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顾天杰
把企业骂一百遍 用处不大
疫情产生的蝴蝶效应，远比我们想象中要大得多。
最近《新闻晨报》的一则调查进入了大众视野，记者走访了多家企业，询问了好几位新冠出舱人员的招工歧视情况，文章标题是：
“进过方舱的不要、阳过的不要” ！晨报调查：招工市场上存在对新冠阳性康复者的歧视
一石激起千层浪。
文章里打工人小陈6月1日出舱后四处求职，至今没有成功。
小旅馆发现他最近有两次阳性核酸记录，不让入住。
电子厂、快递员、保安都不太愿意招收过往阳性的出舱患者，即使现在身体很健康。
小陈也试过去劳动力市场求职，却被中介要求查看手机里的过往核酸记录。
这种歧视已经在武汉疫情时期上演过一次了，当时挂着“鄂”字牌照的汽车，被其他城市居民看到后直接报警。
也有人说在疫情后治好了新冠，公司却不让回去上班，最惨的连小区门都进不去。
新冠并不会直接导致如此多的次生灾害，它只是众多传染病里的一种，为何到了2022年的今天，患者还是被如此特殊对待？
从普通人获取信息的角度来说，我们并不需要大量的官媒或重量级媒体，来反复进行普法。
我们当然了解：
根据《传染病防治法》第十六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歧视传染病病人、病原携带者和疑似传染病病人。 《就业促进法》第三十条也明确，用人单位招用人员，不得以是传染病病原携带者为由拒绝录用。
这很有用，有时候也确实没啥用。
如果有更加落地的措施出台，那就更好了。
对于小微企业来说，歧视或者不歧视的关键，在于两个字：
成本。
如果招了很多曾经感染过新冠的员工，将会导致潜在成本极高。
一旦有一名员工复阳，就会导致几十上百人的密接和次密接，全都一律要被无条件转移到方舱或者居家健康观测。
然后工厂停工，产生几万、十几万、上百万一天的停产停工损失。
或许几个人、十几个人的小微企业并不会因为员工复阳直接破产，还能多撑两个月，大中型企业也可以依靠闭环管理，最大程度上减少因为员工阳性导致的损失。
但这始终是不可持续的，根据墨菲定律，如果事情有变坏的可能，不管这种可能性有多小，它总会发生。
对于当下的企业来说，风险和成本是开工后第一考虑因素，与其做好员工感染的应急措施，不如从源头上杜绝这种风险，优先选择没有感染过的健康员工。
在市场化经济的大前提下，想方设法降本增效，减少损失风险，熬过疫情寒冬，难道企业这么做也是错的？
在《新闻晨报》的记者调查中，我们还能看到很多大企业的名字，迪士尼、富士康、大金、欧姆龙等等。
当然，这些都是劳务中介公司的说法，大企业完全可以一律否认。
想要真正消除新冠歧视，唯一可行的办法是政府协助有感染者的企业，将实际付出的成本降下来。
对于愿意招收过往阳性患者的企业，适当给予补偿、谅解和激励措施。
王阳明说：
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
新冠歧视已经逐渐扩散开来，很可能成为一种类似甲肝、艾滋病歧视的长期社会问题，造成更大的困境与撕裂。
新冠和这些疾病的区别在于，人们恐惧的并不是疾病本身，因为致死率确实很低，而是感染后长期“绑定”的阳性检测记录。
或许未来可以考虑一定周期后，完全隐藏感染者的核酸检测记录。
无论大中小型企业，都不应该成为新冠歧视的背锅侠。
出舱之后 生活继续
在2022年3月18日的国新办发布会上，国家卫健委医政医管局局长焦雅辉说，新版诊疗方案调整了感染者出院、解除隔离的核酸检测数值“标准”，此外，她明确指出：
基于我国对于复阳患者的研究，流调的资料显示，这些患者也没有再造成疫情的传播和传染。
