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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时期，在齐国临淄稷门附近一所官办民营的高等学府——稷下学宫，发生了四次儒学大辩论。由于这些大辩论发生在当时诸雄争霸的大背景下，因此，其辩论的主旨对于我们如何看待如今的中美博弈，有许多可以借鉴之处。
第一是天人之辩。
孟子主张“天人合一”，这里面产生两个论点，一个后来发展成为“君权神授论”；一个是敬天爱人。
美国编织的“天定命运论”就是“君权神授论”的翻版，只是将“君主”换成了“美国人”。而源自基督教的人文主义，就是“敬天爱人”的现实版：崇敬自然，热爱自然，保护自然；提倡博爱。
荀子主张“人定胜天”，认为人能主宰自然界。
我们无疑采用的是“人定胜天”的主张，所以才有后来的“大干快上”和“多快好省”。但失去敬畏的我们，涸泽而渔，使自然环境千疮百孔。
现在拨乱反正，喊出“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的口号，但如何平衡二者的关系，依旧是莫衷一是。
第二是人性善恶之辩。
荀子主张“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孟子主张“人之初，性本善”。
美国源自基督教的“人生而有罪”，主张“性本恶”，认为人是自私自利的，但可以通过利己而利他，最终实现公共利益；进而发展为信奉“层林法则”的自由竞争理论。
我们实际主张“性善论”：思想上重视宣传教育；管理上倚重个人的道德自觉。
第三是义利之辨。
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孟子进一步主张“舍生而取义”，义利“二者不可得兼”。荀子则主张“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反对“唯利之求”。
应该说在我们改革开放之前，倡导的是孔孟之道；改革开放之后，实际倡导的是荀子之道。
管仲学派对义利关系的看法是义利并重，认为：“厚爱利足以亲之，明智礼足以教之”。
而美国秉承的是实用主义，不涉及利益则谈“义”：自由民主等普世价值观；涉及利益则只谈“利”：唯利是图。属于荀子说的“先利而后义者辱”。
第四是王霸之辩。
所谓“王道”，是指依靠道德礼教而实行仁义，经仁义教化征服天下。
所谓的“霸道”，是仗恃国家实力的强大，假借仁义的各义，来称霸诸侯，征服天下。
孟子主张重王道轻霸道：“以力假仁者霸”，“以德行仁者王”，其实是排斥霸道。
荀子主张以王道为本，但不排斥霸道。
管仲学派主张王霸并重，视情况选用：“强国众，合强以攻弱，以图霸；强国少，合小以攻大，以图王。强国众，而言王势者，愚人之智也；强国少，而施霸道者，败事之谋也”，“战国众，后举可以霸；战国少，先举可以王。”
我们强调以德服人，主张的是“王道”；
美国喜欢以力服人，主张的是“霸道”。
现在属于“强国众”时代，美国经常“合强以攻弱”，属于管仲学派认为该行“霸道”的情况。
由上可知，在近现代，美国，乃至整个西方比东方先进，并非白色人种强于黄色人种，而是基于“人性”的哲理思辨的差异选择不同。
而我们两千多年前的古人，就已经深入探讨过各种道路。我国春秋战国时代，无愧于世界文明史“轴心时代”的称号。
面对现实中中美力量的对比差异，我只能说还需要更长一点的时间来验证两国不同的选择，到底谁会最终胜出？
最后一声叹息，“国情两个字好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