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我们准备在弗吉尼亚州的诺福克市建立临床中心时,我们的团队很快遇到公共政策问题。在计划实施过程中,我们需要有医院参与进来,因为当时取卵子还是通过腹腔镜,这是一种需要入院和全套医疗设施辅助的方法。我们联系到医院的主任格伦·米切尔先生,他曾经在约翰霍普金斯工作过,也是我们多年的好友。

格伦·米切尔为我们在医院里提供了一间接生室作为取卵的房间,相邻的是放置消毒器材的地方,也可以转变成一个小型实验室。1979年的秋天,我们就这样开始动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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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开工后不久,我接到格伦·米切尔打来的电话,他告诉我说有一项新的法律规定,医院需要申请一个“需求许可”,这是弗吉尼亚卫生署要求的,防止医院提供重复服务的一项管理措施。他说既然现在没有类似项目,这将是个常规手续,按照申请的程序进行,应该是很简单的,因为不太会有反对意见。他又说我不需要出现在申请过程中,他会完全处理好。因此在1979年9月提交申请时,我没有参加听证会。

然而听证会并不像他想象的那样简单。会议议程出现在了当地报纸上,因此会议期间有大批堕胎反对者蜂拥前来聚集,抗议医院将要开展的项目。最终申请被拒绝,但听证会的官员说,医院也许可以通过公众听证程序再次为IVF申请“需求许可”,事实上,医院方面也表现出了打算通过这种方式申请的意愿。

在这些完成之前,我有一个想法,想知道诺福克综合医院和东弗吉尼亚医学院的董事会,是否支持我们为开创IVF中心所做的努力。因此“需求许可”被拒绝后,在开始第二次申请之前,我要求出席医院和医学院的董事会。在这两个会上我都声明,虽然我们正在计划开创IVF中心,但我们的计划还没完善,如果两方面的董事会有任何的反对,这个计划将会很容易就被取消。最后两个董事会全体一致通过。这次得到的认可,让我感觉我们的后方有了保障,可以说,是我们力劝医院通过大众听证程序再次申请“需求许可”的。这一次,听证会定在1979年10月31日,也就是在万圣节当天举行,时间定在了下午两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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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毫不知情的情况下,牛顿·米勒(后来成为一名在诺福克行医的妇产科医生)号召了大量的医学院学生,在听证会之前就聚集在会议总部,就是医学院校园附近的诺福克卫生局。学生们基本上占领了全部座位。所以当一车一车的反堕胎人士到达,带着抗议我们申请的志愿,准备进入听证会大厅时,观众席已经没有空位置了,这就导致了过度拥挤和阻塞。而消防局就在附近,他们禁止人站在走廊里。最终还是学生们妥协了,一些医学院学生离开,留出座位给反对者。这次听证会也因此延迟了开始时间。美国三大电视台CBS、NBC、ABC的工作人员,在旁边记录了现场反对者的行为。稍后,更广泛的报道出现在国家出版物和诺福克当地的报纸《明星纪事报》上。听证会直到晚上8点才结束。反堕胎者们得到一个机会,用他们邀请到的外州人士来表达他们的反对意见。我们也邀请了我们在霍普金斯时就结交的好友,哈佛大学生理系教授约翰·比格斯博士,美国妇产科学院主席也是杜克大学妇产科系主任的罗伊·帕克博士,还有我们的另一位好友,圣公会西弗吉尼亚教区的主教希思·莱特,以及本地犹太会堂的拉比劳伦斯·福尔曼,这些人都代表我们发表讲话。反对者提出的异议是,我们干预了上帝的工作,这将导致畸形儿童的出生。此外还有很多毫无意义的反对,比如,一个反对者指责我们在试管里乱伦,因为我们将要做的实验是把人和猴子结合。

同时还有其他争论针对IVF计划,贯穿其中的很多问题都是有关堕胎。有些发言人指出,他们所理解的IVF过程中,会移植多个受精卵子,但事实上仅有一个或两个会最终能形成婴儿出生。这就意味着那些最终没有发育的都夭折了。实际上,很多抗议的人都是在反对“罗伊诉韦德案”中参与反堕胎运动的“老兵”。显然他们已经失去了表达的平台,现在发现IVF是一个方便他们歌颂他们那些已经歌颂了多年的、关于堕胎事件的新平台。我们成了导致堕胎的被告。

学校和医院的行政管理层都前来出席,支持我们的申请。包括东弗吉尼亚医学院的校长威廉·迈耶博士,还有一些医院和医学院理事会成员。

主持会议的官员在那天并没有表达出什么观点。事实上,随后还有几次附属听证会,最终我们在1980年2月申请到了“需求许可”。然而事情并没有结束,抗议者又去法院申请禁令。在禁令这件事上,东弗吉尼亚医学院妇产科系主任梅森·安德鲁斯博士主持了另一场听证会,禁令才未获准许。我们在1980年3月才最终能够开始IVF的项目。尽管申请到了“需求许可”,但我们在伦理方面的顾虑并没有完全放松下来。比如,示威者一次次的出现在医院门前,迫使病人甚至医生,不得不穿越他们的人墙才能通过。

在我们的第一个试管婴儿,伊丽莎白·凯尔,1981年12月出生的时候,反对派的领导者查尔斯·迪安先生身上挂着广告牌正在医院门前招摇,上面写着“拿事实来见我”,他还到处散布宣传小册子,描述我们正在做的“恐怖”事情。

还有一些当地的反对者,持续去诺福克附近那些有支持医学院预算项目的市政当局抗议了很多年。当医学院组建时,社区提供了基金预算,按年度基准为医学院提供资助。反对者在80年代的最初两三年里一直试图将这些预算项目清除。我和校长迈耶博士特别前去参加诺福克市和切萨皮克市的年度市政厅会议,才最终成功阻止了那些支持医学院的财政预算被挪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