，更在于他给后世提供了一个在历史抉择面前的选项原则。每当国家危亡，百姓涂炭，山河破碎，那些看似手无缚鸡之力的士人就会挺身而出，这很大程度上是受到孟子思想的影响而形成的观念。一方面，在孟子的生死观贯穿着儒家士志于道的主线，包含着义利关系、道德抉择、圣人君子、修齐治平等践行内容，对于当今社会具有指导价值，在哲学上具有启蒙性。另一方面孟子的生命观融通知识、道德和修养，对人类的生命困惑有着极大的启示意义，研究孟子的生命观对缓解生存压力也有着现实意义。
一、孟子生命观的生死之道
（一）追求道德生命的不朽
孟子以天下为己任，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直面生死，开创了道尊于势的哲学思想，并且始终在捍卫这一思想。在孟子的生命观中，生命非常可贵，但是道德生命更加可贵。孟子生命观的出发点便是追求道德生命的不朽。孟子的无我精神就是建立在此基础之上，因此他说，无恒产而有恒心，惟士为能（孟子·梁惠王上）。士在艰难的环境中也能保持清贫的生活和高尚的情操，这是对全世界知识分子的道德良心要求，也是他们内在使命感和责任感的体现，之所以具有这种特质，是因为士人长期以来接受以天下为己任的道德教育，建立了根深蒂固的价值系统和信仰，并且依靠自身较高的修养来应对外在环境的变化。在道德境界的士，死只是职责的结束，生命的价值不在于肉身的存在或者消亡，而在于事业未竟还是大业已成。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道德经·第七章），正是因为以圣人为标杆，努力构建这种无我的精神，才能够实现生命的不朽。道家双元哲学思想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文化，被国内外学者认为是最深奥的哲学之一，但是道家的生命观更多体现出创世情怀，比如后世道者的壶天创世传说。而相比之下，儒家的生命观更体现出对悲天悯人和现实的关注，重于实，而轻于虚。同时，和道家的自然生命观不同，儒家是道德生命观，孟子在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抉择中，义无反顾地选择了舍生取义。道德生命是儒家的最高境界，孟子的浩然之气正是来自对道德生命的追求，才能够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孟子·滕文公下）。
人与动物的不同在于人活着不是只为了吃饭，如果“饱食终日，无所用心”（论语·阳货），那么人和禽兽无益，人的生命就失去了其意义。在孔子看来，人活着要实现生命的意义，这就是道，只有道的永恒，才能实现生命的不朽。而孟子对如何在有限的生命内实现道做出了具体的阐述：“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尽心上）。孟子对于义利之辩有着极为精彩的回答，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要以道为最高追求，而不是以利为最高追求。如果人人都以利为最终目标，那么人就会变成利益的机器和程序。“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梁惠王章句上）”但是可惜的是历史上灭亡的王朝没有吸取教训，直到今天很多国家也没有深刻理解此国之大忌，如果举国争利，在教育、医疗等领域都争相逐利，那么其危险是不可而喻的。在孟子道德生命中，有很多价值重于生命。
（二）面对死亡的选择
在对死亡的态度上，孟子继承了孔子的思想，并且增加了九死不悔的殉道思想。佛教传入之前，国人并没有灵魂不灭的认识。所谓魂是天之气，魄是地之气，人死之后灵魂化为气会回归天地。和西方的不朽观念不同，中国百姓讳谈死亡，甚至刻意回避“死”这一词语。孔子未知生焉知死的观念并非如一些西方学者所说是逃避回答死后世界的问题，而是毫无掩饰地回答了这一问题，因为直到今天，人类都没有回答这个问题。没有人说得清楚死后到底发生了什么，也没有一个曾经死去的人回来告诉我们答案，所以孔子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毫无保留地回答了这个问题。正因为生必有死，孔子才要在有生之年去探索道的意义，才提出朝闻道夕可死。孟子继承了孔子的死亡观，他也认识到正因为人之必死，所以乞求于鬼神和道术指望不死是没有意义的，生死有命是一个客观事实。人唯有在有生之年发愤图强，而别无他法。在何种情况下才能不惧死，孟子给出了比孔子更为清晰的答案。孟子将人自身的道德扩展到家国天下，以内心之道德对抗天下之武力，不可谓不强大，实现了主观道德和客观世界的哲学统一。对于孔子只说以身殉道，而孟子作了更为清晰的阐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
