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刚满 20 岁的乔乔是一名神经鞘瘤病患者。9 岁那年确诊神经鞘瘤病之后,肿瘤从他的鼻子蔓延到鼻窦、眼眶、头颅。他至今做过 4 次手术,一次因为术中大出血而被下病危通知。
资料显示,神经鞘瘤是一种神经源性肿瘤,可治愈但有复发的可能。它多为良性肿瘤,但也可能恶变为恶性的神经鞘瘤。神经鞘瘤病发病机制尚未明确,但与遗传、基因突变等有关。
与神经鞘瘤病相伴 11 年,乔乔至今仍弄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得这种病。因为反复检查、治疗,现在他路过医院都会感到焦虑。尽管面对死亡的恐惧他也曾嚎啕大哭,但在他笔下,多年来的治疗经历,底色并非只有忧戚,还有戏谑与乐观。
无妄之灾
老话说,“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年纪小的时候不了解其中意思,如今重读,只觉人生无常。即使过去了十多年,我第一次病发的记忆仍旧清晰如昨。
那是 2011 年,我 9 岁。10 月 6 日,国庆假期倒数第二天,我和前几天一样被牢牢禁锢在田地里,不情不愿地帮助大人干农活。我在心里琢磨要是生病了该多幸福,这样既不用干农活,也不用上学。毕竟谁年少时,没羡慕过那些因感冒就不用上学的人呢。
谁知我很快就“如愿以偿”——那天,我妈注意到我的鼻梁上凸起一个“山包”,当天傍晚就带我去了村诊所看病。
乔乔 9 岁时的诊断报告
图源:受访者提供
刚到诊所门口,闻到医院那“熟悉的恐怖气味”,我的屁股自动唤醒了被针管支配的记忆,催我快速逃走。我如何迈进诊室、医生说了啥,都没印象了。只记得我没有打针、拿药就从医院出来了,像孔雀一样神气十足。
逃离村诊所的我还是没能“躲过一劫”。第二天凌晨五点钟,我就被薅起床了,一路兜兜转转到了县医院,又被摇头叹气的医生“请”去了市医院。大人们的对话我听不太懂,只觉得母亲满面泪痕的样子有些可笑,也本能地觉察到这样的母亲不好惹,我要乖乖听话。
第一次进城、第一次去大医院的我,坐在椅子上观察医院里步履匆忙的大人,透过病房的窗户往外张望,这些都给我一种新奇的体验。但新鲜感消失后,一系列的检查和每天的输液让人厌倦不已,隔壁床的妹妹也吸引不了我的兴趣。我无聊至极,吵闹着要回家、要零食、要玩具,丝毫不知道孤身陪我住院的妈妈在得知我长了名为“神经鞘瘤”的肿瘤后,有多么无助、悲伤,也不知道在老家为我筹钱做手术的家人们,是多么地焦急。
手术室里,穿戴整齐的医生使人紧张,低温更让我发抖。我躺在床上,如同过年时被绑起来的土猪。好在这种煎熬没持续多久,麻药一打,一双无情的大手就合上了我的眼帘,掐断了大脑的“供电”……不知道过了多久,我被不停喊我名字的妈妈吵醒,整个人十分烦躁。对,术后醒来的感受和半夜被扯醒时一样,烦躁至极,只想继续睡觉。
恢复了几天后,我才知道手术做了四个多小时,奶奶、舅舅等至亲也一直在外守着,直到我被推出手术室。术后当天晚上,我不停说胡话,妈妈守着我一宿未睡,还要每隔一段时间就把我喊醒一次,确认我安全无事。
一回生,二回熟
第一次手术结束后,我一直遵从医嘱定期复查。先是每隔一周、半月、一月复查一次,再到后来每三个月复查一次。当我逐渐把定期复查当作例行的公事,并且不以为意时,上天又给了我一记耳光。
那是 2014 年 1 月,我和远在外地务工的父母打电话说家常时,随口提了一句“感觉鼻子好像又变形了”。当时我并不确定,单纯只是“感觉”,但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当晚妈妈就给在家的姑姑打电话,让她明天就带我去医院。
第二天凌晨五点,我们就起床赶车。寒冬腊月天,刺骨的冷风令我深恶痛绝。当天的检查结果,比这个天气还让人心寒,医生让姑姑给我父母打电话,让他们立马回家,我当即被安排入院。
