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江上有一处碛坝，以前可用铁叉在水里叉鱼，得名叉鱼碛。早春的一天，在碛坝的江滩地边，我碰到一个栽苞谷秧的老头，他说：要什么铁叉，我老汉小时候直接拿菜刀就可以砍到鱼。
我童年的时候，川江汛期涨水，淹没了岸边原先的草丛，小鱼虾大概被浑水呛了，直往里钻。站在齐大腿的水中，端起篾编撮箕，朝草丛撮去，一下子提出水面，里面都会有几条活蹦乱跳的小鱼。半天下来，大大小小也有了一二十条，可以吃上一顿了。如果运气好的话，还能舀到一种叫黄股头的无鳞小鱼，熬汤，色雪白，极鲜。
川江鱼多，种类也多，我叫得出名字的有鲤鱼、鲫鱼、草鱼、鲢鱼、鳜鱼、鲴鱼、鳊鱼、鲇鱼、鲖鱼、鲶鱼和青波、黄颡、江团、花鳅、胭脂鱼，以及一亿多年前就出现了的鲟鱼。
鲟鱼有很多种，川江上主要是白鲟和中华鲟。白鲟体长，头更长，超过了自己体长的一半，如一把剑，也像大象的长鼻子，俗称剑鱼、象鱼。川江上有一句谚语：“鲶鱼跟着象鱼（白鲟）走。”意思是依赖别人，跟着沾光得好处。白鲟在礁石缝里捕食小鱼虾时，先用长头把小鱼虾赶出来，但它嘴巴生在长头的尾端下方，食物常被跟着的鲶鱼抢吃了。
清末的时候，很多来川江的外国人记载，川江末端河段白鲟多，渔民大量捕捞，宜昌河街到处都在卖，价格便宜。有个英国人说，这鱼很大，几十上百斤，吃起来像牛肉一样粗糙。
1949年，三个渔民在万州红砂碛捕获到一条大白鲟，比渔船还长，全城轰动。一些开明绅商知道后，倡议各位商会会员和船帮主，出钱买下放生。最后募得一百八十个生洋给渔民，将鲟鱼放回江里。三个渔民很想知道鲟鱼到底有多重，放生前，卸下船桅杆，与鱼一起捆绑后，抬到船上，用曹冲的办法秤得一千六百多斤。很多年后，其中一个渔民神叨地对儿子说：鱼大了，成了“精”，它不是鱼了，还能吃吗？
我生长在川江边，打从记事起，至今没见过白鲟。
那年我还在上小学，有一天中午上学路上，听说有人捕了一条大鱼，有几米长，在菜市街的国营东风旅馆里剖，我跑去看稀奇。坝子里围了很多人，那条大鱼就躺在地上，三个人正忙着从它的头和背上剖开。一个人稳鱼头，一个人掌开手(斧头)，一个人用二锤一下一下地锤打。费了很大劲儿才破开，满满一肚子的鱼子。因为要上学，没看完剖鱼，我就走了。
回家后听周围的大人摆龙门阵，说这鱼叫腊子鱼，足足有一千斤重，被轮船的车耳巴(螺旋桨)绞伤了才捞到的。同街一户儿姓吕的人家，认识捕腊子鱼的人，弄到一盆鱼子，煮了吃后，几个细娃儿都流鼻血。
那个剖鱼的场面至今留在我脑子里，几十年挥之不去。
川江腊子鱼是俗名，学名中华鲟，古称王鲔鱼，过去又称龙鱼、鲟鳇鱼。中华鲟体长，头呈长三角形，身上没有鳞片，皮肤黑灰色或灰黄色，腹部为乳白色，全身有五行又大又硬的骨板。它生活在近海，每年从长江口洄游到川江与金沙江交汇一带产卵，第二年再带着幼鱼顺江而下，到海里生活。公鱼长到八年左右，母鱼一般十四年后，性成熟了，便洄游到故乡产卵。正是这种千里寻根、对故乡怀着眷恋之情的习性，鱼类学家伍献文先生深情地给它们取名“中华鲟”。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葛洲坝截流后好几年，坝下面经常可以看到中华鲟的尸体，都是为了去上游产卵而撞上大坝致死的。
中华鲟产卵一带，过去每年寒露至霜降时节，有渔民用滚钩专门捕捞腊子鱼。我实在不忍心说“中华鲟”这个名字。
一副滚钩长几十米，食指粗的麻绳上，每隔一二十厘米用支绳绑上一根铁钩——将筷子头粗的钢条磨尖，烧红后弯成钓鱼钩形状，但无倒刺。滚钩一头拴在岸边的大石上，另一头绑着两百斤左右的石条，中间还绑有小石块，用小划子装起，划到江心，投入江中，等着腊子鱼过路。方法就这么简单，不需要什么技术，但只有老渔民才晓得在那里布钩，他们认得到它往来的水路。腊子鱼过路时，滚钩深深刺入它肉里，不易滑脱，想逃掉，会越动弹越痛，只能等着就擒。当然，一般都是几百斤重的腊子鱼，也不会乖乖就范，它挣扎起来把小划子也会顶翻。渔民划着小划子跟它来回游动，慢慢消耗它体力，等游得没劲了的时候，再用绳子套住它的头、尾，拖到岸边。后来渔民在支绳上绑两根铁钩，腊子鱼上钩率增大，挣脱的机会更少了。这种专门捕捞腊子鱼的滚钩，有些地方又称大滑钩。