在死后的世界上，儒家死后的世界分为两个部分，一是对死者的尊重，死者为大，儒家祭祖，是为了对表达死者的怀念，而不是神灵的庇佑。二是死后的世界无关鬼神，而是对死者生前名节的崇敬。孔子从不提倡厚葬，但将全部的感情凝结在祭祀活动之中。为了强调死者的尊重，后世用多个雅言替代了死亡这一词语，比如“故”“崩”“轰”“卒”“逝”“殁”“殒”“殇”“羽化”“牺牲”等。岳飞、文天祥、于谦、史可法之所以永存于世，是因为他们立德、立言、立功，以德行感动世人，以经典流传于世，以不世之功永远铭记。孟子不知道死后的世界是何种形态，但是孟子强调了对死者的尊重，事之以礼，正如死者活着时一样，故而孟子厚葬其母，是因为不忍心蛆虫腐其遗体。
惟送死以当大事（孟子·滕文公上），在孟子的生命观中，死亡比生命更为震撼，因为人可以活很久，但是只能死一次，并且永远不会回来。胡适等诸多学者都普遍认为，孔子最早的职业是祭祀者，也就是一个祭祀礼仪师，他必然对生死有众多感悟。之所以说孔子对生命最为尊重，是因为表现出对死者的尊重：“孔子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史记·孔子世家）”。这和远古有着很大的不同，因为在那时，“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孔子以礼给死者以最大的尊重，这奠定了我国死者为大的传统。礼事生死，荀子对此提出更明确的解释，“礼者，谨于治生死者也”（荀子·礼论），人的一生要做到生有其命，死有其礼，这样才算完整，所以自古以来，才会有不得好死的说法，这个死说的不是死的过程，而是更多指死后的世界。和庄子的以天地为棺椁的思想相比，显然儒家思想对死者更为尊重，避免白骨露于野。孟子强调对死者要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孟子将送终看作比赡养老人更重大的事，足以见得对死者的尊重。这不仅是出于礼法的要求和对孔子思想的继承，更是对死者发自内心的尊重和对死亡的正视。因为人只要活着，就能够有很多机会，但是人要是死了，就永远不会回来，而且必须任由活人摆布，因此必须将对他们的记忆和保护用最高之礼。
在死亡的超越上，除了立德、立言和立功的三不朽，孟子还发展了殉道思想，超越死亡，人类超越死亡的方式是生殖，孟子超越死亡的方式是舍生取义，这是立德、立言和立功的极致表现。三不朽是儒家实现永生的一种方式，勇敢面对小我的死亡，而实现种群和价值的永续，只要以实现道为宗旨，就不会终生被死亡的恐惧所困扰，能够从容对之。
二、孟子的天人之道
（一）孟子生命观的天道思想
孔子说“五十知天命”，儒家贯彻生死命定的思想，孟子认为不做而成、不求而致即为天命。所以真正的儒家学者都不追求长生不死。孟子尊天命，信奉尽心知命，继承了孔子“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论语·先进）的思想。《三国演义》中诸葛亮祈寿的经典故事显然是受到道家思想影响的杜撰，真实的历史是孔子生病，子路祈祷于鬼神，孔子认为无益处于治疗。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孔子并没有崇尚后来道家的祈寿思想，对生死淡然。孟子对宗教的看法继承了孔子的唯物性，他甚至提出“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孟子·尽心下），换言之，他认为集高度知识、道德和修养于一身不可知的圣人可以被称作是神。
孟子天道思想的另一个贡献在于他畏天命，知天知命，将士道与天命合二为一。在如何践行天道上，孔子认为，只要生的时候做好“仁”，死的时候就无悔，此乃最大功业。而孟子将天命和性善结合在一起，提出了有道伐无道的思想。孟子对天道和天命的看法遵循客观规律，秉承事在人为的原则，凡事必须要求之有道，得之有命。（孟子·尽心下）道德是一个践行的过程，这不只是说说而已，大丈夫不能被金钱所收买，所以，孟子拒绝齐宣王的百金馈赠，孟子给予的解释是“非其道，则一箪食不可受于人”（孟子·滕文公下）。人生在世，不能够为金钱所诱惑，这是孟子的道德原则，同样非义字才不取，即使箪食瓢饮也要在道义的基础收取，如果符合道义即使是尧舜的天下也可以接受。孟子安死而不患死，甚至对于死亡坦然面对，孟子称尽其道而死者为正命，对于不正之道所得，孟子也乡为生死所不受。将仁人志士自己不惧死的精神发展为孟子生命观的核心，同时包含着对天下苍生生命的爱惜。建立了“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的生命观。提出了人要想安身立命，就要修身以自省，以知天命（孟子·尽心下）。孟子认为，不论生命长短，都要修身以待，养护本性，发四端之情，以正确的态度对待人生。所谓“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孟子·尽心上）（二）孟子生命观的人道思想。
1. 孟子贵生恶死，立足当下
