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城对古物感兴趣的人，大概都知道八仙庵，即使没有去过，至少也有所耳闻。
八仙庵在西安城东关，是一座道教庙宇，清末庚子事变，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带着一应官绅避难西安，曾经驻跸八仙庵，这座庵堂因此知名。像大多数宫观庙宇一样，八仙庵的周围遍布着算命看相的、卖纸马香烛的，人的生死大事，在这里都能找到答案。
八仙庵古玩市场就在八仙庵门前，现在早已经夷为平地，成了一个仅向内部开放的停车场，只有每周日麇集的摊贩提醒着这处古玩市场的旧日繁华。
八仙庵的古玩市集，只要没有特殊情况，比如中高考、雨雪天、疫情蔓延或领导视察，每周日都开放，来自甘肃、陕西、山西、河南的摊贩毕集于八仙庵前面，沿着路边摆起摊子。他们通常来得很早，有说凌晨两点，也有说四五点，我早上起不来，也缺乏在纸马店鳞次栉比的街旁彻夜等待的勇气，所以从来搞不清楚他们究竟有多早。反正我有一次六点钟过来，他们已经快摆满了。
去八仙庵最好的方式是骑车，其次是坐公交车或地铁，老街巷狭窄，两边又摆满了瓶瓶罐罐、书本纸张，再加上人群拥挤，车根本开不动。我住得远的时候，会搭乘公共交通工具，现在住得近，就骑共享单车过去。
从朱雀门，走环城南路，至建国门向北，走建国路，建国路是我见过西安最漂亮的路之一，路边法国梧桐的浓荫将整条路遮得严严实实，时有凉风掠过，非常惬意。建国路是条老路，民国的老建筑张学良公馆、高桂滋公馆都在这条街上，并且完好如初。当然，这条老街最吸引人的，还是开了许多年的小吃，秦家搅团、蓝田饸饹、北京涮锅、眼镜牛肉面……
从建国路到长乐门有许多种走法，因为建国路往东到城墙有许多条小巷子，这些小巷子里隐藏着了不起的机关单位，也住过不少声名显赫的大人物，时间比较充裕的时候，我会走进这些小巷子探险。大多数时候，我都是径直拐上东大街，出长乐门，入炮房街，炮房街在民国年间是做烟花爆竹的地方，当时还有过火药爆炸的新闻，炮房街因业态得名，并没有后世的暧昧联想。
炮房街街口有两家小吃店，一家经营汉中热米皮，一家做长安臊子面，都很地道。做米皮的都做菜豆腐，我吃得了米皮，却始终接受不了菜豆腐，在我吃起来，越正宗味道越怪，不过这是我个人的问题，不应怪罪店家，他们做得好。
陕西的臊子面分两种，一种是岐山臊子面，面很筋道，发黄，有一种半透明的质感，酸辣口，这种臊子面在全国都很有名。另一种臊子面是长安的，面软，发白，浇头多，是咸香味的，西安本地人知道的多，外地人点了这样的臊子面会发生误会。
我个人更喜欢长安臊子面。
炮房街一径向东，不出五百米便是罔极寺，道旁有指示路牌，方向指的很潦草，按指示走只怕要穿墙破壁才可以，好在罔极寺建得很阔绰，并不难找。
罔极寺是太平公主为母亲武则天所建，名字出自《诗经》中的句子，“昊天罔极”，意指母爱的深厚。在唐时属于皇家寺庙，想来应是金碧辉煌，如今当然不复旧观，只是一处低矮的门楼，寺里的修法中心是一座很有设计感的现代建筑，高高耸起，煞是壮观。
我进去过几次，印象比较深的是后院僧人豢养的孔雀，圈在笼子里，如大些的鸡，如鸡一样啄食，如鸡一样上树，偶尔稀稀拉拉地开屏。
罔极寺东行过两个路口便是八仙庵，八仙庵门口的小街整日车水马龙，路南遍布小吃店，一早排大队的多是附近的居民，喝肉丸胡辣汤的，他们对路北摆满的古玩摊子毫不在意，连瞟一眼的兴趣都没有。
我到八仙庵买的最多的是旧书，古玩之类偶尔看，门道太深，很少入手。从八仙庵东侧的北火巷口开始，就进入了旧书的地界。旧书摊子不像古玩摊子摆得那样仔细，多是平平铺过去，不讲什么秩序，有的把书脊朝上码一排，也是因为书太多而地方太小，书与书摆在一起或是拉散都是随机的，全无逻辑可言。