直到今天我都不明白,为什么定期复查一直都没检测出旧疾已经复发,还是我自己发觉鼻子变形后,才重新发现问题呢?据妈妈回忆,当接到姑姑从医院打来的电话时,她正在工厂上班,听到消息后,立马瘫软在地,工友们都拥过来搀扶她。她在厂里休息一会后,火速办理了辞职,直接赶回老家医院照顾我。焦心的爸爸为了我的治疗,必须留在外地赚钱。
再次入院,我对自己所患疾病和即将进行的手术仍旧茫然无知。可是,我已经 11 岁了,到了要面子的年纪,强硬装出了一副轻车熟路的派头,来缓解内心的不安。
图源:IC photo
临近农历新年,医院的生意也格外红火,所有的病房都住满了,入院较晚的我们只得在走廊和大厅里过夜。我对这次住院印象最深刻的记忆是热闹。医院的人很多,在走廊睡觉也很有趣,鼻梁骨折的大哥哥会带我一起玩游戏,比第一次遇见的妹妹要好得多。
母亲对这段住院经历的描述,与我完全不同,她回忆中的场景糟糕透了。母亲说临近年底,医院床位紧张,医护人员严重不足,院方安排我年后再做手术。可谁知我抵抗力太差,刚住了几天院就感冒发烧,还拉肚子,这令母亲更为担心。
母亲想,如果年前手术不做,一家人也是没法安心过年的,于是就苦苦哀求医生,让他加了一台手术。这样等我感冒恢复之后,就立即开始了第二次手术。
第二次手术时间更长,也更危险,医生从鼻腔内部及附近取出了多颗肿瘤。好不容易熬到手术成功,人也舒醒了,我又不争气地拉肚子到拉脓血水的地步。
医院联系了儿科等科室医生为我进行了会诊,经过多方调理用药,体虚的我才逐渐恢复。术后前两天,我眼睛一度肿胀到完全看不见东西,即使新年前两天出院时,眼睛、鼻子还是肿胀的。
按母亲的说法,术后的我因为疼痛哭闹不止,嚷嚷着要回家。经医生允许后,腊月二十八我出院回家,腊月二十九母亲独自去医院取了来自北京的化验报告——神经鞘瘤良性,这个良性的结果给全家人吃了一颗定心丸。第二天是大年三十,我们安心过完了年。对全家人来说,这个新年最大的愿望是我能够平平安安。
人恐怕只有生病了,才能体会平安健康就是福的道理。
我不到三年,经历了两次手术,全家都操碎了心,可生活还得继续。新年过后,家人带我去复诊,妈妈心有余悸地问医生:“以后还会复发吗?”或许是为了安慰我们,医生比较明确地表示这次手术做得很彻底,应该不会复发了。
之后,仍旧和第一次术后一样,定期复查了三年都没有复发。我们以为,全心全意期盼的全新健康的生活终于来了。
和死神的斗争
三年又三年,随着年龄的增长,疾病带给我的困扰并未消失,这种困扰不仅是生理上的,还有其他方面。
我对旧疾随时会复发的隐忧,始终悬在心里。就像有创伤后应激障碍一样,即使路过医院,都会紧张焦虑。我原想,带着这些“烙印”生活也未尝不可,谁知上天对我的“眷顾”并未止步,18 岁的成人大礼包正在赶来的路上。
2020 年初的一天,我下班后觉得眼睛有些疲劳,还老是流泪,就去诊所拿了一瓶滴眼液,用了毫无效果。过了几日,在照镜子时,突然发觉两只眼睛有些大小不一。有了鼻子的前车之鉴,我深感惶恐,便去了江浙一家三甲公立医院进行检查。检查结果能看到鼻子里有手术后的痕迹,但眼睛周围,也有一些医生说不甚清的情况,于是医生建议再换更高一级的医院进行诊治。
受疫情影响,我出行和就医都不顺畅,再加上几次误诊,让我的第三次手术耽搁了很久。后经医生推荐,到 2021 年初,我才去了上海的一所三甲医院。到达当天,影像学检查显示肿瘤数量比较多,且扩散到了颅内,最好尽快手术,因此手术便被安排在次日进行。
2021 年 1 月 9 日,未满 18 周岁的我做了第三次手术。这次手术要进行开颅,不仅手术操作时间长,手术风险也极大,妈妈签手术风险告知书时手抖得不能握紧签字笔,几个字写了好久才写完。
我是早上七点多进手术室的,出来时已经晚上十点多了,十多个小时的手术于我而言是睡了一个漫长的觉,对于手术室外的妈妈和姑姑而言,是炼狱般的折磨。
手术进行过程中,医生发现眼眶的情况不容乐观,如果继续进行手术风险太大,即使手术成功,右眼也有失明的风险。因此,手术中途医生和妈妈沟通后采取了折中方案,尽量摘除可切除的肿瘤,眼眶部位的肿瘤留待下次手术进行清理。