儒家的道之不朽对当下的生命的关注，追求现世个体生命的圆满与幸福，而不把希望寄托于来生。天道远离人间，人道永存世上，在先秦生命主体意识逐渐觉醒的背景下，对生命的关怀日益凸显。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孟子·离娄上），身之本又在道德。人道思想的核心就是仁，即“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孟子·梁惠王上》）。孟子的人道思想强调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这里体现出了深刻的人文关怀思想，在先秦时代，诸侯伐戮，百姓骨露于野，纵横之士为了成就诸侯的霸业和自己的富贵只是想到如何杀伐称霸，比如李斯一生的梦想就是做仓鼠，而不是做厕鼠。但是孟子对于这种“何以利我国”的思想就表现出了反对，他提出了民贵君轻的思想，认为人民是本，关注人民的生活状态和生命质量，将人民的幸福作为根本，而将王侯霸业视为有害之物。要实现大道，就要重视对个体生命的维护。孟子认为要当生命立足当下的意义就要让天下苍生安居乐业，老有所养，能够养生送死，而非此生受苦等到来世。从某意义上说“三年之丧”“慎终追远”不仅是出于对死者的尊重，更是对活人生活的状态的关注，为了让人民活得更好，是“民之厚德”（论语·学而）。
自古以来，多少士人为了为民请命而宁可放弃自己的生命，都是受到了孟子思想的影响。孟子为天下苍生奔走呼号，敢于对权势凛然视之，而不是为王侯将相出谋献策，这注定了他在礼崩乐坏的时代没有现实的市场。因为无论是梁惠王还是齐宣王关注的都不是百姓的养生送死，而且建立在累累白骨之上的千秋霸业。像公孙衍和张仪这样一怒而诸侯惧的人物，孟子认为他们是恶足以为大丈夫，因为不行正道，即使再有权势也难受人尊敬。进而孟子提出了大丈夫人格应该是威武不屈、富贵不淫和贫贱不移的经典论断。同时，孟子很好地诠释了孔子狂者进取，刚健有为的精神，他从来不像一些卫道士般伪善推辞，大胆地喊出了“如其道，则舜受尧之天下，不以为泰。”（孟子·滕文公下）
2. 孟子反对攻杀，尊重生命
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成仁。”（论语·卫灵公）这最能反映出儒家和孟子生命观的本质，牺牲自己，保护他人。孟子反对杀，他强调为了道义要勇于牺牲生命，但这并不意味着对个体生命的忽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孟子的生命观是建立在对生命的尊重之上的，灵魂的不朽来自对生命的尊重。孟子认为，杀别人的父亲和杀自己的父亲类似，因为“杀人之父,人亦杀其父”（孟子尽心下）。这是一个极具开创性的思想，孟子认为士尚志，尚志就是仁，杀一无罪，非仁。今天在我们看来，不杀无罪是基本的道德准则，但是在孟子的时代，杀伐屠戮是建功立业的手段，所以才会有秦王的不世之功，被法家所称颂。孟子有大志，其大志并不是建立在王侯将相的生命观之上，他要践行一条不同的道路，他认为天下不是哪个君主的天下，而是天下人的天下，民为邦本，只有尊重人民的生命才能够实现天下有道。
孟子反复告诫统治者，实行仁政，要有不忍人之心，不要为了自己的一己之私让生灵涂炭。“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孟子·公孙丑上）君主手握生杀大权，杀人要谨慎，不要听左右和诸大夫的一面之词，即使是“国人皆曰可杀”，也要在察之的基础上才能够实行。孟子认为不嗜杀天下之民才能够引颈而望，尽管统一天下的是嗜杀的秦，但是始皇帝二世而亡，只有15年的短暂寿命，遭灭族之祸。武力或许可以短暂征服，但是永远不可能收获人心，因此只有仁政才能够实现长治久安。显然孟子反对争地以战，杀人盈野的征伐。孟子更反对无罪而杀，对于百姓和士人如果滥杀，那么士民就要抛弃君王，反之，杀桀纣这样的昏君，不算是弑君。孟子还强调君子不攻，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如果老弱转乎沟壑，那么国君即使“仓廪实，府库充”，也不算天下有道。国君不仁，可以得国，就像秦始皇一统六国，但是永远得不到天下，所以才会二世而亡。
孟子的高度人文关怀，也体现在对生命的博爱，以“恩足以及禽兽”，表达了对动物的怜悯之心，“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孟子·梁惠王上）。孟子见梁惠王开篇就用齐宣王对牛的不忍人之心，表达了对齐桓晋文之事的反对，提出了自己的王道，孟子描绘的愿景是让百姓上养父母，下养妻儿，不挨饿受冻，老人能穿帛吃肉，而不是如秦国之虎狼之师，驱兵百万，斩首升级。
3. 生命的价值在于尊严