我见识过滚钩的厉害。初中时，班主任老师的大儿子偷偷去江里洗澡淹死了，家里人请来打鱼船帮助捞尸体。渔民用滚钩在水里一遍一遍地拖捕，尸体打捞上来时，背被抓得稀烂。死人没有知觉，但生者看了心里更伤痛。
1972年的时候，忠县一个四十多岁姓彭的渔民，那天和儿子一起划船出去放滚钩。一艘大客轮开过来，速度有点快，把渔船浪翻了，老彭和儿子都掉进江里。这种事过去也出现过，渔民习水性，爬起来就是。儿子很快爬了起来，可没见到老汉的影子，慌了，赶紧呼救。其他渔船赶过来，在水下找到了老彭，被几颗自己放的滚钩钩得牢牢的，已断了气。他可能是痛得没有了凫水的气力。长航局后来赔偿了两千块钱。
一个老渔民说，有一年，他一天捕捞到九条腊子鱼，大的九百多斤，小的五百多斤。年底，出席县里的捕鲟庆功会，吃到了专业厨师做的鲟鱼子宴，鲜美嫩滑。那个时候，上川江一带渔业社都有捕捞腊子鱼的生产任务，是上级下达的。一个大热天的上午，在江边的篾席棚茶馆里，听老渔民捉腊子鱼的龙门阵时，我突然一阵寒颤，想着那江面当时一定被腊子鱼的血染红了。我不再称这种方法叫捕捞，而是“捉”。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的一天，巴县木洞一个渔民用滚钩捉到一条腊子鱼，很大，根本弄不上岸，只好用网罩住，跟它在江里游来游去。镇上一位姓许的老先生听说后，赶到江边，花钱买下这条鱼，要求把它放了。被解网后的腊子鱼并没有马上逃生，这时，奇妙的一幕出现了：它围绕渔船慢慢游了一圈，然后一跃而起，蹦出江面二三尺高，再才迅速游走。有个老渔民说，这叫“跳滩”，是腊子鱼在感恩。
十四年后的秋天，木洞的渔民又捉到一条更大的腊子鱼，不过这条就没有那么幸运了。那天，从涪陵开来的机动船停靠码头的时候，一条千斤重的腊子鱼被车耳巴绞伤，浮出水面，几只渔船联合打捞起来。鱼肉拿到街上去卖，木洞很多人家都买了吃的。
上川江里溪渡口边的秦老汉，年轻时吃过的腊子鱼，不是滚钩“捉”的，也不是被车耳巴绞伤的。有一年冬天，叉鱼碛来了一群人治滩，有一天放炮，一声巨响之后，江面浮起一条大鱼，大得平时都没见过。放炮人把大鱼弄上岸，有人认出，是一条腊子鱼，五百多斤重，破开后，肠子像猪大肠一样粗。那时候肉食紧缺，治滩队卖了一些鱼肉给岸上的生产队，他们派了人治滩。当时猪肉六角八分钱一斤，腊子鱼肉每斤才卖五角二分钱，秦老汉家买了几斤打“牙祭”。他说，那肉老得很，不好吃，又没油水，还要倒亏油来煮。语气随意、平和，好像述说一件与自己无关的事。
在江里捞水打棒的谭四娃儿说，以前腊子鱼多。上世纪六十年代，云阳马粪沱的一个渔民就误捉到一条腊子鱼。他头天在沱里放了几层拦网，第二天早上去收，一条几百斤重的腊子鱼被网缠住“气”死了。渔民找来一根檩子棒，横着和鱼一起绑牢，再解开渔网，几个人帮忙才拖上岸。
“啷个要用檩子棒捆？直接拉上来嘛。”我问。
“怕它活过来跑了。”
我不明白：“你不是说死了吗？”
“是气死了。”
“气死是怎么回事？”谭四娃儿解释不清，说渔民都这么说。我猜想，可能是它想挣脱鱼网，越挣越紧，筋疲力尽而晕死了。巴县李家沱的打鱼船，有一次捉到一条腊子鱼，太重，拖不起来，用河边陶瓷厂的卷扬机才拉上岸。后来，分了一些鱼肉给帮忙的工人。
《长江鲟鱼类的研究》说，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的四年间，四川的渔业社共捉到八百四十七条腊子鱼，有十二万多公斤。有一个渔民，连续十八年捉到三百七十九条腊子鱼，每年平均有二十一条。
1981年的时候，重庆制作出一千多公斤鲟鱼子酱，外调北京款待外宾。也是在这年，四川开始严禁沿江各县市捕捞中华鲟、白鲟，并对渔民的捕鲟网具，按成色折价补偿。不过，这以后却很难见到它们踪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