即便是这样,术中还是出现了大量出血、瞳孔扩散的情况,妈妈接到病危通知书时,直接瘫软在了手术室门口,幸好有惊无险,要不也没有此文了。
乔乔去年的治疗,包括了一次 4 级手术
图源:受访者提供
最终,医生从我鼻腔、鼻窦、颅底和眼眶等处一次性取出了 20 多颗肿瘤,还拿出去给妈妈清点了一遍,那血淋淋的模样让人做噩梦,妈妈更是不敢拍照留念。与这次手术相关的各种伤口照片,也都被妈妈从手机里完全删除了,既是为了忘记这段痛苦的经历,也希望与过去彻底告别。
不知过去了多久,我终于在重症加强护理病房醒来了。和前两次像是从梦中醒来的感受不同,这次我仿佛是用尽了力气才从地狱爬回来,感觉自己全身骨头都没了,只剩下一堆皮肉被平铺在病床上。我努力地回想,才记起自己要做第三次手术,目前的处境应该是术后观察期。
刚恢复意识时,我真是四肢无力,动弹不得,费了好大的劲才把安插在口腔里的管子用舌头和牙齿顶出来,趁机喘了口气。谁知刚取下就被发现了,一个护士走过来又把管子给我重新放回去了,刚才的努力都是徒劳,此时我才发现自己身处的不是普通病房,应该是传说中的 ICU。
住在重症监护室的日子,每分每秒都显得格外漫长。在有限的清醒时间,我只能用较好的那只眼盯着床对面的时钟发呆,眼睛跟着秒针一圈圈转动,四肢和身体还是毫无力气,头部也始终伴有麻木的肿胀感。
在重症监护室的最后两天,新进来一个患有阿尔茨海默症的老爷爷,醒来后他就不停嚷嚷着:“让我回家,我要回家,这是哪里?我没病。你们不能把我扣留在这里,我要报警让警察抓你们。”
曾经了无生气的 ICU,如今显得有些诡异,老爷爷的到来确实分散了我对时钟的过度关注,但也加剧了我术后烦躁和头痛的程度。我努力和护士沟通,要求转回普通病房,本来护士都答应了,不知怎么回事又多住了一晚,那一晚我格外失落。
转回普通病房的我,如同从地狱到了天堂,同病房的奶奶们也显得格外亲切友好。虽然我暂时还不能支配我的四肢,话也不能多说,但是可以听清别人说话的声音,打发时间也变得容易了。
在普通病房待了几天后,我遵从医嘱开始做一些康复运动,锻炼肌肉的力量,医生说我恢复得挺快。我心里知道大部分的功劳应该归功于手机,因为我太想要能够灵活自如地操纵手机了。可惜,玩手机不需要用腿和脚,要不然我的下肢肯定也和上肢恢复得一样好。
第一次下床时,我觉得我非常 OK,结果还是一屁股摔在了地上。这一下,让我深感懵逼,我一个 18 岁的小伙儿,怎么不会走路了?不过,年轻人身体素质还是好的,我还是很快就出院了。
这次手术使我瘦了许多,回老家静养期间,姑姑天天鸡鱼不断逼着我吃,生怕我营养不足。我眼见着自己日渐臃肿,寻思着不能光吃不动,得锻炼身体减肥,于是开始每天跳绳锻炼。
有一天我正在跳绳时,鼻腔里涌出一股温热液体,像是感冒时的清水鼻涕,我有些疑惑但也没太在意,仅仅认为自己可能感冒了。几个月后我才知道这玩意儿不是鼻涕,是脑脊液漏出来了,你可以理解为大脑漏水了。
就这样,在休养期间,我除了鼻内断断续续有液体流出、经常头晕头痛、手术伤疤有些麻木之外,其他一切安好。
死亡的恐惧
过了三个月的恢复期后,又再次赴沪进行检查,同时制定第四次手术方案。这次来沪,在这家已经熟悉的医院进行检查时,心里还是有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总之是不愉快的。
上次手术虽然很危险,但是躺在手术室里的我,并没有切身体会到死亡来临时的恐惧,只是听家人描述才觉得有些后怕。如今回来为第四次手术做准备,心里别提多怵了。
谁料,怕啥来啥。距上次手术才间隔三个多月,鼻窦内又发现了肿瘤,实在不知这是新长出来的,还是旧有的未切除干净。已经满 18 岁的我,能明白和理解医生每一句话的意思,再也不是当年的无知儿童,所以心情极度低落。雪上加霜的是,医生怀疑肿瘤已经恶化,眼部肿瘤情况比之前更不乐观,没有医生敢为我再次手术。
知道消息后,我头脑一片空白,茫然无措地走在医院的小径上,思绪久久不能平静。这是我第一次直面死亡,也是第一次思考要是癌症该怎么办?