33年前，上海曾经有过一场史无前例的甲肝大流行。
那是1988年1月。
1月中旬，上海出现第一例本土甲肝病人，之后每天以100-200人的速度激增，后来演变成每天1000例，直到1月底变成每天10000例新增。
历史不会简单地重复，只会反复重演。
2月1日，新增病例暴涨到1万9千例。
这已经远超当时上海医院的承载能力，每一位来看病的人，都伴有发热、呕吐、乏力、脸色发黄等典型甲肝症状。
于是上海市政府要求全市大中型企业腾出仓库，开办临时隔离病房，收住甲肝病人。
由于中小学放寒假，有的学校就把教室改造成病房，小旅馆也被要求协助腾出空房间接收病人。
听起来是不是很熟悉？
2022年，上海国家会展中心被临时改造成了方舱，用于接纳新冠感染者。
（来源：中国会展）
当时的上海居民尤其恐惧，如果听说某一户人家出现甲肝病人，同一幢楼里的邻居上下楼都不敢扶栏杆，少数病人家庭甚至会被邻居“孤立”。
一直到月中旬，甲肝疫情终于被有效控制，再到5月13日卫生部门做出统计，有310,746人发病，31人死亡。
在后续的调查中，流行病学家、微生物学家和传染病专家进行大量综合考证分析，总结出了这次甲肝的特点：
1.来势凶猛，发病急。 2.病人症状明显，90%以上出现黄疸。 3.发病主要集中在市区，患者以青壮年为主，20－39岁占83.5%。 4.80%以上的病人有食用毛蚶史。
于是医生们将传染源头锁定在一种鲜美的食物上：
毛蚶
上海市政府经过调查显示，1987年底，环沪城市江苏启东毛蚶大丰收，以低廉的价格和海量的供应进入上海市场热销。
那一年，启东水域同时也受到了大量人畜粪便污染，毛蚶吸附能力极强，可浓缩甲肝病毒29倍，并且在体内存活长达3个月。
可怜的上海居民就这样中招了。
甲肝流行曲线在1988年1月和2月出现三个高峰。
（来源：原上海市卫生防疫站）
甲肝大流行之后，上海给全市人民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卫生知识宣传普及运动。
对甲肝的恐慌心理很快从上海蔓延到了兄弟省市。
当时是个什么情况？
上海生产的食品饮料没人敢吃。上海运往外地的蔬菜被扣留。飞机火车上标有上海生产的食品饮料，被乘客当作垃圾扔掉。
想住旅馆？对不起，客满。 想下馆子吃饭？对不起，没座位。 想在北京开会？对不起，单独划定区域。
然后纸媒就下场亲自辟谣了，说没有疑虑的必要。
慢慢地，时间消化了一切。
上海本地人和外地居民终于也不再害怕甲肝，随着医疗技术进步和药物研发，甲肝变成了一种可控制的传染病。
根据《2021年全国法定报告传染病发病死亡统计表》显示，鼠疫、霍乱、SARS、艾滋病、病毒性肝炎等29个大类的传染病，依旧被列入甲、乙传染病。
传染病从未消失，只是隐藏在了角落里。
中国目前西安、浦东已经陆续出现了新冠最新变种的BA.5毒株，它是目前国际上公认的最强感染力毒株。
通常医学界认为，新冠毒株导致的感染，病人R0值高于12，就会被定义为传染性极强，物理隔离已经几乎无法阻止其传播。
过去一个月，BA.4、BA.5正在欧洲掀起新一波感染潮。
央视新闻报道，法国的单日新增确诊病例数一度突破20万例，其中12%的新冠确诊病例属于重复感染。
无论是33年前的甲肝，还是15年前的SARS，亦或是3年前的新冠。
我们可能一直在尝试学会了一件事：
如何与强力传染病共存。
就像宫崎骏说的那句话一样：
起风了，唯有努力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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