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安五年(公元401年),司马元显刚好20岁。在孝武帝司马曜驾崩以后,东晋中枢与地方之间的权力平衡被打破。司马道子父子因孙恩之变,无暇顾及上游,桓玄迅速夺占了荆州、雍州。朝廷无奈,只得任命其为都督荆州、司州、雍州、秦州、梁州、益州、宁州、江州以及扬州、豫州二州八郡诸军事,兼荆州、江州刺史。桓玄又擅自任命其兄桓伟为冠军将军、雍州刺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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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孙恩之乱被暂时平定之后,桓玄进一步加强对大荆州地区的控制,并将防守的重心放到了下游地区。他上书请求中央任命桓伟为江州刺史,镇守夏口,任命自己的司马刁畅为辅国将军、都督八郡诸军事,驻守襄阳。随着实力的扩大,桓玄逐渐产生了取而代之的野心。东晋朝廷征召广州刺史刁逵、豫章太守郭昶之,但桓玄均将他们扣留下来。

司马元显也在不断巩固自己的地位,大肆诛杀朝中的异己势力。对于司马道子父子的专权跋扈,桓玄看在眼里,喜上眉梢。他借孙恩之乱大做文章,向朝廷施加压力,言语之间咄逼人,指斥朝廷用人不当,司马元显看到以后,不禁大为恐惧。

司马道子父子与桓玄之间的矛盾,很快就凸显了出来。

司马元显的亲信张法顺建议道∶“桓玄刚刚得到荆州,人心尚未完全归附,他还忙于安抚本地,无暇他顾。趁此时机发兵将其诛灭,让刘牢之作为前锋,而您则率领大军随后进发,桓玄的人头肯定会悬挂于您的帐前。”司马元显表示同意,他派遣张法顺前去京口,与刘牢之商量此事。刘牢之听了,自忖桓玄年轻气盛,素来有英雄之名,担心难以取胜;他又想到,假如灭掉了桓玄,自己功高震主,肯定不会被司马元显所容,因此面露难色。

张法顺从京口回来后,向司马元显报告说∶"我观察刘牢之的脸色,其人肯定不会为我所用,不如将其征召到京师,先行诛杀,不然的话,肯定会坏我大事。”司马元显不从。

张法顺的计策,可谓是知彼而不知己。桓玄刚刚占领大荆州不假,如果朝廷出兵荆州,桓玄内部极有可能会出现内讧。但是,朝廷可依靠的军队也只有北府兵和豫州的军队。而且,京师建康刚刚经历了孙恩之乱,实力也非常薄弱,在这种情况下,兴师讨伐桓玄,并没有必胜的把握。

原豫州刺史庾楷看到桓玄与朝廷的矛盾逐渐激化,他担心桓玄会失败,为了保全自己,他主动结好司马道子父子,并秘密对司马元显说∶“桓玄不得民心,军队不愿为其效力,如果朝廷派军前来讨伐,我将作为内应。”在庾楷的鼓动下,司马元显决定先发制人,利用北府兵一举将桓玄击败,重新树起朝廷的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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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兴元年(公元402年)一月一日,东晋朝廷在击退孙恩一个多月以后,即下诏指斥桓玄的罪状,并加司马道子为侍中、太傅,设置左右长史、司马、从事中郎四人,骠骑将军的文武官员全部划归太傅府;任命尚书令司马元显为侍中、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征讨大都督、都督十八州诸军事,加黄钺,班剑二十人;任命镇北将军刘牢之为前锋都督、征西将军、领江州刺史;以谯王司马尚之为刘牢之的后继,以司马尚之的儿子司马文仲为宁远将军、宣城内史。同时,大赦天下,改元元兴。

在决定正式讨伐桓玄之初,司马元显原本是打算将桓氏家族彻底铲除的。

史书没有说司马元显何以产生这个想法,究其原因,大约来自两个方面的考虑∶一是军事上的原因,避免建康的桓氏家族成员在后方兴风作浪;二是出于司马氏家族对桓氏的仇恨。不过,桓氏家族势力庞大,与其他门阀士族有着盘根错节的姻亲关系,彻底灭掉桓氏谈何容易。

听说司马元显打算将桓氏灭门后,王诞赶紧面见司马元显,痛陈桓修等人与桓玄志向不同,不会为桓玄所用。也许是司马元显考虑到桓氏错综复杂的关系,这才放弃了这一计划。然而,当张法顺发现刘牢之可能不会与朝廷一心时,他立即对司马元显建议让刘牢之诛杀桓谦兄弟,以显示他没有二心,如果刘牢之不从,可以提前除掉他。司马元显认为兴兵之初,即斩杀大将,必然会军心浮动,万万不可。张法顺再三劝说,司马元显就是不同意。司马元显不仅没有诛杀桓谦兄弟,相反,他想到桓谦之父桓冲曾镇守荆州多年,为了分化瓦解桓氏,还任命桓谦为都督荆州、益州、宁州、梁州四州诸军事,兼荆州刺史。

