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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房没车没存款,他们在上海养了三个娃

INSIGHT视界

2022-07-06 23:11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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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这座城市,养育三个孩子,一年的花费是多少?

陈琪,一位生活在上海的90后三孩妈妈,在社交平台上算了一笔经济账:2021年,一家五口的全部开支达到了48.1万元,月均4万元。其中,房租9.6万元,请阿姨打理家务10万元,老大学费及杂项8万元……

这个令普通白领们望而却步的数字,却是五口之家精打细算后的花销。

“大家听说我们有三个孩子,第一反应都是‘你们家有矿吧’。”陈琪的丈夫祝平提及周围人的反应,“我每次都毫不掩饰地和他们说,我们没房没车没存款,有的只是三个孩子。

陈琪和祝平都不是上海本地人,他们在大学期间相识相恋,并决定留在上海这座城市打拼。大学刚毕业,两人就迎来了第一个孩子。结婚生子这样的人生大事,他们完成得比绝大多数同龄人都要早,包括“计划之中”的二孩和“意料之外”的三孩。

陈琪形容,生孩子是“四年一届奥运会的节奏”。大女儿今年十岁,就读于上海一所私立小学;二儿子六岁,出生于二孩政策开放后;小女儿一岁半,出生时间比三孩政策发布早七个月。

“尽管生老三的时候,三孩政策还没正式出台,但因为当时江西本地生二胎的家庭都很少,他们(江西当地计生办)还是乐于看到更多孩子出生的。”陈琪老家在江西上饶,三个孩子都是在那里出生并落户,夫妻俩并没有因为意外到来的三孩受到处罚。

得知自己意外怀上三胎的时候,陈琪在一家上市公司的子公司任法务经理,这是她成为全职妈妈七年后重回职场的第8个月。一开始的孕期反应让她以为自己生了重病,检查后发现是意外怀孕时,她松了口气,但随即情绪又变得非常复杂:一边是脱离职场多年后好不容易获得的工作机会,一边是一个意外降临的生命,家庭的经济压力、个人的职业发展以及带孩子的人手不足等等现实顾虑让她陷入两难。

经过一个月的犹豫和纠结,陈琪和祝平最终还是决定留下这个孩子,理由非常简单——“因为这是一个生命。”

为此,陈琪放弃了法务经理的职位,再次回归家庭成为全职妈妈,全身心地照料三个孩子;祝平则成了家庭唯一的经济支柱,他作为职业律师的收入是全家全部的收入来源。

对于这个身处上海的小家庭来说,养育三孩面临着经济与精力的双重考验。

陈琪一家目前租住在上海内环的两室一厅中,八九十平方米的居住面积对一家五口来说有些拥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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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陈琪一家去广西北海的涠洲岛旅游,大女儿拍下爸爸和妈妈的海边背影。(受访者供 图)

每天晚上,陈琪领着小女儿睡一间卧室,祝平领着儿子睡一间卧室,大女儿自己睡在客厅。客厅的橱窗里,钢琴上,茶几上都摆满了孩子们的玩具,数量很多但整整齐齐,这是陈琪每天收拾两次的成果。靠近阳台的角落里放着一张床,用白色的蚊帐隔出一个相对独立的空间,这就是大女儿的“卧室”。

陈琪和祝平因为这样的安排而对大女儿心存愧疚,计划等她上初中以后,在学校附近租一个更大的房子,给她独立的空间。

夫妻俩之所以选择在上海租房,而非买房,更多是出于经济方面的考量。

目前租住的两室一厅,月租金是8000元,但如果想买下这套房子,夫妻俩将背负每个月两三万元的房贷。

“就现阶段来说,租房可以住到一个居住面积更大、地段更合适的房子,所以还是以租房为主。”祝平表示,租房是现阶段更为经济的选择。

有二孩的时候,陈琪和祝平曾一度渴望拥有属于自己的房子,在他们看来,房子虽不是必要,但却是归属感的一种象征,一个稳定而非临时租来的居所,多少能减轻在一个城市的漂泊感。