我开始逛八仙庵的时候，一个摊子收租金10元，现在已经涨到20元了，收费的是两三个“闲人”（陕西话读作han'ren）气质的中年人，一个通知收钱，一个负责撕自制的票给摊主。常有因为没开张赖摊位费的，或者讨价还价只愿意交一半钱的人，遇到这种情况，领头收租的便操一口陕西话对交钱不利索的摊主冷嘲热讽，大多数人脸上挂不住，不情不愿地把钱交了。
旧书摊很少有赖摊位费的，旧书品种多，随便卖都能挣回来。
北火巷口最显眼也最乱的摊子属于康司，一棵老大的槐树正长在两条街巷相交的地方，康司的摊子占了这棵树最好的一片阴凉。他的书良莠不齐，好的有稀缺的签名本，差的有摆了数年无人问津，封面上沾满鸟粪尘泥的老资料书，或平摊或斜插，透着种种漫不经心。
康司健谈，但凡是个熟面孔，都能拉着你聊半天。他是西安最早玩旧书的一拨人，1990年，还没成年的他就开始混迹于这个圈子，一开始卖杂志，书比杂志深些，看不太懂。旧书是摊主与读者教学相长的生意，康司在贩书的过程中认识了不少文化人，他们在闲谈中给康司讲书里的门道。康司受了这些人的启发，开始边收边卖边读的贩书生涯。
跟康司聊天，不难发现，他喜欢读文史方面的书，尤其对历史上的农村问题很关注。用他的话说，咱本来就是白鹿原上的一个农民，就是关心农村的事。
他对民国以来的农村问题方面的学者、官员等都颇为熟悉，开口便是董时进、邓子恢、温铁军，能讲出许多鲜为人知的事迹。我问他，你看过这些人的书吗？他说自己收到过不少没有发表的资料，他看的主要是这些东西。
康司很关心时政，称得上忧国忧民，在八仙庵一众贩卖旧书的老板里，他是为数不多的右派。他担忧农村的未来，哀祷传统乡绅阶层的消逝，他比很多知识分子更关心中国该往哪里去？
他曾经很真诚地向他的顾客，或是大学老师，或是退休干部，问过这样的大问题。得到的是一个不无幽默的回复：康司，你就好好卖你的书，吃地沟油的不要操中南海的心。
康司的人生理想是做个小学老师，但他混杂的知识结构和政治倾向，注定他无法实现这个理想。
大雨降临之前，空气异常闷热，他撩起T恤，露出圆圆的肚皮，跟我聊起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他说自己下过两年苦功，大致看明白了。我没有谈相对论的水平，只是听说研究相对论要有一定的数学基础。康司回答说，确实，他为此又学了高等数学，到头来还是无法贯通。
他的语气中有一丝遗憾，我搞不清楚这种遗憾是因为搞不懂爱因斯坦，还是当不成老师。
康司的邻摊是个斯斯文文的小伙子，摆的书品质一般，偶有精品，但小伙子会收拾，书都干干净净的，品相不错。他没有开过实体店，有自己的库房，主要靠摆摊和网上卖。
小伙子对面是康司的老伙计——老王。老汉和康司曾经在翠华路合开过一家康王书店，半卖教辅，半卖文史旧书。书店附近有陕西师大、西安外国语学院、西安财经学院等几座高校和数家中小学，位置好，因而生意兴隆。我上学的时候逛过，印象中买过陕西人民出版社早年出的《简爱》、让·梅叶的《遗书》等，后来那一片拆迁，书店也就关掉了。
我对老王的印象最早可以追溯到每周六大雁塔的书市，老王的书在那一堆摊里，又有水平，品相又好，我在他那里买过李小江编的妇女研究丛书，像潘绥铭的《神秘的圣火》、郑慧生的《上古华夏妇女与婚姻》等等。
老王是个好老汉，但为人腼腆，不爱说话，跟康司正好相反。
八仙庵卖旧书的多数是苦出身，文化程度不高，他们凭着谋生的热望和对知识的亲近，形成一个旧书的市场，在这个市场里，他们根据书的稀缺程度和顾客的亲疏远近，为知识定价。