接到朝廷的檄文之后,桓玄的第一反应就是切断长江水路运输,不允许商人从上游向扬州贩运粮食。由于扬州刚刚经历了孙恩之乱,政府没有一点粮食储备,桓玄的这一措施,立即导致京师的粮食极度匮乏,朝廷只能拿出谷皮、橡果发给士兵们充饥。即便如此,司马元显依然下令实施军事行动,声讨檄文发出后,就定下了进军的日期。

桓豁的儿子、桓玄的堂兄、现任太傅司马道子长史的桓石生,给桓玄写下密信,报告了朝廷的出兵日期。本来,桓玄认为,扬州经过孙恩之乱以后,百姓饥懂,根本不可能全力西上讨伐自己,自己也好利用这个机会养精蓄锐,时刻窥伺朝廷的漏洞。如今司马元显竟然要动真格的,这大大出乎桓玄的意料。

桓玄看了桓石生的密信之后,不禁十分恐惧,计划固守荆州治所江陵城。桓玄的长史卞范之聪明过人,从小就是桓玄的好朋友。听了桓玄的打算以后,卞范之建议道∶“大人雄才大略,威震天下,司马元显乳臭未干,刘牢之不得人心,如果我军兵临京师,向敌人展示威力,拉拢犒赏,敌人将很快土崩瓦解。哪能把敌人请到我方境内,自取困辱,自陷险境呢?”

卞范之的建议可以说是抓住了问题的关键。这是因为,对立的双方均有薄弱之处。朝廷方面,北府兵、西府兵与朝廷军队并非铁板一块,存在分歧,后勤保障也不足。对于桓玄一方来说,同样存在人心不稳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以积极进攻代替消极防守,把战火引向对方的辖区,正是转被动为主动、提高军队士气的有效手段。桓玄听从了卞范之的建议。他发布了一道反檄文,揭露司马元显的罪行,并命令哥哥桓伟从夏口回到江陵,驻守后方,他自己则亲自率领大军顺流东下。

接到桓玄的檄文之后,司马元显同样深感意外,也同样十分恐惧。元兴元年二月七日,晋安帝司马德宗在宫城的西池设宴给司马元显壮行,皇帝赏赐的践行酒喝完以后,司马元显也登上了战船,可是,由于心存恐惧,他一直迟迟没有下令开船。其实,心存恐惧的岂止是司马元显一人,对立阵营的主帅桓玄同样对战事的发展没有丝毫把握。自从兵发江陵以后,桓玄一直担心自己以下犯上,人心不服,军队不会替自己卖命,难以成功,因此,时常打算折回江陵。然而,当桓玄进抵浔阳后,竟然发现没有朝廷军队,过了浔阳,扬州就在眼前,桓玄不禁大喜,军中也士气大振。也就在此时,庾楷与朝廷秘密联络的事情也败露了,桓玄将其暂时囚禁起来。

二月十八日,晋安帝司马德宗命令南顿王司马宗的儿子司马柔之携带“驺虞幡”西上,制止西军东下。可是,如今的驺虞幡已经失去了昔日的威力,桓玄的前锋部队根本不予理会,当场斩杀了司马柔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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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二十八日,桓玄大军进抵姑孰(安徽当涂)。在此,桓玄命令部将冯该、苻宏、皇甫敷、索元等人,进攻豫州治所历阳。驻守历阳城的是司马尚之的弟弟、龙骧将军、襄城太守司马休之,司马休之率军登上城墙固守,桓玄水军驻扎在历阳以南的洞浦,切断了历阳对外的交通,并焚毁了豫州的战舰。失去了大部分战舰,司马尚之率领九千人在洞浦岸上列阵,另派武都太守杨秋率军作为奇兵,驻守在横江(安徽和县东南长江北岸),然而,出乎司马尚之预料的是,杨秋竟然率先投降了桓玄。杨秋投降立即动摇了司马尚之所部的军心,很快就自行逃散了。司马尚之逃到涂中(安徽滁州)隐藏,十余日后,谯国人韩连、丁元等向桓玄告发,桓玄派军将其抓获。司马休之率领五百守军出城死战,战败逃回城内,后携子侄弃城北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