不巧的是,2016年上海出台限购政策,规定非本市户籍居民家庭需要连续缴纳5年及以上社保或个人所得税才具备购房资格,他们当时并不满足这一条件,加上当年上海的房价大涨,位于松江郊区的房子,房价几乎翻了3倍,价格超过3万元一平方米。

对比之下,距离上海近100公里的浙江嘉兴当时的房价只有8000元一平方米,且没有限购政策,乘坐30分钟的高铁即可抵达上海。陈琪和祝平商量一致,在嘉兴买了一套120平方米的二手房,不需要装修,可以直接入住。

搬到嘉兴后,祝平每天在上海-嘉兴两地往返——5点多起床,先骑20分钟自行车到嘉兴火车站,乘坐5:50分的绿皮火车,耗时50分钟左右到上海,接着再搭乘1小时15分钟的地铁到公司。

祝平每天通勤往返时长近五个小时,占据了一天五分之一的时间。他可以选择时间更短的高铁,从嘉兴到上海只要30分钟,但因为票价是绿皮火车的三倍,成本太高,他选择承受耗时更长的火车。

那段时间,孩子基本上看不到爸爸。祝平早上出门时,孩子还没睡醒,晚上到家时,孩子又已经入睡。通勤时间也极大地挤压了祝平的休息时间,他只能在火车上、地铁上抓紧时间补眠。

2018年,祝平试着在嘉兴本地找了一份工作,结果收入减半,工作强度却翻倍。综合考虑下,他和陈琪决定继续回上海租房住。

一家五口,意味着全家出行必须打三排座的商务车,外出旅游需要订至少两间房。但这些开支相较于三个孩子的教育费用,只是毛毛雨。

大女儿目前就读于上海的一所普通私立小学,一年学费大约8万元,加上钢琴、古筝等兴趣课程的费用,一年开销在10万元左右。相较于九年制义务阶段免费的公立学校来说,一年8万元的私立小学学费对一个家庭而言已是不小的开支。祝平表示,这还只是一家中低端私立学校,上海有不少费用高昂的私立学校,一年光学费就高达60万元。

祝平提到,孩子具备读上海公立学校的资格,之所以选择学费高昂的私立学校,是因为后者的开放度和包容度更加适合孩子的性格发展。他们对于孩子并没有名校期待,也没有给孩子报课外强化培训班,比起取得名列前茅的成绩,他们更乐于让孩子去发展体育和艺术方面的兴趣爱好。“陪伴孩子快乐地长大”,是两人一致认同的理念。

祝平和陈琪平时省吃俭用,夫妻俩很少给自己花钱。

陈琪从来不买护肤品、化妆品,也没买过名牌包袋,外出带孩子玩耍就背一个大容量的黑色电脑包——那是通过信用卡积分兑换的,装得下孩子的水杯、纸尿裤、零食、纸巾等等,轻便耐脏。她也很少给自己买衣服,衣柜里最贵的一件也才500元左右。“如果不是我坚持,她可能连500元一件的衣服都舍不得给自己买。”祝平有些心疼妻子。

陈琪在社交平台上分享一年的家庭开支明细

作为一位时常需要开会见客户的律师,祝平自己对穿着也不太讲究,除了一套“大几百块”的西装外,多数情况下,他只在淘宝上淘20元左右一件的衬衫,以及两三百一套的西装,“倒是别人会好奇,这年头哪里还能买到20元一件的衬衫。”

对自己“抠门”的夫妻俩却舍得在孩子的教育上大手笔支出。陈琪和祝平最近正在为大女儿物色私立中学,看中的学校一年费用是20万元左右,其中包括学费以及冬夏令营、校外拓展等花费,“很多私立学校会开设类似马术、冰球的课程,假期还会组织学生们出国旅游,我们希望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让孩子也能够参与其中,不要产生太多的失落感。”

