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甸军人接管政府是在1958年缅甸陷入不稳定状况时，应当时文官政府的要求而走上缅甸政治舞台的，这是独立后的缅甸军人第一次以看守政府的名义掌管缅甸政权，可以说是应邀上台，但仅仅两年时间，军人看守政府便发出了“信任得到了维护吗？”的抱怨，这又是为何呢？
一、时势造就的军人内阁
独立后的缅甸文官政府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多方面进行了改革，然而不但收效甚微，最终还导致了缅甸执政集团的内讧和在野反对派的撕裂，缅北的自治倾向也越演越烈，缅甸政局陷入动乱不堪之中，时任缅甸总理吴努为保持自己和执政集团在缅甸的地位，迅速稳定缅甸局面，便以内阁名义招请缅甸军方出面，要求缅甸军方接管内阁，组成看守政府，并在6个月内控制住缅甸局势，以便有秩序的推进缅甸新一次的大选。
长期隐忍在缅甸政局背后的缅甸军方，终于得到了合法的登台机会，他们急迫的想要在独立后的缅甸干一番大事业，但明显他们所计划的这番“大事业”超过了文官内阁邀请其出台控制局势的范围。
二、军方用一年的时间下了一盘大棋
1.组建强人内阁
缅甸军人看守政府接管内阁后的第一个行动便是组建了一个以军人为主要成员的强人内阁，这个内阁不受缅甸任何党派的影响，只对缅甸军方的最高指挥者负责，而这个指挥者在当时就是缅甸军方的奈温将军。
2.强力恢复稳定
强人内阁组建后，看守政府的第一个大动作便是通过军管迅速稳定缅甸局势。看守政府以果断的力度对缅甸内部的异见分子进行了打击，并逮捕关押了大量人员，根据统计，缅甸国内当时的各种监狱人满为患，看守政府不得不在沿海的一个岛上新建一座监狱。
到当年年底时，缅甸政局基本趋于稳定，首都仰光街头长期没有清理的垃圾终于得到清除，交通基本恢复正常，工农业生产渐趋平稳。
3.关注民生
到1958年年底时，看守政府实际上已经完成了吴努内阁交付的任务，缅甸社会已经基本恢复秩序，但此时的看守政府并没有将权力归还给文官内阁，相反他们关注起了民生。
看守政府首先在仰光的郊区新建了多个住宅区，将市区内的无家可归者和棚户区居民搬迁到了这些新的住宅区，看守政府的这一举措在仰光的下层平民中得到了拥护，看守政府因此计划在全国推广这一行动，以改善贫民的居住条件。
除此之外，看守政府还致力于增加国内的农产品供应，降低食品价格。看守政府废除了吴努内阁时期制定的禁止私人屠宰牲口和经营大米的政策，允许私人贩卖鱼肉、各类家禽，同时准许私人在缅甸国内经营大米贸易，这些措施的出台，激活了缅甸国内的农业生产和贸易，增加了缅甸国内的农产品供给，农产品价格得以下降，民众生活质量与吴努内阁时期相比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
同时，对于国内必须的工业生产用品，看守政府在政策上要灵活于吴努内阁，他们对这些工业生产用品实行了一定期限上的免税。
4.用军官充实各类机构
看守政府上台后，迅速扩大了国防协会的规模。国防协会原本是缅甸军方的内部培训机构，是为缅甸军方培训中下层军官的基地，但缅甸军方接管内阁后，国防协会的职能便发生了很大变化，从单纯的军官培训扩大到了承担经济工作等方面的人才培训，这些人从国防协会结束培训后，便开始在缅甸银行业、建筑业、服务业等方面从事管理和一线工作，但从身份上他们却保留着军人身份。
缅甸军方通过这种方式，不仅渗透到了缅甸的经济行业，也渗透到了缅甸政府的各个方面。他们将越来越多的军官充实到了政府的各级行政机构中，担任各个司、局、委员会的负责人，通过这种方式，缅甸军方基本控制了缅甸政府和经济的各个方面。
在6个月的限定期内，看守政府的所有行动旨在三个方面，即稳定局势、获取支持、掌控政治经济方面的人事，通过这三个方面的布局，即使军方结束看守任务，军方在缅甸社会的势力也很难消退。
在完成这些部署后，军方开始认为它不再是一个临时性的权威组织，而是一个独特的政治实体，他们已经有足够的实力去继续行使权力。
到1959年2月时，奈温将军很明确的宣布军方未能在限定期限内完成大选前的准备工作，他需要延长看守政府的期限，并以辞职相威胁，吴努迫不得已同意延长看守政府的一年期限。
到1959年大选即将临近时，看守政府依旧不愿放弃权力，同时看守政府在政治、经济方面也没有出现更大的作为，缅甸社会除了军队严管下的稳定外，依旧没有拜托之前的困境，公众对于看守政府的不满日益严重。而缅甸军人渗透到经济和政府层面后所尝到的甜头，使军人内部更热衷于对缅甸社会的控制，在此情况下，不满情绪日益增加，要求看守政府归还权力的呼声越来越大，看守政府在名义上开始解散，文官政府重新执政。
但实际上，军方并没有放弃任何权力，与之前相比，文官不仅依旧不能控制军官，连中下层的政府和经济事务官员也牢牢的掌控在军方手中。
而面对缅甸社会对军方不肯放权的质疑，军方在1960年发表了题为《信任得到了维护了吗？》辩解声明，在这份声明中，军方历陈长期以来对缅甸社会的贡献和所受的委屈，并表明了军方继续掌控社会资源的决心。
与此同时，国防协会继续向政府的文官职务上输送着越来越多的人才。这些为缅甸军方在日后重新恢复军人统治奠定了政治上、经济上和心理上的支持。而这一切正如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但彼时与此时的缅甸社会除了不满，也难有其他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