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说：深圳为生前预嘱立法 采访对象供图（下同）
“我的生命我做主。”这个看似朴素、明了的问题，在医学和司法实践中始终是个难点与痛点。近日，深圳市七届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表决通过《深圳经济特区医疗条例》修订稿，其中第七十八条在“临终决定权”上做出了大胆突破，规定如果病人立了预嘱“不要做无谓抢救”，医院要尊重其意愿，让病人平静走完最后时光。由此，深圳市成为全国第一个实现生前预嘱立法的地区。
一石激起千层浪。深圳立法将“临终决定权”交给患者本人，法理与情理会不会产生冲突？法规的落地还会遇到哪些掣肘？
（一）地方立法早有“伏笔”
“深圳通过制定地方法规的形式，确立了‘生前预嘱’的法律地位，可以说是有一定的国内实践积累和政策‘伏笔’的。”上海大学社会工作系副教授程明明长期从事安宁疗护的理论研究，她说，2017年，国家卫生部门曾在一个月里下发了三个文件，涉及安宁疗护的基本标准、服务规范及服务指南等，同时启动了第一批安宁疗护的试点城市，包括上海的普陀区、北京的海淀区、吉林的长春市、河南的洛阳市和四川的德阳市。2019年又启动了71个安宁疗护的试点城市。2016年，安宁疗护事业又成为《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是要让人有尊严地、安详地走完生命的最后归程。
程明明介绍，“生前预嘱”在我们国家是个新事物，但在发达国家，这已经是个通晓的概念，英语叫作“advanced directive（预立医嘱）”，我们国家把它翻译成了“生前预嘱”。无论是医嘱还是预嘱，都是一个人在生前意识比较清醒的时候，对自己的死亡方式做法律的明确，比如，在已经没有抢救价值的情况下，是不是还要继续插管、还要不要使用昂贵的延续生命的药物等。一旦做出了法律选择，任何人，包括他的子女、配偶等都不得干预，必须按“预嘱人”的真实意愿处理相关问题。
（二）预嘱并不是安乐死
此次的《深圳经济特区医疗条例》修订稿第七十八条规定：收到患者或者其近亲属提供具备下列条件的患者生前预嘱的，医疗机构在患者不可治愈的伤病末期或者临终时实施医疗措施，应当尊重患者生前预嘱的意思表示：（一）有采取或者不采取插管、心肺复苏等创伤性抢救措施，使用或者不使用生命支持系统，进行或者不进行原发疾病的延续性治疗等的明确意思表示。
那么，生前预嘱与长期以来颇具争议的安乐死，究竟有没有区别呢？这也是深圳这次修改地方法规后留给许多人的一个问号。有人担心，生前预嘱的普遍实行，会不会导致安乐死的“合法化”。有业内人士表示，这样的担忧是没有真正弄清两者在具体实施过程中的差别。安乐死是指无痛杀死，或者不给予维持患者生命的措施与行为，涉及主动致死行为，也可以说是对特定人实施了“加速死亡”的行为。生前预嘱则是属于安宁疗护范畴，它既不是使用药物等方式“加速死亡”，也不是用各种手段“延缓死亡”，而是充分尊重患者的个人意愿表达，不涉及主动致死行为，是让患者尽可能减少痛苦，从而体面地结束生命。换句通俗的话说，尊严死不是安乐死，生前预嘱是让病人决定自己的“抢救权”。
（三）孝道也要与时俱进
2017年，79岁的台湾女作家琼瑶公开发表了“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封信”，立下“尊严死”的生前预嘱：不论我生了什么重病，不动大手术，让我死得快最重要！在我能作主时让我作主，万一我不能作主时，照我的叮嘱去做！不把我送进“加护病房”。不论什么情况下，绝对不能插“鼻胃管”！因为如果我失去吞咽的能力，等于也失去吃的快乐，我不要那样活着！不论什么情况，不能在我身上插入各种维生的管子。尿管、呼吸管、各种我不知道名字的管子都不行！最后的“急救措施”，气切、电击、叶克膜……这些，全部不要！帮助我没有痛苦的死去，比千方百计让我痛苦的活着，意义重大！
中国有句骂人的话，叫作“不得好死”。什么叫“好死”，说得文雅一些就是“善终”。而善终首先就应当包括无痛苦死亡的含义，这就需要观念的与时俱进。程明明说，为生前预嘱立法的事首先出现在深圳，这很好理解，一般来说，在深圳、上海这样的市民整体文化程度和社会文明程度较高的大都市，倡导这种理念、推行这种做法相对容易为市民所接受。要知道，把“临终决定权”“抢救权”交给患者本人，这与千百年来中国文化中特别强调的“孝道”是有冲突的。在有的家庭，会以“爱”的名义，宁愿让家属饱受痛苦，也要努力延长其生命。有的是“长子说了算”，只要长子不点头认同，其他人谁也无权决定已经“生不如死”的父母临终前的最后尊严。深圳立了法，生前预嘱让“死亡尊严”这个概念有了一个更新，一个人选择以怎样的方式离开，提前通过法律形式做了决定，不受其他人的干预，这也是一种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
新民晚报记者 王蔚