莫言、余华、马尔克斯、东野圭吾、村上春树等，约等于一碗面，陕西自己的作家，如陈忠实、贾平凹等，品相好的，大概可以换一碗泡馍，如果有签名，尤其是已故陈忠实先生的签名，至少可以请伙计们吃顿烤肉。
好书好价，他们以此来表达对作家乡党的敬重。
这里面做的最好的，当数千阳人柳司，他是陕西乃至全国收藏贾平凹作品版本最多的人之一，只要是贾平凹的文章，他片纸必收。有的用钱买，有的拿东西换，多年攒下的家当蔚为壮观，前两年还专门办了一个贾平凹文学版本的展，影响很大。
文学可以高居庙堂，也可以散入江湖，柳司的收藏展完美诠释了文学创造的奇妙际遇。贾平凹和一众收藏家跟柳司坐在一起聊天，这在西安文化圈里算是一个传奇。
柳司是一个爱国者，他算是八仙庵左派的代表，他的倾向也是大多数八仙庵摊贩的倾向。他们会关注俄乌局势，担心俄国打输了，中国边境会不会受到威胁。关心何时收回台湾，怀疑美帝亡我之心不死。
柳司每次带来的书都是全场关注的焦点，他的车子一到，淘书的人会迅速围过来，逮住就不撒手。柳司不用摆书，他只要把一袋书解下来，自然有顾客一本一本替他掏出来，旧书摊不成文的规矩，先拿到的有优先购买权。
柳司收书勤快，摊上常有低价的好书冒出来，也就是所谓的“漏儿”，起早逛摊子的没有不想着捡漏儿的。我在柳司那边儿也捡过漏儿。那天已经大中午了，柳司的摊子上起码已经过了几百号人，我过去已经没啥可挑的了。但想着来都来了，还是带一两本。于是就选了一本傅庚生教授的《文学赏鉴论丛》，单纯就是图品相好。没想到是傅先生的签名本，还是李之勤教授的旧藏。傅庚生教授的签名本坊间极少见，此书是孤本。
八仙庵摆旧书摊的陕西人不多，很多都是外地的，有安徽的、有河南的、有山西的，这个行当多数是以家庭亲戚关系向外拓展的，一个带一个，不同的摊贩看似面貌各异，其实是父子、兄弟、甥舅、姑侄，如果你观察得足够仔细，可以从他们的口音与书品看出一些蛛丝马迹来。
做旧书的都有自己的库房，便宜收货，大量囤货，这是一门用时间差赚钱的生意。某书当时不贵，随着时间推移变得稀缺，因而身价倍增，大旧书商挣的就是这个钱。他们的库房多在八仙庵左近，有几家在西安北关，离得也不远。
如果有一天，他们让你去自己的库房挑书，你要明白，这是一种极高的礼遇。
刘明明的库房就在八仙庵，打开门也是一家店，只是没有做招牌。他主要收美院散出来的画，还有一些戏剧、音乐方面的书，他对老照片、档案很有研究，懂行，也在这上面挣过钱。他不摆摊，但每次来得都早，主要是收货，很多人在八仙庵开店，不是为了卖货，而是为了收获。早市上好的老照片与档案，多数归了明明。
我没买过明明的照片、档案，倒是买了不少书，就我买的东西而言，明明真是非常厚道，让我相信很多好意真是来自于众生的良善。
我在明明那边买的最有收藏价值的是《于右任书墓志墓表选辑》（21种），布面的，更难得的是有编者签名，签赠给画家胡明的。明明跟我说，这本书是他赔钱卖给我的，我信。
旧书上的签名钤印，是旧书最动人的魅力之一，每一个签名、印章、批注，都是一段隐而不彰的私人史，读一本某人曾经批阅过的书，真是如晤其人。这个人曾经的所思所想、万般情绪，都在或清晰或模糊的字迹中显现。
我每次看到这样的旧书都会想，我的书有一天是不是也会流落到八仙庵？我写下的只言片语是不是也会成为另一个爱书人探究揣测的对象？他会笑我，还是会欣赏我？
这种想入非非并无结果，只是使我明白：
没有一本旧书能真正离开八仙庵，它们以年或数十年为周期向着八仙庵洄游。在这种周而复始的洄游中完成一次又一次文化传递。
读书人，只是这种洄游运动的消耗品。
（来源：火药书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