我努力想理出一点头绪,可是实在做不到。回到暂时下榻的地方,我拨通了发小的电话,边说边隐忍,直至终于忍不住嚎啕大哭起来。
这是患病这么多年来,我第一次控制不住地大哭,也是第一次体会伤心欲绝的滋味。情绪释放之后,想起治病多年的艰辛,既然已经坚持这么久了,何不再积极主动一次,这次要是成功了呢!
因为做手术,乔乔的双眼一大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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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经过多方打听,得知上海一家医院有一位医生,医术甚是了得。有几位医生强调,如果是他做手术,右眼还有保住的可能,换成别人很难成功。听了这样的话,母亲认为我的身家性命都全靠这位医生了,她必须为我争取手术的机会。
有几天我和母亲每天用手机定时蹲守,还是抢不到医生的号源,无奈的母亲只好带我直奔医生出诊的地方,寻求加号的机会。最终,医生同意为我手术。除了我病情危急之外,能够获得这次入院手术的机会,更多得益于母亲爱子之情令人动容的缘故,我知道她曾给医生和志愿者下跪哀求,我也知道在很多志愿者的努力下我才获得一笔治疗基金,缓解了筹钱的难题。
2021 年 5 月 31 日,我再次住院,6 月 1 日顺利进行了手术,得知手术成功眼睛也保住的那一刻,妈妈又哭又笑。此时上海疫情有些严重,医院管理比较严格,全程只有妈妈一人陪护。6 月 9 日母子二人收拾行囊出院,走出医院大门的那一刻,我有一种重返人世间的感觉。
妈妈从未上过一天的学,这些年陪我四处就医,自学了许多常用的汉字,读写全不在话下。我在心中祈愿,2021 年的 6 月 9 日是我们最后一次住院的最后一天。
第四次术后休养期间,我翻看当时的病历,才知道当时手术做的项目既有切除肿瘤的4级手术,也有针对之前脑脊液漏进行的修补手术。不仅手术成功了,肿瘤切片的病理分析报告,也显示肿瘤并没有恶化的迹象,依旧是良性。
这是我患病以来听到的最好消息,我又忍不住哭了。上一次哭是害怕得癌症,这一次哭是庆幸自己远离了癌症,毕竟单纯的良性肿瘤已经让我如此折腾了,何况是癌症呢!毫不夸张地说,我真是谈癌色变。
2022 年初新冠在上海肆虐,原定的例行复查已经推迟几个月了。6 月底,好不容易进了上海,谁知人刚到,暂住的小区又有阳性感染病例了。还是去不了医院。我希望上海疫情赶快过去,7 月能够完成复查。
我为什么会有神经鞘瘤?它为什么会屡次三番复发?十多年来,我去了无数医院、无数科室,都没找到答案。后续会不会复发,以及如何治疗,仍旧是未知数,右眼眶和颅内埋藏着我希望永远不会被引爆的“炸弹”。
另外,现在我每天需要面对的烦恼,是术后不对称的双眼和头皮的伤疤,这严重影响我的颜值。
其实看病最痛苦的不是手术操作和术后恢复期,而是术前的检查和诊断,这最令人煎熬。尤其是当医院说法不一,没有医生愿意为你做手术时,心情真是绝望到谷底。
患病以来,我抱怨过命运的不公,不过想一想,我是一个连鬼门关都走过几回的人,未来还有什么风浪是我禁不起的呢?
现在我最想说的是:您可永远滚蛋吧,肿瘤君。
(为保护受访者隐私,文中乔乔是化名)
撰文:乔乔
监制:潘闻博
首图来源:IC pho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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