孟子认为生命全部价值来自生命的尊严，尊严超越了生命的本身，这才会有舍生取义的诠释。在孟子的生命观中，很多东西和生命一样可贵，甚至超过了生命本身，比如仁义礼智信，这就增加了孟子的选择。在“一箪食，一豆羹，得之则生，弗得则死（孟子·告子上）”的选择下，如果是嗟来之食，那么路上的饿殍也不会接受。孟子已经明确表达了他的观点，通俗地说，在饿肚子和穿裤子之间有气节儒家士人会选择后者，因为他们宁可饿着肚子也不愿意不穿裤子出去见人，这既关乎礼，又关乎道德。所以才会有不食嗟来之食，才会有宁死不食周粟，才会有名节重于生命之说。人类为了生存和生活才去追求衣食住行，但是在孟子的生命观中，衣食住行超越了生命本身，如果让士人光着身子生存，那么就会认为这是不如禽兽。人的生命全部价值来自人和动物的不同之处，如果“率兽食人”，那么即使征服天下，也是像动物般活着。
孟子继承了孔子的礼乐思想，也将礼乐思想和人的尊严结合起来。礼乐思想在生命超越上起了积极的作用，从本质上来说，离开了礼乐文化，人的尊严就无从谈起，因为在赤诚相见的条件下，象征着尊严的礼乐文化就消失了。道家的无为而治，和孔子的礼乐文明，荀子的“化性起伪”截然相反，而实际上，礼乐并不是如庄子所说，削人之性、侵人之德、失其常然（,庄子·骈拇），在人人都有愚人之心的这种无知无欲的状态下，社会就难以进步，毕竟塔斯马尼亚人的原真生态在现实中无法实现民族的延续。但也必须看到，比起儒家的群体秩序，道家个体自由同样具有进步意义，尽管出世的思想较为消极，但是比起法家纯粹的统治技术，还是具有超越性的。如果从哲学的视野来看，道家比儒家的思想更加超越现实权势而存在，甚至借用无为而治的思想激烈地批判现实。老庄之自然生命说，从更广博的意义上来说，是一种深刻而又辩证的自然哲学，不能够简单用伦理学观点予以否定。
4. 生命的价值来自人的发展
孟子认为人的生命价值即人之道，要有人兽之辩才能体现出人之道，还专门探讨了“牛之性犹人之性与（孟子·告子上）”。孟子和荀子一样强调人之道，孟子所谓的人之道即人不教则为禽兽，“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孟子·滕文公上）”正如孟子所说，人的天性就是动物性，人如果不受到道德的教育，那么原始的动物本性就得不到抑制。只有教育才能够释放人的生命。在这方面，荀子强调外在法度约束，但是对后天教育的重视程度甚至超过孟子。和荀子不同的是孟子认为生命之道，以人性为本，人皆有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四心的作用至关重要。尽心、知性、知天是一条生命的践行之路，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忧，而违背内心则会带来无尽的痛苦。
同时孟子的生命观和修身文化密不可分，立志向学修身齐家都是为了践行生命之道，修身是成就独立人格和实现生命价值的手段。“夭寿不贰,修身以俟”，孟子以立志为修身之先，志于生命之道，通过心性之道，追溯生命的本源；通过内圣实现外王，以养心和养气实现不动心和寡欲；以四端之心启发君主推行仁政，实现觉君行道之目的。在修身上，孟子提出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观点，这建立了东亚长期以来的忧患文化，至今还在日本、韩国有着深刻的影响。生活不是享乐，而是要有忧患意识，人在修身过程中要不断挑战身心的痛苦，为了承担重大使命而做好准备。因此，孟子所说的“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孟子·告子下）并不是佛家的修来世，而是为了能够实现当下体道行仁的永恒超越。在生命的历程中，“君子有终身之忧，无一朝之患”，孟子终身所忧，上至天行之道，下至庶民之苦，国家命运、家之前途、身之荣辱，无一日空闲。
孟子的内心修养和荀子不同，孟子强调自我教育，演绎生命，生命价值是养成的，强调对内心世界的调整来应对外在环境的改变。孟子生命观之所以体现出生命的价值，就是孟子时刻在强调人的主体价值和地位。所以孟子才会有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气魄，但是这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却容易导致唯心主义。这也是长期以来儒家强调德治而导致现实困境的原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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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李甦平.韩国儒学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原载：《湖北社会科学》2020年第5期
作者简介： 慕娇娇（1988—），女，中北大学信息商务学院助教；常开霞（1978—），女，中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