今年6岁的儿子,明年也到了上小学的年纪。“等三个孩子都上学了,一年光学费可能就要50万。”偶尔想到这点,祝平感觉压力有点大,但这种念头转瞬即逝,三个孩子的快节奏生活让他无暇多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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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祝平在一个电话会议上刚刚结束自己的发言环节,一边脑海里快速回顾会议内容,一边来到厨房准备晚饭。瞟见水槽里还堆着中午没洗的锅碗瓢盆,一片狼藉,他瞬间有点崩溃。

自上海疫情居家办公以来,祝平在两个多月里已经反复经历崩溃的情绪。平日会有阿姨上门做饭打扫家务,如今都落到了祝平头上。每日忙碌工作之余,他要备好全家的一日三餐,工作、做饭、带孩子,一天的安排非常紧凑。每天晚上哄完老二睡觉,他还得打开电脑,接着处理当天未完成的工作。

全身心带娃的生活,祝平只承受了两个多月,而陈琪已经习惯了十年。

全职妈妈陈琪的时间表

陈琪的父母在江西老家照顾七八十岁的爷爷奶奶,祝平的母亲已经去世了,夫妻俩带娃不靠家中父母,全凭自己。头两个孩子出生后,陈琪一人还应付得来,第三个孩子即将出生时,陈琪的精力也跟不上了。

祝平决定辞职,当一个月的全职爸爸。在家期间,他除了负责接送老大上下学,以及全天看顾老二外,还得买菜做饭、收拾家务。

“很多人认为带孩子没有工作辛苦,那是因为他们没有完完整整地带过。”祝平体会到妻子当全职妈妈的辛苦程度不亚于他在外工作打拼,因此即便回到全年无休、每天12个小时的高强度工作节奏,只要空下来,他就会把80%的时间用于分担家务、照料孩子。

至于陈琪的人生,在拥有三个孩子后,意味着她在10年中至少有8年时间,晚上没有睡过一个整觉,半夜总要起来喂奶、盖被子。她通常自己带着最小的孩子睡觉,生怕孩子半夜啼哭影响到丈夫的睡眠,丈夫是家里唯一的经济支柱,她不希望丈夫白天的工作状态受到影响。

直到第三个孩子出生后,家里才请来阿姨帮忙。陈琪偶尔有时间和孩子们一起睡个午觉,前提是老二没有黏着她,让她陪着下棋,一旦开始下棋,老二能一口气玩到老三睡醒,才不情愿地结束游戏。

“老大善良体贴,喜欢电子产品超过漂亮裙子,知道挣钱不容易,常想着替我们节约;老二能独自沉浸在自己喜欢的事中很长时间,最爱各种玩具,不愿让别的小朋友碰,连亲妹妹也不例外;老三是个‘小馋猫’,小小年纪已经学会了‘讨好’人,爸爸妈妈说‘生气了’的时候,她马上过来亲亲抱抱。”

聊起三个孩子的时候,陈琪的语气总是平稳温柔。大部分情况下,陈琪能够应付“一拖三”的生活,养育三个孩子所付出的精力并不是养育一个孩子的三倍,三个孩子可以一起玩耍,消耗掉彼此的精力。但当“三小只”一起“炸锅”的时候,陈琪形容是她情绪最崩溃的时刻,哄好了其中一个,另外两个还在不停地吵闹,甚至打架。

陈琪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丈夫出差,自己身体不太舒服,三个孩子偏偏一个接着一个地闹了起来。起先只是老三哼哼唧唧,正在听故事的老二有些不耐烦,让妹妹不要出声,接着局面演变成两人互相大吼,吵到正在房间里上网课的老大,三个孩子在客厅里吵成一团。

情绪瞬间失控的陈琪径直冲出家门,重重地把门一关,心想干脆让三个孩子在屋里闹个够。她一个人跑到楼下,哭了起来,只哭了两三分钟,听见孩子们在屋里一直哭闹不停,放心不下,不得不马上擦干眼泪,调整好心情迅速上楼,把三个孩子挨个抱一遍。

睡前仅有的一两个小时,是陈琪紧绷了一天的神经难得放松下来的“充电时间”,她才可以坐下来聊聊天、刷刷剧,陈琪每天最期待的就是睡前和祝平的聊天时间。从早上7点睁开眼睛开始,到晚上9点半三个孩子入睡前,两人的时间都安排得满满当当。笔者每次和夫妻俩相约访谈时间,都被排在了晚上9点半以后。

“三小只”一起在公园里玩耍。(受访者 供图)

一年365天都被孩子们占据,陈琪谈及自己不喜欢社交,对各种娱乐也兴趣寥寥,但聊天时能感受到她充满强烈的倾诉欲。偶尔想要喘口气,她只希望能多一点时间和丈夫单独相处,自从有了三个孩子后,他们已经很少单独约会,偶尔几次,陈琪趁着外出办事,将老二和老三交给阿姨带,才得以溜出来跟祝平单独吃个饭,逛会儿街。

“很多人问我们要不要四孩,绝对不可能。”陈琪的回答很坚定。曾有一晚,她梦到自己又怀了一个孩子,哭醒了。

2021年5月31日,全国三孩政策实施后,上海也出台了相应的配套支持措施,鼓励生育。2021年11月25日,上海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修改〈上海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的决定》,将生育假从30天延长至60天,同时增设育儿假,“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的夫妻,在其子女满三周岁之前,双方每年可以享受育儿假各五天。育儿假期间的工资,按照本人正常出勤应得的工资发给。”

作为少有的三孩家庭,陈琪和祝平一家尚未感受到三孩政策及措施对他们生活的惠及。全职妈妈陈琪不在职场,生育假与她无关;作为律师,常年忙碌的祝平,不管休假与否,需要完成的工作量恒定,区别只在于居家办公还是去公司办公。

从陈琪和祝平的角度来看,不管是生育假期还是生育补贴,对他们的生育意愿影响都微乎其微。

“生育意愿是一个系统性问题,不是给奖励或者补贴就能够明显提升大家的生育意愿的。”祝平认为,政策与措施首先要考虑女性的生育意愿。“我比较倾向对《婚姻法》进行修改,比如全职妈妈一旦遭遇婚姻变故,另一方需要按照某种条件标准无条件支付赡养费。”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零八十八条规定了家务劳动补偿制度,与以前的《婚姻法》(注:《婚姻法》已并入《民法典》)第四十条相比,尽管删去了“夫妻书面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各自所有”这一前提,但应用条件仍然较为苛刻,即便一方能够得到劳务补偿,根据以往判例也不过几万元而已,并不能很好地保障全职妈妈离异后的生活。尤其是对于三孩家庭来说,女性通常是选择放弃事业、回归家庭的一方,她们的权益得不到保障,生育意愿也就难以提升。

祝平表示,保障生育意愿还需要社会系统性的支持。

“如何通过一些惠企政策,让更多企业愿意参与到鼓励员工生育中来,以及如何解决生育后的孩子看护问题,是否能建立一些公益性的托幼服务,这些都需要考虑到。”

对于像祝平和陈琪这些在上海等一线城市打拼的年轻人来说,生存焦虑感和安全感是不可忽略的问题,而这种焦虑不仅仅和房子挂钩,更和上海这座都市的快节奏生活有关。

经历这次上海疫情,“沪漂”多年的夫妻俩开始重新思考离开上海,把家搬到压力小一些的二线城市去。至于具体去哪个城市,他们还没考虑好,但他们希望生活节奏能够慢下来,理想的图景是住在一个有小院落的房子里,庭前种菜养花,周末能够领着孩子们爬山捉鱼,每天有时间一起散步。陈琪畅想道:“这就足够了。”

* 应采访对象要求,陈琪、祝平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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